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的時候，佛羅倫薩共和國做了一次人口普查。當時所謂人口普查，就是要數清有多少人以及這些人都叫啥，最後形成一個花名冊。聲勢浩大的調查員隊伍，深入到了佛羅倫薩的鄉村街頭。他們逮著人就問你叫啥，然後登記在小本子上。花了金錢、費了時間，終於搞出了一個花名冊。

但這個花名冊根本沒法用。因為光叫喬瓦尼的，就有800多個；叫皮耶羅的，就有1200多個。一張EXCEL表格裡全是這種內容，還能怎麼用？

但是，商鞅變法的秦戰國，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別管你叫阿貓還是叫阿狗，先說出你姓啥，沒有就分你一個。然後，你爹姓啥、你就姓啥，你姓啥、你兒子就姓啥，父子傳承不能搞亂。靠姓加名的組合，在兩千年前的戰國時代，秦國硬是把自家有多少人給數清楚了。

但是，別以為秦國的這張EXCEL表格只能統計人數。《商君書》足足開列了十三項資料，是國家必須要搞清楚的。包括糧倉、金庫、成年男子、成年女子、老人、體弱的人、官員、吏員、遊士、商人，牛、馬、飼料。別說人口有多少要數清，就是牛馬這些大牲口也得數清，甚至連大牲口的草料也要數字化。

這就是中國政治的早熟。

中華帝國能夠長期領先世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種超前的政治設計和超越時代的統治能力。商鞅變法不止是一種政治制度的變革，而是中華文明對其他文明，在政治上的碾壓超越。這種文明級的超越，足足讓歐洲國家追了兩千多年。

在九百年前的北宋，中華帝國試圖再一次實現這種超越。這就是王安石變法。

法國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柯爾貝爾說：稅收是一種拔鵝毛，儘量讓鵝少叫的藝術。到十八世紀，歐洲人關於財政的理解還是一個對鵝拔毛、與民爭利的事情。而王安石卻根本不這麼看。王安石變法是透過增加商業行為來增加財政收入。這是一種政府養鵝和與鵝共贏的設計。

青苗法的初衷是什麼？

青黃不接的時候，官府手裡有錢，而農民家中無糧，那就政府向農民出貸。在大河有水而小河無水情況下，大河向小河輸血。在上繳兩稅之際，農民隨同兩稅一起還本付息。在大河無水而小河有水的情況下，小河向大河輸血。

一來一回的動態交易中，政府府庫的財富就能增加20%的收入，而農民也扛過了青黃不接。還有市易法、均輸法，都是透過增加商業交易行為，實現動態理財。

在秦漢隋唐時代，充當組織社會的，要麼是信陵君，要麼是王謝豪族。這些人有足夠的意願和足夠的能力，去組織平民開展大規模公共基礎建設。

但是，在沒有豪族的宋朝平民社會，公共基礎建設該由誰來負責？政府必須出面。就像曹操組織屯田一樣，北宋政府要組織百姓開墾荒地、興修水利，以及推廣更先進的農業技術。農田水利法，就是在做這個工作。政府只有搞好基礎建設，百姓才能生產更多的財富。百姓富足了，政府財政也才會有錢。

免役法，方田均稅法，這就是一種均衡財政負擔的改革。讓有錢的地主和官僚承擔更多財政責任，讓無錢的百姓少承擔責任，甚至不承擔責任。這就是現代政府的財政設計理念。

取士之法，就是試圖從民間選拔有政務能力的官員，而不是選拔詩詞歌賦的才子。科舉也是一項超越同時代文明的制度。

即便這個制度，王安石變法仍要把它向前再推一步。保甲法和保馬法是在轉嫁政府的國防責任。但在和平時代，預備役制度儼然就是現代國家的標配選擇。不打仗，就沒有必要養活那麼多的職業軍人。

王安石變法，是要完成一種新的政治超越。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另一場商鞅變法。但這一次超越沒能成功。

民情大於法治、法治大於自然條件。

商鞅變法，對宗法民情的顛覆是禮下庶人和刑上大夫。這不是徹底顛覆，而是擴大了範圍、建立了法治。但王安石變法卻要來一場古今之變。

要增加商業交易行為，一要確認私有產權；二要健全金融中介組織。但是，在前現代國家，這是無法做到的。權力只屬於君主，而人民沒有權利。民情和法治都不支撐這種轉變。

要實現工商業的大發展，政府就要承擔更多的經濟和社會職能。北宋的確在努力，但北宋畢竟只是一種開明專制。開明專制也是一種專制，它無法建立一個現代性政府。還是一種法治的不允許。

最主要的是官員群體，這夥人畢竟是傳統時代的產物，不可能人人都是王安石。王安石變法要落地，就要官員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這需要重新塑造官員隊伍的倫理價值體系。但關鍵是要有人民對官員的監督、限制，甚至決定去留。民情和法治都不允許。

所以，王安石變法只能失敗。

民情不支援、法治也不允許。變法的各項舉措，閃爍著光輝的理想；在具體落實上，卻只能接受現實無情的打擊。

“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 有捨身求法的人”。每一種人都很需要，也都很可貴，但為民請命和捨身求法的人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