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佛教史上，曾經發生了四次較大的滅佛事件。這就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這四次滅佛事件，有三次是發生在國家分裂時期的區域性地區、只有唐武宗滅佛是發生在統一時期的全國範圍之內。

那麼，唐武宗為什麼要在全國滅佛？

一、滅佛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問題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經濟問題當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間，傅奕就指責僧人是“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武則天為了利用佛教鞏固自己的地位，大肆興佛。

狄仁傑上疏道：

“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奐。”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

唐中宗時，韋嗣立針對中宗"崇飾寺觀”而上疏道：

“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竟崇瑰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諮。”

如果說武德年間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賦，對國家不利的端倪，那麼，中宗時的韋嗣立就尖銳的指出大興佛教必然加大政府財政上的支出，使國家府庫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災害年月，寺塔不能解決眾人的飢餓。顯然這是國家與佛教在經濟上的矛盾有所發展的反映。

安史之亂以後，這種矛盾進一步發展了。德宗時，彭偃參加了有關佛道問題的議論。在他看來：“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他把這看作是一種“人害”，“去人害”的辦法就是要僧道和百姓一樣繳納租稅。

他的具體措施是：“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如果這樣使僧道“就役輸課”，他們對國家的貢獻，“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

文宗也認為：“一夫不耕，人受其飢；一女不織，人受其寒。安有廢中夏之人，習處蕃無生之法!”故而下敕整頓僧尼。

武宗即位，更憤怒道：“窮吾天下，佛也。”武宗還充分論述了崇佛窮國的原因：

“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譖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

據以上所述，從反佛者對佛教的態度，可以看出佛教在安史之亂以後有很大的發展。故而佛教和政府之間在經濟上的矛盾也日益深化。唐朝前期，反佛者只是看到僧尼逃避租賦，興佛加重政府的財政支出。而安史之亂以後則是大力呼籲要對佛教的發展採取限制的措施，彭偃要求僧道和百姓一樣納租賦，文宗要整頓僧尼。武宗總結歷史經驗：吸取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的教訓，從而大肆滅佛，正體現了這種矛盾日益激化的過程。

武宗時的宰相李德裕是滅佛的主要參與者。早在敬宗時、他在浙西觀察使任內，就對佛教的發展加以限制。例如，“元和以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徐州節度使王智興為了聚斂財富，他以敬宗生日為由，於泗州(江蘇盱眙)置僧壇，以取厚利。江、淮以南的人，很多都北渡淮河，落髮為僧。

當時已有人把增加僧徒作為損國肥私的手段。如果六十萬丁壯轉入佛門，就是政府損失六十萬人的租賦。正因為如此，敬宗雖然是個“荒僻日甚，疏遠賢能，暱近群小”的皇帝，但也不得不“即日詔徐州罷之。”佛教在經濟上給政府造成的損失，昏庸無能的皇帝也是非常敏感的。

李德裕對武宗滅佛大加稱讚。他說：“臣某等伏奉今日製：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並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

李德裕對武宗滅佛是興高采烈。因為他認為這是解決了“耗蠹生靈，侵減徵稅。國家大蠹，千有餘年”，唐高祖欲解決而未能解決的大問題。李德裕不管是做地方官，還是宰相，對佛教的態度是前後一致的。佛教勢力的發展，必然影響政府的財政來源。基於這個觀點，他積極主張滅佛。這充分說明：武宗滅佛是佛教勢力日益膨脹的必然結果。如果說武宗以前的皇帝為什麼沒有滅佛，主要是矛盾的發展還不到最尖銳的程度。

二、滅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問題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和在思想領域裡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互相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調和、會通、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兩者產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不同，二者的內容又有互相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從根本上說，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

這是積極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基於這個前提，二者對待生與死的問題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男女婚配，生兒育女，使社會得以延續。也就是要人們重視現實的人生。

而佛教則宣傳因果報應，輪迴轉世，使人們希望在死後有個好去處。前者重生，後者重死，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唐武宗滅佛和這種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密切相關。

