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2月6日，馬里蘭軍在巴爾的摩北部的馬里蘭弗雷德裡克縣集合，同兩支民兵會合，擁擠的人群中傳來竊竊私語聲。羅伯特·加薩韋站起身來，開始講話。雖然在場的所有士兵都是自願的，並時刻準備著保衛家園遠離英國統治，但仍有許多士兵殘留著對英國國王效忠的思想。

更有不少士兵為接管政府的新興殖民地組織感到不安。

加薩韋此番講話就替這些士兵道出藏於心底的恐懼，他說，“窮人最好還是放下武器，按照國王和議會的要求，老老實實交稅，這樣總比受波士頓事件和馬里蘭的愛國者政府連累，被帶進奴隸社會，像奴隸一樣任人指揮、服從命令的好”。他說，包括自己的兒子在內，馬里蘭戰士都是被迫參軍的，因為他們害怕一旦拒絕，就會遭到當地觀察委員會的打壓，“我勇敢的兒子們，他們遠出作戰，”說到這裡，加薩韋用手扣住自己的脖子，“是因為害怕自己被絞死”。

在場的愛國者人數更多，憤怒地告訴加薩韋把自己的意見放進肚子裡。

可坦率的加薩韋不願保持沉默，他叫囂著“確信自己是對的”，呼籲戰士們都放下武器。

戰爭期間爆發了許多殖民地——以及許多家庭的效忠派與愛國者的矛盾，從加薩韋的異見便可見一斑，這個戰爭不僅是獨立戰爭，還是一場內戰。

內戰在馬里蘭尤為明顯切薩皮克灣將該殖民地一分為二，有效地形成兩個小集團。住在東海岸的居民傾向於效忠派，又稱“託利黨”，而住在其它地區的則更傾向於愛國者。

馬里蘭自1632年建成以來，它的地理特徵將它天然分割為兩半。切薩皮克灣西岸有安納波利斯、聖瑪麗城和巴爾的摩等城鎮，接納來自其它殖民地的遊客及出差前來的商人。貿易業繁榮，居民和其它殖民地市場保持著聯絡。與之相對，切薩皮克灣東岸則相對封閉得多。當地的農民、農場主和漁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有宗教信仰，通常在殖民地居民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該殖民地是作為天主教徒的避風港初建的，但到了17世紀末，新教徒地位崛起，英國的新教徒也是如此。在東岸，英國國教會在宗教中佔主要地位。當地的教會領袖鼓勵教徒對大不列顛保持效忠，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人們都會聽從牧師的勸告。

然而，在馬里蘭州等殖民地，雙方的支持者都有，通常緊密地生活在一起。在叛亂、種族、宗教和世俗紛爭的嚴峻考驗中，領居生仇，手足相殘。

處理馬里蘭眾多效忠派的任務，交給了殖民地的安全理事會。這個稱呼很低調，安全理事會是提供軍事計劃、補給品和武器儲備，並管理政府、嚴厲打擊不同政見者的機關。

在不久前召開的第二次大陸會議的敦促下，每個殖民地均組建了一個類似的地方議會。拒絕在結盟宣誓書上簽字的馬里蘭人，會被貼上“非盟友”的標籤，州政府要求他們繳納罰款，沒收他們的槍支，有些人連財產也被沒收了。

在當地，像巴爾的摩這樣的城鎮還成立了觀察委員會，由它提供法外法院掌管規則。馬里蘭大約有900個這樣的委員會。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恫嚇效忠派、沒收其財產和強制執法。莫凱迪·吉斯特等巴爾的摩的獨立連的主要成員都廣泛參與安全理事會和觀察委員會活動，接受兩個團體的任命。

在多理想相斥的熔爐裡，儘管訓練和準備不盡理想，馬里蘭軍和曾經稱兄道弟的同胞開戰了。為了把這處於萌芽狀態的起義扼殺在搖籃中，英國國王計劃派兵來脅迫這些意圖叛變的殖民地人民乖乖就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