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師表》作為諸葛亮為數不多的傳世文章，以真摯、誠懇、富有見地而流傳至今。從中，我們不僅能讀到一位賢臣對君主的諫言、一位長輩對晚輩的教導，也能讀到一代名相對天下大勢的分析和思考。
我們都知道，諸葛亮生活在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而劉備、諸葛亮以漢室為正統，所以，在《出師表》中，諸葛亮也分析了漢朝衰亡的原因：“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裡的“先漢”即是西漢，“後漢”即是東漢。那麼，諸葛亮這麼說的原因是什麼呢？
要弄懂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先搞明白諸葛亮所說的“賢臣”和“小人”都是指的哪些人。
做為傳統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在諸葛亮看來，那些出身高貴，受到良好教育、品行高尚的士大夫們就是“賢臣”；相對的，那些出身低微、並非經過正常選拔途徑上來的、只是憑藉皇帝寵信而得勢的人，便是“小人”。
具體到兩漢，“賢臣”就是以諸葛亮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小人”則是以外戚和宦官為代表的“佞幸”之人。那麼，同為天子，為什麼東漢的皇帝就那麼喜歡親近“小人”呢？
圖1 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
兩漢：“物極必反”效應西漢初期，包括文帝、景帝時代，是“賢臣”最多的一段時期。此時，與高祖劉邦一同打天下的功臣眾多，他們都是出身底層、通過建功立業而起家的“賢達之人”。因此，無論能力還是品德，都稱得上是“賢臣”。對於國家，他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甚至超過了同時的皇帝（畢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所以說，西漢的整個大趨勢是向上走的。
至漢武帝時，高祖時期的功臣皆已故去，社會上的豪族尚未形成勢力，故武帝可以從民間選拔各類人才為己所用。張湯、桑弘羊就是其中的代表，特別是後者，更被武帝委以託孤重任。而且這部分人由於沒有強大的社會背景，功名利祿皆來自於皇帝的賞識，故其對皇帝的忠誠度可謂“死命”。皇帝對他們也十分放心，所以君臣之情就顯得其樂融融，給人一種“明君賢臣”的印象。
圖2 霍光（？－前68年）
而東漢的兩大“小人”之一的外戚，在此時也開始“抬頭”。不過，幸運的是，西漢的外戚們，無論是品德還是能力，似乎要比後世的外戚強得多，甚至還有衛青、霍去病這種憑外戚身份起家卻能建功立業而流芳百世的“異類”。即便是爭議頗多的霍光，乃至導致西漢滅亡的王莽，也絕非一無是處，最多算是“譭譽參半”。因此，在這一點上，西漢要“幸運”得多。
到了東漢，開國功臣和他們的後人都已故去了好幾代，而繼位的皇帝大多年幼甚至有的還在襁褓之中，所以，“外戚輔政”漸漸成了慣例。但同時，由於這二者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他們也存在衝突；特別是外戚經常會與成年後的皇帝產生權力上的衝突，這時候後者又會扶植宦官來對抗前者。如此迴圈，皇帝身邊就常常顯得“小人”環伺。
圖3 王莽篡漢
由於這兩種人都不是通過正常的官員選拔途徑取得權力，其治國理政的能力本就低下；並且其所代表的利益和目的都帶有皇帝的“私人“性質，所以其行使權力的動機和出發點都是爭權奪利，而非“治國平天下”。 “德不配位”者成了“禍國殃民”之人，故東漢一朝的國家治理水平每況愈下。在士大夫看來，外戚和宦官便是其中的“罪魁禍首”。
其實，無論是外戚還是宦官，把他們定義為“小人”的都是士大夫。或者說，在東漢時，話語權掌握在士族知識分子手中。在這一點上，連皇帝也無可奈何。
圖4 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
士族的進擊與皇帝的反抗士族，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建立伊始。光武帝劉秀起家最早所依賴的正是老家南陽的幾大豪族，而這些豪族也是士族的雛形。這些豪族與皇帝的關係，類似於“合夥人”或“投資人”。忌於這些人強大的勢力和背景，皇帝不得不給予他們一部分特權。起初，這些特權只是經濟上的，但後來經“察舉制”由經濟上的特權進而在官員選拔任用上也形成了強大的話語權，直至壟斷了官員的選拔任用。由是掌握了政治、文化的話語權。他們的後代無一不是身居高位者，而這種地位的取得則是來自於出身而非皇帝的賞識。因此，對於皇權，他們很難說有多高的敬畏。
發展到後來，朝廷和地方遍佈世家大族和他們的門生故吏，而他們也在皇權之外形成了一股勢力，並且相對獨立於皇權。這種現象必然會引起皇帝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皇帝如果不想被制約，便只能依靠身邊的親近之人，即外戚和宦官（準確地說，是隻有宦官。因為宦官的生死榮辱皆取決於皇帝的個人好惡）。因此，東漢時外戚和宦官才會屢屢得勢。
所以，東漢的皇帝並不是天然地喜歡“小人”，或者說，外戚和宦官並沒有說的那麼“壞”。更多時候，這是“皇權不振”帶來的必然結果：士族門閥的壯大儼然成“尾大不掉”之勢，與之而來的便是皇權的“萎靡”；為奪回權力，消除士族門閥的影響力，皇帝必然會找到自己的“代言人”。這時，以外戚和宦官為代表的“小人”就被推到了前臺。
圖5 東漢版圖
賢臣與小人：屁股決定腦袋說了這麼多，其實可以總結成一句話：賢臣和小人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
當士族面對來自皇權的反抗時，會進一步強化自己“以天下為己任”的形象，表明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為公”；而實際上，卻是在與皇帝爭奪政治權利，並且，他們將自己的行為都冠之以“天下”的名義，就使得皇帝所依靠的外戚和宦官的行為變成了“為私”（這也是為什麼宦官被稱為皇帝的“家臣”）；加之掌握了話語權，後者在歷史中便被還原為了“小人”。
但實際上，外戚和宦官並不天然與士族存在權力上的衝突，而是背後的皇權與士族存在衝突。因此，賢臣是否真的“賢”，小人是否真的“惡”，根本還是要看他們處的立場和代表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