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兩朝的兩對帝王父子

——有關從楊堅到李世民的歷史閱讀

卷四·大業、貞觀紀事（下）

|第七章 難解難分：兩個王朝的關聯

|崇佛與尊道

身為大隋王朝的兩代帝王，楊堅和楊廣都篤信佛教，楊堅曾以護法金剛自詡，獨孤皇后死後立即就成了“妙善菩薩”。

而楊廣，早在以晉王之身坐鎮江都時就被佛教界頭面人物呼為“總持菩薩”，頗有些香菸繚繞薪火相傳的意思。

但是也有區別。

隋文帝和獨孤皇后尊佛禮佛的重點並不在於研習佛教義理，而是重在積功修德，目的自然是既在當代，也為來世。

正是因為把崇佛作為一種為自身貼金的加強和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手段，所以才有了佛塔林立寺院廣佈的國中景觀。也就才有了朝廷使者分送佛骨舍利、萬民百姓爭相禮拜的場面。

說文帝晚年差點就將整個國家都變成一個龐大無比的道場，恐怕也算不得過分。

曾有唐代和尚總結隋文帝興佛的功德——

“周朝廢寺，鹹乃興立之。名山之下，各為力寺。一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區。自餘別造不可具知矣。”

數字已經夠可觀了，可就這還是不完全統計。

當時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自己土生土長的道教在那時雖然不如佛教那麼風光，但也在朝廷的關照下，與同樣也是土生土長的儒家一起，以雙峰並立之勢，烘托映襯著來自域外的佛教。

國中三教並重多元一統，皇上因勢利導又在借力發力。

和自己的父皇不同，受過戒的大業天子信佛卻不佞佛，三教並重以儒為先。因為有過長期的南方生活的經歷，大業天子也修功德但更重義理。他曾拜天台智者為師，研習法華經義。他曾以佛教術語表露過自己的意願——

“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

印度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所謂乘，有“運載”和“道路”的意思。按照佛教說法，小乘路窄、自然也就車小，只能度自己或很少一部分人；而大乘車大不說，道路也很寬廣，“希優遊於大乘”的大業天子在這裡表達的顯然不僅僅只是宗教情懷，同時也是一種執政和施政的理念。執政後從來都是大幹快上大張旗鼓大肆鋪排的大業天子選擇大乘其實就是水到渠成的天然自然。

“匹夫行善，只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荷賴。”這還有什麼好說？！

對宗教進行政治控制，隨著地理疆域的統一，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也要天下一統，這樣的事情秦皇漢武幹過，隋唐當然也要如法炮製，後來的明清也沒忘了照貓畫虎。既然是一以貫之，自然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和自己的父皇比起來，大業天子好像功德更為圓滿，做的更為成功。

最厲害的一手就是在京師建造日嚴寺，延攬自己認可的大師來做主持，並給予充分的政治支援。這樣，既是京師重地，又有皇上點頭認可，不僅南北教風一致，京師寺廟自然也成了國內翹楚，其主持也就成了教界首領，國內佛教各流派能不歸於一統？！

還是那個總結了隋文帝興佛功德的唐代和尚同時也總結了大業天子的功德——

“隋煬帝於長安造二禪定，並二木塔，並立別寺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萬零一千區，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區，度僧六千二百人。”

拿它和前一組數字比較，可以發現，大業天子在立寺、造像、度僧尼方面比乃父少得多，但在整理佛教典籍、綜理教派教義等更有宏大意義的事情上較之乃父又要超出許多。

還有一件事也值得說說。建佛教道場於宮廷之內，是大業天子營建東都洛陽時的創舉，以後各代或佛或道、或佛道並行，於內廷建道場都非常盛行。這既表明宗教與皇朝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意味著宗教受政治控制的程度更加深了。

皇上其實是靠不住的，這樣的話我們在上一節剛剛說過。而那時的僧人們雖然沒有公開這樣說，但心裡對此也是一清二楚。既然北周時的皇帝可以毀佛滅佛，當今和以後的皇上會不會又變了主意也是誰也說不準的事情，所以哪怕就是在大業天子時期，就有僧人未雨綢繆“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最早開始此舉的是幽州沙門智菀，後來又是他的弟子們生生不息代代努力，終於成就了後來馳名中外的房山石經。

現在我們該說說代隋而立的大唐初年的情況了。

由於曾經身為大隋高官，深受當時那個時代的影響，加之哪怕成了唐朝開國皇帝后，身邊依然圍繞著許多隋代舊臣，唐高祖李淵最初對佛教也是尊崇的。

據說，早在大業天子時代，九歲的李世民患病，當時還是大隋滎陽太守的李淵燒香磕頭，祈福不已。愛子病癒，他特地“造石佛一軀，刊勒十六字以志之。”

