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國最強盛的封建王朝，但在安史之亂後卻出現過皇帝四次避亂出奔的現象，更奇怪的是玄宗、德宗、僖宗全都奔蜀(德宗停留在中途漢中)，惟有代宗奔陝(河南陝縣).唐朝皇帝為什麼要屢次奔蜀呢?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
唐朝皇帝奔蜀是一個複雜的歷史問題。從軍事形勢來看，威脅長安的力量從東方襲來，皇帝西向逃跑避難，可選擇的去處很多，之所以三次奔蜀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一、奔蜀原因首先，蜀地具有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獨特的經濟地位。
蜀地周圍大山環抱，“山重複，四塞險固”，有“劍門棧道之險，瞿塘三峽之隘"，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蜀地的封閉性使其在很多時候相對減緩政治、經濟中心發生戰亂時的破壞，每當全國範圍內出現大的動亂時，蜀地的經濟地位便相對上升。
因此，陳子昂說：“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以致在唐代仍有“蜀兵脆弱”和“蜀人脆弱，不耐勞劇”的慨嘆，巴蜀之饒又是定都關中的重要條件。“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以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料利策，橫制宇宙”。
由於蜀地遠離戰火，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成為動亂之際中原人士避難的地方和國都長安的後方基地，可以提供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安全保障。所以，當安史叛軍的鐵騎奔向長安；當涇原兵變的戰火在長安郊外燃燒；當黃巢義軍的鐵掌砸開潼關大門的時候，“表裡山河，內外險固"的蜀地，也就成為唐朝皇帝最好不過的“避風港。
其次，蜀地是一個經濟發達，四塞險固的獨守之國。
杜佑在《通典》中寫道，西蜀“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自注：公孫述、劉備、李雄、譙縱迭據之，皆因中原多事)，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特殊的地理形勢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巴蜀容易以獨立的方式存在，“每天下亂，則常獨立”。
考諸唐代史事，也不難發現，玄宗、德宗、僖宗奔蜀或欲奔，雖與楊國忠、李晟、田令孜等親倖大臣的勸請有一定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皇帝早有奔蜀的意圖。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宰相楊國忠早有入蜀準備。“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南節制，乃布腹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表面上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但老謀深算的玄宗早有幸蜀的意圖。
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在天寶十載十一月，而到天寶十四載十二月，玄宗以永王李璘為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為副使，又以穎王李璬為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為副使。控制了蜀地及江陵等外圍重鎮，顯然是為入蜀作準備。
同樣，建中四年涇原兵變後，德宗逃到奉天(陝西乾縣)，被叛軍圍困，趕來解圍的大將李懷光暗中與朱泚勾結，李晟對德宗說：“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
李晟為德宗著想，實亦為自己找退路，德宗才“疑而未決”，後來德宗準備去梁州(陝西漢中市)，山南節度使嚴震，“遣使詣奉天奉迎"，說明德宗向蜀地方向逃跑，事先也是有計劃、有準備的。
唐末，農民起義軍逼近潼關時，手握大權的宦官田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以其兄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又以其心腹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為東川節度使，牛勖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控制了劍南三川，做好了入蜀準備。僖宗逃到駱谷口時，鳳翔節度使鄭畋謁見僖宗於道旁，請求僖宗留在鳳翔。僖宗說：“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行徵兵以圖恢復”，說明僖宗幸蜀並不完全是被動的。