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認為佛教宣傳“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佛經是“妖書”，它迷惑百姓：“佈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有些慝味之人，“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這是“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完全是欺騙。

在傅奕看來，“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狡詐，皆雲有佛。”這是“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

顯而易見，傅奕認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權力是互相對立的。人的生與死是自然現象，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視富貴貧賤為佛的作用就是竊奪了君主的權力，為害於政。他還說：“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

為了尊君奉親，以行忠孝，他主張“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男育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這樣，“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實際上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達到鞏固唐朝政權的目的，無疑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

韓愈自稱是孔、孟思想的繼承人。他反佛的情緒激昂慷慨。但其反佛的言論內容，沒有超出傅奕思想的範圍。仍然是指責佛教“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不利於鞏固唐朝政權。憲宗幾乎殺了韓愈，並非因為他不知道韓愈對他忠心耿耿。韓愈被貶潮州刺史以後，又上書憲宗。憲宗道：“昨得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

然憲宗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君主的地位，不言而喻，佛教和儒家的矛盾也就是政治上的分歧了。

杜牧也曾對佛教進行過猛烈的抨擊，他尖銳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偽內而華外”，大秤大斛進，小秤小斛出，靠欺騙發財致富；基層小吏，靠敲詐勒索聚斂財富，也能“如公侯家。”上層大官，假公濟私，公開掠奪，“人不敢言。”

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來”，結果是“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予相付。”完全是做交易。這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之以德，齊之於禮，”正是背道而馳的。爾虞我詐，損國肥私，當然不利於鞏固政權。這些被儒家指責者的所作所為，佛教認為事佛即可得福。這種矛盾只能日益激化。

武宗滅佛也考慮到佛教與政權的關係。他說：“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所謂“以文理華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國家。

唐太宗說過：“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唐太宗的“文過於古”，就是學習了治國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的效果。“子孝臣忠”，就是儒家理想的“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得天下大治。武宗所謂的“以文理華夏”，自然也是這些內容。

會昌3年(843)6月13日，太子詹事韋宗卿撰《涅槃經疏》20捲進呈武宗，武宗閱後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國華陰縣男食邑三百戶韋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業；溺於邪說：是煽妖風。”

最後，他命焚燒此書，不得外傳。在武宗看來，韋宗卿是國家官員、衣冠望族，理應宣揚儒家思想，但他卻迷信佛教，“妄撰胡書。”顯然，武宗認為儒家思想是治國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國家。

由此可見，政治問題也是武宗滅佛的重要原因。至於說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則是“亂亡相繼，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

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談。從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到這些問題。這種理論，雖然極其膚淺，不值得一駁，但能夠屢次談起，產生一定影響。主要是因為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以皇帝為中心的專制政權。最高統治者容易接受。這又說明：佛教與皇權之間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

三、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傳入中國後：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衝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長的道教也矛盾重重，為了爭取最高統治者的青睞，佛道兩家常常進行激烈的辯論，從而兩教的地位也常有變化。

北魏是鮮卑貴族建立的政權，鮮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晉人接觸以後接受佛道二教的。最初，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亦好黃老，又崇佛法”。太武帝拓跋燾“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道士)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行其術。”故而後又滅佛。

北周武帝最初決定：“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後又滅佛。到了唐代，貞觀11年(637)，太宗決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上元元年(674)，高宗又決定，道士、女冠、僧、尼“不須更為先後。”天授2年(691)，武則天又決定：“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景雲2年(711)，睿宗又決定：“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這都說明佛道之間的矛盾是長期的，不是偶然的。

佛雖是外來宗教，但其教義的理論深度遠遠超過道教，故而能夠取得上層社會人士的信仰。從另一方面說，教義的某些內容也頗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例如，因果報應、輪迴轉世說，可使受苦受難的人們寄希望於來世。只要信佛，一切罪過，甚至死罪，也可以倖免。