就是起兵造反，大軍已經到達京師附近的華陰時，他還跑到佛寺裡求菩薩保佑自己造反成功。

武德二年（619），他還在京師長安的高僧中，選了十位頗有年資且精通佛法的僧人為十大德，讓他們管理一般僧尼，既加強了對佛教機構的管制整頓，也無形中表示了自己對佛教的重視和在意。

|敦煌莫高窟71窟初唐《淨土變》【區域性】|

事情好像是在武德三年（620）開始轉彎兒的。

那一年唐高祖親自跑到終南山祭祀道教的開山鼻祖老子李耳。

認老子為遠祖，變教主為皇祖，最初的動機無非就是拉大旗為虎皮，證明自己得天下是有緣由的。

不遺餘力地證明自己天生異秉、龍子龍孫的事情前朝往代的皇上——尤其是開國皇上都沒少幹過——但自己給自己找祖宗的事總不能讓皇上親自來幹，於是就有了那個故事：

說是大唐剛剛建國的武德元年（618），有個叫吉善行的晉州方士在絳州（今山西新絳）浮山縣羊角山見到一白衣白髯的蒼蒼老者。

那老者告訴他：“替我轉告唐朝天子，我是老君，就是他的先祖。”

事情就這樣倒了過來，明明是皇上找祖宗，反而成了祖宗認後人，李皇王朝一下就得分不少。於是就建廟，就進香，就認祖歸宗，道教也就開始了自己翻身解放大發展的新紀元。

排佛尊道的標誌性事件發生在武德七年（624）。

曾經是個道士的傅奕現在成了大唐太史令，一直喜好老莊、尊崇儒學的他早就看佛教不順眼，曾細心收集魏晉以來的駁佛言論，編成《高識論》十卷。

他的立論宗旨依然在於申華夷之辨，張忠孝之義。前者從來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政治問題，後者依然事涉治國之策，所以振振有辭，而且連上十二道奏章，頗有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為主義而獻身的勁頭。

他的論點大致可以概括為：

佛教來自域外，為胡人妖言，漢譯胡書，別有用心；

削髮出家，拋棄父母家人，不忠不孝；

遊手好閒，易服改裝，逃避賦稅；

宣揚貧富貴賤皆由佛定，置皇威於何處，視國家為何物？！

事涉皇權國威，皇上自然不能掉以輕心，於是下令百官詳加議論。

|初唐-321窟北壁-阿彌陀經變【全圖】|

辯論中，傅奕的支持者只有太僕卿張道源，其他朝臣都持反對態度。反對最激烈的是當時擔任中書令的蕭瑀，他指責傅奕“非聖”“無法”，要求對其嚴懲。

傅奕則指責對方信奉的是“無父之教”。

傅奕扳著指頭算的那筆帳打動了唐高祖。

按那種演算法，當時全國僧尼人數達十萬之多，如果各自婚配，國家可得十萬戶，所生子女二十年後都是國家的勞力和兵員，既可醇化社會風氣，又可富國富民。

不能說這種說法沒有道理，隋末戰亂，加之突厥擄掠，難民外逃等因素，人口銳減百業凋零，實在是個讓人撓頭的難題。作為貞觀天子的政績之一，李世民即位後曾多次從突厥等處贖回外逃難民近二百萬人。

而當時的唐高祖卻沒有那些條件，自然只能從內部想辦法了。

作為對傅奕的支援，唐高祖明確宣佈：

在參加國家重要典禮和公開活動時道教最先、儒家居次、佛教最後。由於儒家實際上是基本超越於佛道之爭，兩家都不能動搖它在國家政治生活和民間社會的影響，所以這種排位只對佛道兩家產生了影響。

後來就到了貞觀天子掌權的貞觀時代。

貞觀天子的態度曾幾經反覆。

玄武門事變當天，當時還不是天子、甚至也不是太子的李世民就迫使其父皇取消了抑佛詔令，重新恢復了佛先道後的排列順序。

這其實也是一項穩定人心、意在爭取所有僧道徒眾支援的民心工程。

他當年身為秦王領兵平定王世充時，曾經得到過少林寺僧人的幫助。

感激之餘，當時的秦王還接見了幾位為首的法師大加讚揚，並表示既然受到“彼岸之惠”，日後一定要使僧俗人等“各安舊業”。

玄武門事變當天，秦王採取的那項措施其實就是在還願呢。

貞觀元年（627），貞觀天子開始以一種虔信佛教者的姿態向反佛的傅奕提出詰難：

“佛道玄妙，聖蹟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

所謂“報應顯然，屢有徵驗”的話其實是有典的。

典出於上一年玄武門之變前一月，傅奕向唐高祖報告說太白星出現在秦州，預示著秦王要做皇帝。

李淵聽了報告後很不高興，李世民也差點受到追究，所以才有了貞觀天子的如此說法。

傅奕回道：佛是胡神，起自西域，後傳中國，所以“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

他的話貞觀天子顯然是聽進去了。

如果說當年大業天子揚佛是出自統治需要的話，那麼現在抑佛同樣也是出於統治需要。但事涉政局穩固，貞觀天子當然不會操之過急。

貞觀二年（628），貞觀天子下敕：“章敬寺是先朝創造，從今以後，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設齋行香，仍永為恆式。”這自然是為了籠絡前隋舊臣。