由此可見，唐朝皇帝奔蜀，表面上雖與權臣的影響有關，實則皇帝早有幸蜀之意.其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都有利於防止蜀地的割據獨立，確保關隴地區的安全，免遭腹背受敵，儘快平定變亂。所以，唐朝皇帝奔蜀，凡三次“面卒返，雖亂而不亡"。
再次，蜀地開發較早，向來就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區，歷史上定都關中者，都必先據有這塊“天府之國"，把它作為統一全國的後方基地。
李淵佔領長安後，隨即佔領了巴蜀，然後才揮戈東向，平定關東、蜀地的財富又使李唐王朝奪取了全國政權。唐代蜀地更加繁富，號稱“外府”，陳子昂更確切地說：“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庫"，“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說明在唐朝前期，蜀地就是唐朝財政的重要支柱。
安史之亂後，唐朝在財政上更加依賴蜀地。杜甫在分析此時朝廷經濟形勢時說：
“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
中原戰亂，大量人口遷入蜀地，使這裡的經濟更加繁榮。大中九年，盧求在《成都記序》中寫道：“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甘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富，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妙要，揚不足侔其半"，盧求的看法不一定全面，但他多方面說明了蜀地經濟區的特色。
揚州主要靠商業繁榮，而成都主要靠農業和手工業興盛，相較而言，蜀地經濟更具穩定性。特別是中、晚唐，揚州常受到藩鎮戰火的破壞，面蜀地"恃險而富”，很少受到外部干擾。每當中原動亂之際，蜀地的經濟地位愈益重要。
玄宗以“蜀土腴谷羨，儲供易辦"而奔蜀；德宗雖留梁州，但“倚劍蜀為根本”；僖宗以“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而奔蜀。蜀地的財富使李唐國祚幾起幾落而不墜。故明朝人于慎行說：
“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輒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闢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
二、奔蜀的影響唐朝皇帝奔蜀，減輕了變亂對中央政府的衝擊力，儲存了實力和平定變亂的號召力。唐代帝王奔蜀事件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每當唐王朝放棄國都長安，皇帝逃奔巴蜀時，幾乎沒有遭遇強有力的追擊，變亂者都沉醉在佔領長安的喜悅之中而忘乎所以，給了唐中央政府一個喘息的機會，使其能有足夠的時間調兵遣將，積力量，平定變亂。
安史叛軍佔領長安後，儘管“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粗猛無遠略，既克長安，以為德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兵之患"，肅宗坐鎮西北，“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子儀)、李(光弼)於河北"，併力討伐叛軍。玄宗入蜀後，即命永王李璘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鎮守襄漢，防止叛軍南下。在關中西部，薛景仙攻克了戰略要地扶風郡(陝西鳳翔縣)，並擊敗了叛軍的進攻，保證了蜀口的安全和西北、西南聯絡的暢通。叛軍在關中直接控制的地盤日益縮小，“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這是叛軍戰略上的失誤，也是唐朝能很快收復長安的重要原因。
德宗由奉天南奔梁州時，關中的朱泚和李懷光勾心鬥角沒有聯合起來追擊德宗。只有李懷光遣其將孟保等三將追擊。但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都不願用力追擊，“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德宗逃到梁州後，命“渾瑊帥諸將出斜谷"，在武功擊敗朱泚叛軍進駐奉天，與大將李晟東、西呼應，很快收復了長安。
