貢禹、匡衡用真才實學事奉其主 （總第一百〇五）

《資治通鑑》裡最具鑑戒意義的這些事兒

漢元帝是一個懦弱之主，但在他為帝這個時期，卻有兩個相當傑出的人物，諫大夫貢禹和丞相匡衡，他倆一開口就是金玉之言。

王夫之評判說：“貢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蓋亦鮮矣。”大意是：諫大夫貢禹和丞相匡衡的語錄，不夠純粹的很少。

貢禹被徵為諫大夫，漢元帝問政，他說：“命中註定要產生的聖人，為萬民而生，不僅僅是為了娛樂自己而已。”

貢禹被徵為諫大夫，漢元帝問政，他說：“命中註定要產生的聖人，為萬民而生，不僅僅是為了娛樂自己而已。”

匡衡則在對漢元帝的諮詢時這樣說：“天與人之間，有可能會有不期而至的陰陽災害之氣相激盪，善與惡相悖而行，應該省去不必要的精美華麗，考證國家各項制度，親近忠誠正直的人，運離奸佞小人，為的是崇尚那至高無上的仁義。”

匡衡又說：“聰明而開通之人，應該防止為人太過細緻；寡聞少見之人，應該防止閉塞無知；勇猛剛強之人，應該防止過於暴躁；仁愛溫良者，應該防止優柔寡斷；湛靜安舒者，應該防止不思進取；心胸博大之人，應該防止粗心大意。”

他還說：“關於婚姻的禮制，只要能夠端正，然後就會萬物和順而天命祥正。孔子議論詩歌，從關關雎鳩開始，是因為婚姻愛情是倫理綱常之首，是聖王教化的開端。”

他另外還說：“聖人的一動一靜，和誰交遊，和誰宴飲，和誰親近，都要使尊貴卑賤有一定次序。”

“端正了家庭，天下也就安定了。”這也是匡衡的經典語錄。

他接著還有金玉之言：“奸巧邪惡之徒會乘機而動，使國家混亂。所以，聖人謹慎小心，不願有一個不好的開端。用心防範動亂於起動之前，決不因私人的恩情傷害公正的原則。”

“端正了家庭，天下也就安定了。”這也是他的經典語錄。

閱讀他們的文章，推演其中章句的含義，可以想見，他們的學問，絕非前輩學者公孫弘和兒寬等只靠抄襲一些往昔的典籍和傳聞，毫無自家心得之人所可及；也不是像韋玄成、薛廣德等，胡亂選擇學問，且還不能精通一門的人可以相匹敵的。

司馬光卻以“臣光曰”為題，對這兩人予以撻伐：漢元帝優柔寡斷，貢禹和匡衡不能及時指正，而只是順著元帝的所謂長處，毫不懈怠地對元帝的恭謹節儉給予鼓勵，因此，元帝的優柔無斷，實在是貢禹、匡衝的罪過。

這個論斷實在有點過分。元帝之所以優柔寡斷，只在於他心中糊塗，不能慎重察覺事物發展的苗頭，心中沒有什麼主見而已，而他所表現出的恭謹節儉，也只是徒有虛名並無無實際內客。皇帝尊貴富有，即使，他確實是有心要去省之又省，但能讓他沉溺其間，消磨他志向的事物委實太多；宴飲之間，文遊之餘，所接觸者，外戚史高、宦官石顯，難道他們沒有誘導皇上奢侈的行為？怎不見司馬光大人所致一辭！他倆不過是算不上誘導皇上奢侈過於厲害之主罷了，如果，他們不在生活奢靡上誘導主子，皇上又從何知道他們的奸邪，而不疏遠他們呢！

自此可以看出，假使，當時沒有貢禹、匡衡等正臣引證典籍《詩》、《禮》上的精嚴旨義，防止這些末流，那麼，以漢元帝的柔弱，再加上他的驕淫，他怎麼能夠得到十六年穩定的統治呢？他又怎麼能夠建立起來內無寇盜搶奪、外受邊地襲擾的功業呢？

君子用他們的平生所學，輔助天子，與那些激憤於一時之事的不合理，一個勁兒地進諫的大臣不同。善用諫諍之法的人，攻擊時政的弊端，從不考慮矯正弊端所可能造成的偏激後果；善用所學輔助皇上的人，以合乎正理的常道來規勸皇上，不但可以糾正根本，達到與進諫者同等的效果，而且，還可以避免或偏剛或偏柔的毛病；即使天子一時不能領悟而解，也還可以保障國家運轉的基本大綱不混亂。因此，聖人孔子對於“荏弱”的魯哀公，只是從人道政事等大的方面來規勸他。不屑於用“奔越”，即敗逃僭越的禍亂來提醒他，讓他提前得以防備。難道以孔子的聖德不明白時事的變化？

匡衡的銀幕形象

預先用大道治理國家，非常的變化自然就消失了，而且，匡衡曾說過：“親近忠誠正直的人，疏遠奸邪的小人和寡聞少見之人，應戒慎自己的閉塞無知；仁愛溫良的人，應戒慎自己的優柔無斷。”這些話，本就說出了漢元帝的短處，同時，此話也並非是驕枉之過激言論，在循循誘導皇上時，有力而準確。

可以讓人知道的，就用不太顯露的話去告訴他；不可以使人知道的，即使痛哭流涕也不能讓他知道。因此，君子的發言，有根本，有要領，與一般的大道理也不會相違背。臨時補偏救弊的進諫方法，貢禹和匡衡二人都不崇尚，這也是很在行的君子之道啊！

司馬光身為評史之大家，只因看到蕭望之、周堪沒有犯下死罪而被處死，於是就把他們的死歸罪於元帝，又因此而歸罪於貢禹、匡衡。殊不知在當時，宦官石顯的奸惡，也沒有禍及天下，全國也很太平啊！貢禹和匡衡等儒臣的雍容涵養和功勞，怎麼可以被誣衊呢？

西漢中途夭折，實是其後漢成帝和漢哀帝的奢侈放縱所造成，並不是因為漢元帝的優柔寡斷所招致。又怎麼可以拿這以後成、哀二帝時的宰相張禹和孔光兩人的罪過，套用到貢禹、匡衡兩位傑出政治家的頭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