貞觀三年（629），貞觀天子又開設了譯經館，任命西突厥的波羅頗迦多羅主持，並度僧三千人。

這當然不排除是一個做給突厥可汗的姿態。

同年閏十一月，貞觀天子又利用佛教的超度亡靈說，下令於晉陽起兵以來進行過義戰的作戰之處，“為義士、兇徒殞身戎陣者，立寺剎焉。”這其實還是個政治動作。古往今來，為己方將士樹碑立傳祭奠不已的數不勝數，但將昔日的敵人也一併納入，貞觀天子的舉動就是令昔日的敵人也無話可說了吧？

在戰敗宋金剛的晉州有了慈雲寺。

在鎮壓竇建德的汜水有了等慈寺。

在平定劉黑闥的洺州有了昭福寺。

一共七座寺廟就這樣建了起來。貞觀天子果然是對民心極其重視。果然。

當然了，政治表態是一回事，實際操作又是一回事。如同當年情形的一次翻版，只不過當年李世民有病父親李淵求的是菩薩；現在有病的是貞觀天子的太子李承乾，作為父親的李世民找的卻是道士，“敕道士秦英祈禱，得愈，遂立為西華觀。”

這是貞觀五年（631）的事。

還記得我們前邊說過，李世民還是秦王時，就有道士一口咬定說他將來要當太平天子的事情嗎？那個道士叫王知遠。

李世民登基之後並沒有忘了他，一定要委以重任，王道士力辭後歸山。貞觀天子下令為他建造了太受觀，並度道士二十七人。

貞觀天子意猶未足，又同時親降璽書，先是回首往事，憶及道士前功：“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

一席話能讓天子如此牽掛，乃至在夢中也是念念不忘，王道士能量果然不小，而皇上的讚揚也就鏗鏗鏘鏘擲地有聲：“道邁前烈，聲高自古！”

說來說去，皇上最在意的其實還是當皇上。

這是貞觀七年（632）的事。

眼看曾經高高在上的地位就要成昨日黃花，佛教有關人等自然不甘心，他們想透過朝中信佛大臣的力量，具體辦法就是奏請皇上允許先皇挑選的十大德每天與朝官一起入朝，皇上就是不想禮拜也得禮拜，如此大家不是就又可以鹹魚翻身了嗎？

不料皇上一眼就看穿了他們的圖謀，道士出身的魏徵也堅決反對佛教染指政治。

後來就有了貞觀十一年（637），貞觀天子頒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的事。

這是貞觀天子第一次對佛、道地位做了分等，也就正式宣佈了抑佛的開始，並再次強調老子是李唐王朝的始祖，提出“尊祖之風，殆之萬葉”，也就是李唐王朝要傳之千秋萬代的意思。

也在那一年，貞觀天子又修老子廟於毫州，並給祭祀二十戶。

這當然極好理解，已經成了當今皇上遠祖，道教教主其實就是有名有姓的皇天上帝。

拿死人說事兒，從來為的都是活人。

天子自洩天機，皇上已有聖旨，那麼，佛也好、道也好，大家各安其位，各念各的經，各修各的行也不失為一種常態，有容乃大包容萬物本該就是所有宗教悲天憫人的原始情懷呀。

但還有不識相的非要爭個你高我低。

先是有個叫智實的和尚對天子的詔書提出質疑，認為現在的道士並非真是老子信徒，而是東漢張角兄弟的黃巾信徒，是旁門左道，將他們也置於僧尼之上，將會損傷國體。

出於對他勇氣的欣賞，貞觀天子本想派個人教訓他一頓算了，沒想到和尚怎麼也不服氣，於是就有了皇上在朝堂打和尚板子的事，後來還將他流放嶺南。

高僧法琳更直接指出皇家天子並非老子後裔，甚至與隴西李氏也沒有關係。既然老子已被認定是皇祖，法琳的行為就犯了大忌。

貞觀天子親下《詰沙門法琳詔》，認為法琳藐視君王，罪不可恕。法琳身陷囹圄。因為他在攻擊道教的《辯證論》裡有“念觀音者刀不能傷”的話，皇上讓他念七天的觀音，到時候用他的脖子試試刀，看觀音是否靈驗。

