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景軾（1918-2019），蒲江縣南三裡之攔坎堰（一作攔江堰）人。祖父劉紹華效力清軍綠營。父親劉憲章求學徐子休門下，曾任成都國學院教授、四川鹽運使。他立志從軍報國，1937年於華西協和大學肆學考入黃埔軍校成都分校。1939年保送入中央防空學校遊動教育研究班。抗戰期間，歷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監視隊長哨長訓練班大隊副、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任作戰參謀、貴陽防護團總幹事、中央防空總監部參謀、軍事委員會防空檢視團成員、四川省防空協導會總幹事、四川省航空委員會參謀室參謀。1939年，時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監視隊長哨長訓練班副大隊長的劉景軾，親歷驗核日軍“轟炸之王”奧田喜久司大佐墜機全過程。2019年12月15日，劉景軾先生在成都去世。1985年5月他撰寫《我參加抗日防空工作和查實擊落奧田大佐飛機的親歷》，發表於《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今據該文改現在篇名，摘錄於此以示紀念。

劉景軾（攝於1938年）

1939年11月4日，敵機出動五十四架，反覆四次侵入成都市區投彈，經過我空軍及高射炮部隊共同出擊，空戰十分激烈。敵機被擊傷擊落數架，餘皆倉皇逸去。解除警報後，防空司令部接到仁壽、簡陽兩地對空監視哨報告，在仁簡交界附近，墜落敵機一架，有白幌幌的東西著陸，可能有敵人跳傘空降。防空代司令朱瑛聞報，先命令我率領憲兵一排趕赴現場，會同地方駐軍加緊搜捕，並對墜毀飛機進行檢查，將武器檔案帶回。他還一再囑咐說，空軍已先排人出發，無論如何要搶先一步取得戰利品。當時，我提出，憲兵慣居城市，對各縣鄉間人地不熟，難以收效。不如先行電令兩縣縣長及駐軍部隊，迅速就地嚴密搜尋封鎖，俟我趕到後再會同地方佈署查輯。時參謀長高炯在座，亦表示同意。朱瑛最後改變決定，派我單獨前往辦理。

轟炸成都的日軍轟炸機編隊

當天我趕到簡陽，已黃昏時分，與縣長張某商量佈署後，即乘馬夜行趕到三岔壩，與駐軍第17師某營長會面。他說，肯定沒有跳傘這回事，當見到飛機墜落時，他就馬上率部趕到現場，繳獲了機上的輕機關槍數挺、小炮兩門及手槍數支。我說：“你做得很好，武器暫時以保管，後送繳成都。”

第二天凌晨，我趕到觀音橋，和當地區長會晤，他同樣說，沒有降落傘掉下來，並已派人守護現場。我們又去到觀音橋二十里許的現場，見到敵機破碎的殘骸和燒成一堆約有七八具敵人屍體，我將在飛機上檢查到的檔案、地圖及三張照片（其中一張就是奧田），一併收藏準備帶回。

日軍譽為“轟炸之王”的奧田喜久司大佐

奧田駕駛的編號為第3427號的飛機銘牌

當時有該地區防空監視哨情報員王某趕來向我報告說：“早晨成都來電話，昨夜敵臺廣播，日本宣稱，他們的航空隊遠征成都，勝利凱旋，不幸損失飛機二架，領隊奧田大佐光榮遇難云云。要我轉達你查驗屍體有無奧田在內。”我說：“這些屍體燒成這般模樣，根本無從辨認，而且我也認不到，只有將檔案帶回翻譯核實再說。”我又問：“根據你們監視敵機墜落情況，這架飛機究竟是主機還是僚機？”他答：“是前面領航的一架。”因此，我初步判定是領隊的飛機。至於監視哨報告中提到“白幌幌的東西”並非空降，想是巨大的銀色機翼（兩翼脫離機身墜地）。現在敵機殘破不全，很難判斷是空軍還是高射炮擊中，除立即動員民工將殘機抬運至仁壽文公場候車運蓉外，我與防空司令部通電話，請派卡車到文公場接運敵機殘骸。

返回成都，我向朱瑛報告經過，交呈檔案、地圖、相片。朱很高興，囑我立將檔案圖片送交航委會周至柔主任過目。我往見周，周問我：“你遇到我們（指空軍）的人嗎？”我答：“在簡陽途間見到。”他看了檔案圖片即交有關部門翻譯查證，認定該機是領隊奧田的，對我完成任務表示讚賞。過後空軍司令部的人向我表示，敵機是他們擊落的。我向朱瑛請示，朱說：“當然是空軍與高炮部隊配合取得的戰果，空軍是首功。”

兩天後，在百花潭康莊開慶功會，由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黃季陸主持，川康綏靖主任鄧錫侯及其他軍政首長均出席。黃致詞時，笑逐顏開地說：“這次是空勤、地勤和防空情報人員，手挽手、肩並肩。聯合制勝所奏的凱歌！”可惜抗戰尚未全面勝利，等那一天到來，我們老老幼幼，男男女女都要狂歡慶祝，跳起舞來，大大地慶賀一番！“他高度讚揚所有全體出力人員，不只是空軍，頗為公允，眾皆翕服。

事後，中江縣又繳獲擊落的敵機一架運至成都，連同奧田的領航機殘骸，陳列在少城公園民眾教育館動物園，公開展覽，大快人心。

擊落在中江縣的日本九六式重型轟炸機殘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