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詩詞作品中，有一首傳誦甚廣的悼念亡友的七言絕句《悼楊銓》，全詩內容為：“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這首詩創作於1933年6月21日，而悼念物件楊銓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於三天前，魯迅曾於6月20日冒著被特務暗殺的危險到上海萬國殯儀館送別好友楊銓，送殮歸來之後便寫下了這首詩，那麼楊銓究竟是何許人也？而讓魯迅如此悲憤並寫下這首著名悼念詩呢？
楊銓（1893—1933），字巨集甫，號杏佛，以號行世，江西清江人，其父楊永昌曾在揚州和杭州當過典獄吏，這是一個官階並不高的職務，楊杏佛早年曾在上海就讀於“中國公學”，並於19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 6月曾與茅以升一起考入唐山路況學堂，當他聽聞“武昌起義”爆發後，即刻趕赴武昌參加保衛戰，可謂是參加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
1912年1月，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時，楊杏佛出任孫中山總統府祕書處收發組組長，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時，一些辛亥革命有功之臣，不願再為袁世凱服務，因此這些人大多被送往國外留學，楊杏佛就是在這樣一個機遇之下，於1912年11月赴美國入康奈爾大學學習機械工程專業。
1914年6月，楊杏佛與胡明覆、任鴻雋、秉志、趙元任、周仁、過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科學社”，並集資創辦了《科學》月刊，後來楊杏佛與胡明覆、趙元任等人又入讀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中國科學社”也隨之遷到了哈佛大學，並將近代數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醫學、生物學、氣象學、地理學等現代科學學科引入到中國，進一步推動了中國近現代科學教育和研究的步伐，楊杏佛於1918年獲得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楊杏佛於1918年10月回國後，受聘於漢冶萍公司會計處成本科科長，漢冶萍公司全稱為“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成立於1908年，是中國第一代新式鋼鐵聯合企業，是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三部分組成，當年的鋼鐵產量曾佔全國90%以上，堪稱“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可見其歷史地位的重要，宋子文留學回來時也曾受聘於這家公司。
1920年4月，楊杏佛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之邀出任商科教授，當時郭秉文正在籌建國立東南大學，“中國科學社”的許多成員都應郭秉文之邀回國任教，而“中國科學社”也於1918年遷至南京，因此當年“南高”和“東大”成為中國科學社骨幹成員的雲集之所，在商科任教的教授就有馬寅初、潘序倫、李道南、沈蘭青、胡明覆、陳長桐、瞿季安、林振彬等人，楊杏佛一度還曾擔任國立東南大學商科主任兼校辦工廠主任，但由於楊杏佛熱衷從事革命活動，經常應邀赴上海大學授課，因此遭到郭秉文的嫉恨而最終辭去教職。
1924年10月，楊杏佛南下革命中心的廣州，再次回到孫中山身邊並出任祕書，此時正值張作霖和馮玉祥聯手推翻了直係軍閥政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楊杏佛作為孫中山的隨員同行，先抵達上海，再繞道日本赴天津，直到當年12月底才抵達北京，陪伴身患重病的孫中山走過其生命的最後歷程，並深得孫中山思想精髓。
孫中山因肝癌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楊杏佛參與將孫中山靈柩運到北京西山碧雲寺暫存，之後前往上海創辦《民族日報》並擔任主編，但這份報紙在出版16天后就被迫停刊，楊杏佛在終刊號上刊文：“方期繼續努力與國人長共患難，而環境所迫，竟使我生於憂患之《民族日報》，不得不向讀者為暫時之告別。”期間還與鄧中夏、黃勵等人組建了“中國濟難會”。
1925年4月18日，在上海國民黨元老張靜江家中召開了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會議，正式成立了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由宋子文、林業明、葉楚傖出任葬事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楊杏佛為主任幹事，葬事籌備處的主要職責是主持孫中山陵墓修建和喪葬事宜，辦公地點設在法租界陶爾斐斯路（今南昌路）24號。
楊杏佛為修建南京中山陵而殫精竭力，作為葬事籌備處總幹事，掌握著極大的建議權和決定權，中山陵總投資達80餘萬兩白銀，而且工程浩大，許多建築公司紛紛送禮行賄，以期承攬工程，楊杏佛對送禮者照單全收，但卻不是私人佔有，而是將禮品存放在陳列室中公開展出。對於南京中山陵這座巨集偉的建築，人們似乎只記住了設計者呂彥直博士，而對幕後楊杏佛的默默付出卻一無所知，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為方便與廣州國民政府聯絡，楊杏佛在葬事籌備處的閣樓上存放了一部電臺，此時正值直係軍閥孫傳芳所部佔領上海，得知楊杏佛住處藏有電臺，遂通過法國巡捕將楊杏佛逮捕，正在辦理引渡期間，宋慶齡委託著名女律師鄭毓秀與法租界當局交涉，楊杏佛終於被保釋出獄，免遭了一場殺頭之禍。
南京國民政府於1927年4月成立後設上海特別市，由蔣介石的“二師兄”黃郛出任第一任市長，此前國民黨就已經在上海祕密設立了市黨部，以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楊杏佛出任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後，楊杏佛因與共產黨關係密切而被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扣押，經時任外交部次長兼上海交涉員郭泰祺從中斡旋才被保釋出獄。