性命攸關，法琳七天後說自己沒有念觀音，只念陛下，陛下就是觀音。

法琳後來被流放蜀地，死於途中。

朝堂之上，貞觀天子也沒有放過對那些信佛大員的責難，有時甚至就是有意的羞辱。

大臣張亮好佛，皇上就故意慫恿他出家，張亮難捨紅塵，自然遭到訓斥。

一旁的蕭瑀為此自請出家，皇上當即照準。

但蕭某人很快又後悔變卦了，惱怒不已的皇上又有了特意斥責他的詔書，並以梁武帝沉溺佛教、搞得國力困頓，武帝自己也被困死臺城的事例表明了自己的抑佛主張。

曾經是英明無比的貞觀天子自此在尊道抑佛之路上大步流星，越走越快，也越走越遠，直到最後迷戀起道士們的方術，服用丹藥而暴亡。

還是那句老話，揚也好，抑也好，只要是皇上，不管他是誰，最最在意的其實還是自家王朝自家天下自家宗廟。

所以秦始皇才要焚書坑儒。

所以隋煬帝才要尊佛禮佛。

也所以唐太宗才要尊道抑佛。

事實很清楚，當年的貞觀天子之所以要不遺餘力借力發力地大抬特抬老子李耳和他的道教，並且惟獨只在這個問題上與乃父保持高度一致，承認李耳為自家遠祖，關鍵就在於一筆寫不出兩個“李”字來！

在這一點上，貞觀天子遠比此前此後的許多皇上都要聰明的多。

那些人搞來搞去也是在搞崇拜，但只是單純的皇權崇拜，也就是誰當皇上就崇拜誰。貞觀天子要搞的卻是對皇族乃自皇上個人的崇拜。

李世民的邏輯其實就是這樣的：不是制度不好、也不是體制不行、甚至還不是剛剛被推翻了的王朝真的有多糟糕，關鍵只是那一個當了皇帝的人不好。

有了好皇上以後一切就都大不一樣啦！

如此一來，他不僅解釋了李唐取代楊隋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也順便也解決了玄武門事變留給自己的尷尬。

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貞觀時期統一修訂全國《氏族志》之舉。

那實際上也是一次意在提高皇家皇族地位的大動作，也就是政治角逐場上重新發牌洗牌、重新制定規則、重新來過的意思。

修訂完成於貞觀十二年（638）的《貞觀氏族志》，將皇族和最高階官員的氏族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親戚排在第二位，曾為大姓之首的山東崔氏降為第三。

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儘管有了半人半神的遠祖，也儘管大唐王朝李氏皇家最貴，還儘管有了個差點兒被捧到天上去的貞觀天子和貞觀之治，但大唐天子的權杖還是有指揮不到和指揮失靈的地方。

以至於即位於公元827年的唐文宗李昂，在近二百年後還忍不住感慨萬分——

“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

佛儒道三家至今安然無恙，且和平共處，在純粹宗教的意義上，其各自的信徒也是不乏其人，頗有些香菸繚繞蓄勢待發之兆，只是當年的帝王們都去了哪裡？！

在個人崇拜方面，貞觀天子李世民甚至連音樂舞蹈也沒有放過，貞觀時期每逢元旦、冬至、朝會、慶賞時就要大唱特唱大演特演的《秦王破陣樂》和《功成慶善樂》，就是在貞觀天子親自主持下產生的為其歌功頌德的音樂歌舞作品。

前者為武舞，意在歌頌貞觀天子的顯赫武功。

後者為文舞，意在歌頌貞觀天子的文治文德。

既然只是個人崇拜的產物，它們最終的命運自然也只能和那個不遺餘力被推崇的物件一起，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成為後人茶餘酒後的談資……

《氏族志》

記載宗族譜系的著作。貞觀六年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人勘正姓氏，修訂《氏族志》，以李唐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山東氏族崔民幹被降為第三等。《氏族志》的刊正提高了李氏皇族的地位，扶植了庶族地主，壓制了舊士族勢力，加強了皇權。

李唐起自關中，唐初關隴集團消失。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經沒落；以崔、盧、鄭、李、王為首的山東士族，雖經農民戰爭打擊，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時，仍有一定勢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齡、魏徵都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山東士族依然保持著他們的社會地位。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凌駕於皇族之上。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貞觀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東士族崔民幹為第一等。唐太宗看後，很是不滿，他指出：山東士族“世代衰微，全無冠蓋”，而靠以婚姻得財，“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並指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新修訂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貫徹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幹被降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傳統，實際並不如此。

透過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沒落門閥士族受到進一步打擊，只有關隴士族大致保持了舊日地位。唐太宗達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壓抑門閥士族，加強皇權、鞏固統治的目的，併為30年後頒佈《姓氏錄》，徹底否定傳統的門閥制度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