黃巢義軍佔領長安後，也沒有乘勝追擊李唐殘餘勢力，解除直接威脅長安的西北藩鎮。以黃巢為首的大多數起義軍將領，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認為起義已大功告成，開始驕傲起來，昏昏然的過著日子，在將近三個月時間內，對唐軍未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使鳳翔節度使鄭畋有充足的時間“完城墅，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最終導致了起義的失敗。
唐朝皇帝奔蜀，不僅可利用蜀地財富，又能利用江淮賦稅，將這兩大財源之地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如前所述，蜀地具有重要的經濟地位，唐朝皇帝非常重視對蜀地的控制。
唐初，李世民遙領益州道行臺尚書令，此後，“非上將賢相殊勳"的人才，不能為劍南節度使，成都被視為"宰相迴翔之地"。所以，每當皇帝奔蜀，就能夠使蜀地在財政上支援平定變亂。
同時，皇帝在蜀或梁州期間，能在政治和軍事諸方面，控制荊、襄、漢中等重鎮，形成一個以巴蜀為中心的江漢上游勢力重心，虎視東南，安史之亂後，“財賦所產、江、淮居多"。
每當長安失守，皇帝在成都成漢中時，長江、漢水運道就代替了長江、淮河運道，成為全國唯一的經濟大動脈，江淮財賦由漢水而上，源源不斷地運到漢中、成都，並轉運到西北，玄宗到成都後，“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肅宗駐鳳翔時，“隴右、河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德宗在漢中時，“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增帛來至"。充足的財賦，使唐王朝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江、淮和蜀地財稅，還有利於唐朝政府操縱西北邊軍，並勾結西北少數民族貴族解救危難，唐朝精銳的西北邊兵，對山南、劍南的安全和恢復事業關係重大。安史叛軍佔領長安後，安祿山親遣大將高嵩“以教書、縉，誘河隴將士"，未能成功。德宗逃奔漢中，欲以渾瑊代替李楚琳鎮守鳳翔，陸贄勸阻說：“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唇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變絕。
唐末，鄭畋以鳳翔為大本營進攻黃巢義軍，當時統治者盛稱，“非敗扼賊之衝，褒蜀危矣"。說明西北邊兵是“褒蜀"安全的鎖鑰，平定變亂的主力。但西北大軍主要依靠蜀地和江淮糧餉生存。因而在驕兵將橫行之時，西北邊軍仍能服從中央調遣，為唐王朝所用，關鍵在朝廷據有蜀地。
同時，唐朝皇帝奔蜀後，利用蜀地和江、淮財賦，請西北少數民族貴族幫助平定變亂。安史之亂時，玄宗在奔蜀的路上，對太子李亨說：“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肅宗借回的兵力平定安史之亂、德宗逃到梁州，“欲倚吐蕃以復京城"。
僖宗逃到駱谷口時，命令鄭畋“西撫諸藩，糾合鄰道"，結果，沙陀貴族李克用率領精銳的騎兵，成為鎮壓農民起義軍的主力，唐朝皇帝三次奔蜀，都諸西北少數民族貴族幫助平定變亂，不僅使唐朝在周邊少數民族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且這些少數民族勢力不斷威脅唐朝西北邊疆和國都的安全，唐朝的民族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成都是“天府之國"的“錦城"，長安之"外府”，繁華的經濟馳名全國。所以每當皇帝奔蜀時，長安地區大量人口移民入蜀，給成都帶來了長安文化的精華。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長安文化博大清新，輝煌燦爛，然而安史之亂使關中變為戰場，“比屋流散"，“戶口耗減大半"，此時唯獨蜀地“物產繁富"。
因此，長安文化精英在玄宗入蜀後，紛紛流入蜀中。肅宗時高適上書說：“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斗儲皆求於蜀人矣"。詩聖杜甫就在此時攜家入蜀，他沿途看到有“二十一家同入蜀”，以畫馬著稱的開元時代名畫家曹霸也流落成都，玄宗時長安的名畫家盧楞伽，“明皇帝駐蹕(成都)之日，自汴自蜀，嘉名高譽，播諸蜀川，當代名流，鹹伏其妙"。
德宗逃奔梁州之日，入蜀的文人也不少，如居於普州的李洞，本為“雍州人，時洞避朱泚之難入蜀，師事賈島為師"，唐末僖宗和大批文武官員再次避難成都，隨之而來的藩鎮混戰，長安文化遭到滅頂之災，黃巢退出長安後，“官軍暴掠，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長安文化精英再次大規模流入成都。
入蜀的和尚、道士更使峨眉和青城山等地的佛道兩教久盛不衰。這些入蜀的文化精英，不僅將高度發達的長安文化向成都轉移，促進了成都文化的繁榮，而且極大地改變了整個蜀地的文化面貌，蜀地文化逐步興盛，到宋代居於全國領先地位，“兩宋時文人之盛，莫盛於蜀"。所以，唐朝皇帝奔蜀，使長安文化向成都轉移，打破了蜀地的閉塞落後狀態，促進了蜀地文化的繁榮，產生了深遠影響。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