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國曆史上的最後一個帝制王朝，作為後來者，它的許多治理方式當然都是學的前人，並在前人的制度上創新或修補。

不過，清朝在各項制度上的創新，並沒有多少，大多還是在此前各朝代的或好或壞的經驗上修補。

而清朝借鑑最多的，就是被它取代的明朝。

清朝的絕大多數制度，都是在明朝的基礎上繼承，好的留下，壞的拋棄。

明朝最被人詬病，也最讓人害怕的是，錦衣衛和宦官干政，其中，宦官干政的影響最大。

其實，明朝宦官勢力的權力，即使是最巔峰期，也都不如晚唐的宦官們。

他們之所以名氣最大，大概是明朝宦官勢力的死對頭只有一個，就是士紳集團。

而寫史書的讀書人們，正好屬於這個集團。

清朝不管是為了拉攏士紳集團，或者是覺得宦官勢力確實危害大，反正，他們在入關後製定製度時，首先拋棄的就是宦官勢力。

清朝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順治，就在皇宮的交泰殿、內務府、慎刑司這三處地方，分別立下石碑，上書“宦官不得干預朝政”。

並在石碑上刻寫明朝各個著名宦官干預朝政引發的惡果作為事例來警示後人。

順治並不是第一個這麼幹的皇帝。

明朝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有感於前面各朝代，宦官干政的惡劣影響，也曾在皇宮中立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

但朱元璋立下的牌牌不如順治立下的牌牌管用，清朝終其一朝，都沒有出現過宦官亂政的現象，明朝就太嚴重了。

為何清朝的皇帝們能堅持不起用宦官勢力？而明朝的皇帝卻做不到？

難道是因為順治立了三塊牌牌，比朱元璋立得一塊多，所以才有好的效果？

原因當然不會那麼簡單，宦官勢力的使用跟崛起，從來都是看皇權是否需要，而不是看是否有允許與否的牌牌。

牌牌上的規矩是死的，人的想法才是活的。

宦官勢力在明、清以前的絕大多數朝代中，都曾經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勢力。

他們的出現，全部是基於皇權感受到了權力上的威脅。

比如東漢的宦官勢力，是皇帝用來平衡外戚集團和世家集團的武器，當這個平衡被打破時，東漢也就亂了。

唐朝的宦官勢力最早出現時，目的同樣是為了制衡豪門大族，不過，唐朝的宦官們比較厲害，後來連皇權都反被他們控制。

再如宋朝，唯一的一位起用宦官勢力的皇帝宋徽宗，也是因為文官集團勢大，為保證皇權的話語權，不得不用宦官勢力來平衡。

對於宋徽宗來說，他的平衡搞得還不錯。

別看這傢伙搞出了靖康之恥，其實，宋徽宗是兩宋所有皇帝中，除開國一祖一宗外，話語權最強勢的皇帝。

他能騎在文官集團的脖子上當皇帝，依仗的就是童貫、梁師成等宦官。

宦官勢力本就是皇權手中最有用的一把刀。

而且，宦官勢力因為權勢的增長，或許會亂政，但基本上無法禍國。

即使是晚唐將皇權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宦官大能們，也從沒有想過推翻唐朝，他們的威脅，遠比官僚集團小得多。

明太祖朱元璋看到了宦官勢力干政的壞處，卻沒看到宦官勢力對皇權的好處。

主要原因是，朱元璋是開國皇帝，有足夠的底氣對官僚集團強勢。

他根本不需要宦官勢力的幫助，就能輕易壓制住官僚集團。

但他的後代，就沒有他的強勢跟便利了。

即使是明成祖朱棣這樣相對強勢的皇帝，在廢掉各地藩王的實權後，以及擔心錦衣衛被官僚集團同化，也不得不開始起用宦官勢力來維護皇權。

到明仁宗執政時，明朝的文官集團開始崛起。

開國之初，能抗衡文官集團的武勳集團被他們擠兌得邊緣化。慢慢地，文官集團的話語權逐漸超過皇權。

於是，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皇帝家奴們就一個接一個的出現在權力場上。

武勳集團和藩王們不敢依仗，皇權不依靠宦官勢力，完全無法跟文官集團抗衡。

朱元璋立在皇宮裡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牌，到明宣宗執政時，就給掃進垃圾堆了。

沒辦法，明朝的皇帝們要保證話語權，就不能聽老祖宗朱元璋的話。

清朝的皇帝們就不同，他們手頭能打的牌比明朝皇帝們多。

明朝的宦官是皇帝家奴，他們相對於文官集團來說，更忠心於皇權。

而在清朝，所有的八旗子弟，都是皇帝家奴。

他們對皇權的忠心，完全能替代宦官勢力對皇權的護衛作用。

在清朝的早期跟中期，各地最高的軍權和行政管轄權，基本全都在八旗官員的管理和監督下，皇權也絕對強勢。

有這麼一整個族群跟皇權繫結在一起，清朝皇帝在跟士紳集團博弈時，就相對遊刃有餘。

他們也不用冒著罵名起用名聲早就壞透了的宦官勢力。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是，清朝皇帝也不太放心宦官們。

因為，清朝的宦官成分裡是沒有八旗子弟的。

總結：明朝的朱元璋跟清朝的順治皇帝，都制定了宦官不得干政的規矩。

但明朝皇帝在文官集團做大後，為保證權力的平衡，當藩王和武勳勢力都無法仰仗時，只有依靠宦官勢力。

於是，老祖宗制定的規矩就被拋棄了。

清朝皇帝一直有整個族群站在背後力挺，足夠幫助皇權制衡士紳集團，保證皇權的強勢。

於是，老祖宗制定的規矩堅持下去了。

清朝如果不是有完整且忠心的皇權擁戴群體，保證了皇權的話語權，不管順治皇帝立下再多牌牌，估計該廢還得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