1927年10月初，掌管全中國教育行政及學術的大學院成立，實際上這個大學院就是教育部，乃是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是蔡元培模仿法國教育體制的產物，由蔡元培出任院長、楊杏佛出任副院長，由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出任祕書長。
與此同時，楊杏佛與王季同、張乃燕等30餘人參與籌備國立中央研究院，這個機構是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其宗旨為：“實行科學研究，並指導、聯絡、獎勵全國研究事業，以謀科學之進步，人類之光明。”首次提出倡議者是國民黨元老之一李石曾。
1928年6月9日，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務會議在上海東亞酒樓召開，由蔡元培院長主持並宣告成立，其主要成員大都是“中國科學社”成員，此後國立中央研究院代替了“中國科學社”的地位，是中國科學界官方機構和代表，由楊杏佛出任第一任總幹事，其後在大陸時期擔任總幹事一職的還有丁文江、朱家驊、傅斯年、葉企孫、李書華、薩本棟等人，各個都是中國科學界的大腕級人物。
1931年，楊杏佛曾奉蔣介石之命赴江西蘇區考察，當時的江西是中國革命的根據地，這裡也是楊杏佛的家鄉，此次故鄉之旅，讓他對中央蘇區有了全新的認識，以英文撰寫並發表了《共產黨在中國的狀況》一文，向全世界介紹中國中央蘇區的情況，而中文譯名是《赤禍與中國的存亡》，由於文章是闡述共產黨的諸多好處，蔣介石閱後大發雷霆，也許從此就埋下了禍根。
1932年12月29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愛國民主政治團體，其宗旨和任務就是：“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援救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爭取人民的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發起人主要有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黎照寰、林語堂等人，由宋慶齡和蔡元培出任正副主席，楊杏佛為副主席兼總幹事並主持日常工作，胡適是北京分會主席，魯迅則為上海分會執行委員。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曾先後營救牛欄夫婦、陳獨秀、許德珩、侯外廬、劉煜生、廖承志、丁玲、羅登賢、陳賡、余文化、陳廣、陳淑英等人，但其所作所為卻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因此對其主要成員進行威脅和恐嚇，直至痛下殺手，由於宋慶齡是孫中山遺孀，又是宋美齡的二姐，蔣介石不好加害於她，而蔡元培是國民黨元老且黨內聲望非常高，蔣介石對其也有些忌憚，因此批准軍統將暗殺目標鎖定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第三號人物楊杏佛，以起到殺一儆百之效。
1933年6月18日上午8時左右，居住在法租界亞爾培路331號（今陝西南路147號）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所樓上的楊杏佛攜兒子楊小佛乘一輛納喜牌敞篷轎車外出，汽車剛剛駛出大門，就遭遇到以趙理君為首的軍統特務們的槍擊，楊杏佛見勢本能地趴在兒子身上，結果身中兩槍，一槍擊中腰部，另一槍擊中接近心臟部位，這一血腥場面恰巧被居住在樓上的一個白俄人看到，他下樓開著這輛敞篷車，將楊氏父子送往附近的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被法國醫生宣告不治身亡，成為中國“為人權流血第一人”。
2019年8月，我曾遊歷了陝西南路，留有深刻印象的歷史建築，似乎只有“馬勒別墅”、”中國科學社暨明覆圖書館”和“步高裡”弄堂，儘管巴金等文化名人曾居住在“步高裡”，但由於沒有開放，也就沒有進去參觀，但對於楊杏佛遇難地，我當時並不清楚，後來經過核查，此處現在是黃浦區瑞金二路街道社群衛生服務中心，這個地方我路過多次，並曾在院內探頭探腦一番，遺憾的是這裡並沒有開設紀念館。
蔡元培聞訊楊杏佛遭暗殺噩耗後，迅速趕往萬國殯儀館處理楊杏佛後事，曾悲痛而憤慨地對《申報》採訪記者說：“楊先生為一文人，遭此非常變故，人民生命毫無保障。”從此與蔣介石的關係也漸漸疏遠起來。
宋慶齡也發表宣告進行譴責並莊嚴地表示：“我們非但沒有被嚇到，楊銓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更堅決地鬥爭下去……。”但由於白色恐怖日趨嚴重，而又缺乏像楊杏佛這樣的組織家和實幹家，“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不得不停止活動並最終解散了。
楊杏佛前妻趙志道曾悲憤書輓聯一首：“當群狙而立，撲擊遂以喪君，一瞑有餘愁，亂沮何時，亡國無日；顧二雛在抱，教養總須責我，千回思往事，生離飲恨，死別吞聲。”
趙志道乃清末民初風雲人物趙鳳昌之女，曾就讀於上海中西女塾，“武昌起義”爆發後，追隨張竹君的戰地醫療隊赴武昌，因此耽誤學業而被學校開除，遂被父親送到美國留學，與楊杏佛在美國相識相愛，家境殷實的趙志道曾資助過“中國科學社”。
趙志道與楊杏佛結婚後，因不善於操持家務而夫妻間爭吵不斷，最終導致婚姻破裂，但離婚後反而相處的更好，當時楊小佛與母親居住，當天早上趕到父親寓所一同外出而遭遇特務伏擊，楊小佛當時也身中一槍，但沒有生命危險。
楊杏佛死因歷來有多種說法，但最終決策者卻是蔣介石，而蔣介石為何要除掉這位曾經的同盟者，現有史料也幾乎都只是揣測，其真實動機不得而知，但自從楊杏佛開始，又先後有史量才、費鞏、李公樸、聞一多等文化名人被軍統特務暗殺，這又都證明了蔣介石確實是心胸狹隘，容不得異己分子，必欲除之而後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