這些方面，道教都相形見絀。在對待死的問題上，佛教宣揚只要信佛，死了可以成佛或到理想的另一世界去。而道教則揚言人可以長生不死，通道者可以修成神仙，到天上或海上去享受理想的生活。人死後是否可以成佛或到另一個世界去，無法驗證；長生不死則實在不能實現。這就決定在爭取廣大群眾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

長生不死雖然不能兌現，但做為最高統治者，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永遠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利，他們總對長生不死抱有一線希望。同時，他們對道士所開的無法辦到的仙藥，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權威，認為自己可以得到。

例如：會昌5年(845)正月，道士為武宗開的仙藥是：“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等。”這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無稽之談。但武宗卻派人四處尋找。8月，又“令諸道進年十五歲童男童女心膽，亦是被道士狂惑也。”由此可見，道士為皇帝煉製長生不死藥的手段，確有迷惑皇帝的作用。

事實上，確有不少皇帝迷信於此。

清人趙翼總結說：“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後，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誤人矣。”但是：唐代皇帝並未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而又“以身試之。”

太宗因服藥石，“遂致暴疾不救。”“憲宗又惑長生之說”，服金丹而“暴崩”，穆宗通道士“餌金石”而死。敬宗“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但又被道士劉從政所迷惑，遣人到湖南、江南一帶採藥。武宗更“早好道術”，即位後又召道士煉丹藥，結果又為丹藥所誤而亡。宣宗雖然殺了道士趙歸真，還有人勸他“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但他又服“太醫李元白所治長年藥”，以致“疽發背而崩。”總共“唐代服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英主，何謂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其死耳。”另外，高宗、玄宗也很重視道士煉丹製藥，幾乎為其所誤。

趙翼的論述頗為深刻。正是由於皇帝“貪生之心太甚”，所以，道教雖然在理論上難以戰勝佛教，但在這方面卻能迷惑執迷不返的皇帝。不難看出，武宗崇道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道教利用了武宗的“貪生之心太甚”。欲以透過排佛面抬高自己的地位。

總而言之，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視道教的。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貪生之心太甚”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魏晉以來形成的門閥士族，到唐初雖已衰落，但還有相當的社會影響。李淵家族並非名門世家，為了抬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利用道教祖師老子姓李的巧合，尊老子為唐室的祖先。這樣一來，道教的地位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

佛教在教義上的優勢使道教難以匹敵。於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優勢排斥佛教。武宗滅佛正是這種矛盾的發展和激化。

崇道的同時，又在排佛。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載，崇道與滅佛基本上是同步而行的。

會昌2年(842)10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違犯佛教清規戒律的僧尼，必須還俗。敕文還規定：有財產的僧尼，要沒收其財產，不願被沒收者，必須還俗為兩稅戶。很明顯這是政府與佛教在經濟上發生利害衝突的反映。

另外，有一名為眩玄的僧人自稱可做“劍輪”，並謂可領兵打敗回紇。結果他做“劍輪”失敗，武宗將其斬首。此事促使武宗滅佛。

會昌3年(843)9月，因惑疑昭義節度使削髮為僧，兩街功德使又迫使大量僧尼還俗，甚至不少人被殺。

會昌4年(844)2月，武宗又有敕下：“不許供養佛牙。”同時還規定：代州五臺山，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臺，鳳翔府法門寺，因寺中有佛指，故而不許置供及巡禮。另外，還對這些地方的僧尼進行檢查，凡“無公驗者，並當處打殺，具姓名聞奏。”還嚴格限制僧尼的自由。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毀拆天下山房藍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充入色役。”

會昌5年(845)3月，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首先，規定天下寺舍，不許置莊園莊。其次，又令檢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財產情況如何。對諸寺的財產及貨賣奴婢的收入全都沒收。最後，又迫使幾乎所有的僧尼還俗或失去自由。

綜上所述，武宗時佛道之間的矛盾達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道士乘機再製造輿論，胡說什麼將有黑衣天子取代武宗，暗示僧人威脅武宗的地位，從而使武宗堅定滅佛的決心。由此可見，道教利用政治上的優勢排斥佛教，是武宗滅佛的直接原因。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