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幾乎所有在廣州貿易的家族公司，都參與到了鴉片貿易中去，他們深知鴉片煙的危害，也深知此種貿易要遭受巨大的倫理和道德上的挑戰，但是在對美國本土的報告中，他們絕少提到煙土生意。根據布萊德利的記載，羅伯特·本奈特·福布斯曾經是這樣為自己從事鴉片生意辯護的：“（做鴉片生意的）包括那些我一直認為是各方面標杆的令人尊敬的貿易望族——珀金斯家族（即顧盛家族）、皮博迪家族、羅素家族以及洛家族。”羅伯特·福布斯的言外之意，即他和他的福布斯家族乃是擇“善”而從之的，即便有錯，這也不能怪他。

　　這幾個美國家族，都是在他們的商業教父級人物伍秉鑑的扶植之下，透過在廣州做生意特別是鴉片生意而發家致富的。伍秉鑑的中國投資，也透過他的這些美國代理源源不斷地進入美國，使這些代理人手中的資本迅速增加。這些富商巨賈遂開始在美國做慈善事業，特別是教育、交通和醫療方面，可謂不遺餘力。例如，福布斯家族全力支援被林肯總統稱為“美國的孔子”和“美國文明之父”的超驗主義創始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福布斯家族也投資了貝爾電話公司。洛家族鼎力推動全美女性教育並且資助建設圖書館和醫院，而且出資建成了第一條跨大西洋的電纜。

　　當年對華鴉片貿易賺取的高額利潤，也支撐起了美國東部一系列大學的建設。據一些學者的調查，耶魯大學的地盤大部分是羅素家族出資購買的。哥倫比亞大學現在著名的用作辦公場所的洛紀念樓，是1895年由洛的兒子出資建設的圖書館，一直到1934年新圖書館建成以前都是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主圖書館使用的。德拉諾在旗昌洋行的接班人約翰·克利夫·格林，是當時普林斯頓大學最大的個人捐助者，他捐獻了大約200萬美元，幫助普林斯頓大學建起了三座樓，而他的遺產則贈送給了紐約大學和紐約的醫院。這些富商的名字現在也是新英格蘭地區常見的街名。

　　這些用於美國社會很多方面建設資本的源頭，可以說只有一個——對華鴉片貿易的高額利潤。從這個角度，不客氣地說，大清國難以計數的鴉片煙鬼們，抽出了一個富強的、近代化的美國。這是一段何等悲哀的歷史呀！

　　鴉片生意暴發戶中的德拉諾，在19世紀30年代回到美國結婚後，又回到了廣州，以二進宮的方式取得了鉅額財富。1866年回國後，德拉諾開辦了包括煤礦等在內的很多實業專案，成為美國鉅富。他的小女兒薩拉·安·德拉諾於1880 年嫁給了遠房表親詹姆斯·羅斯福一世，並於兩年後生下了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年輕的羅斯福跟隨外祖父德拉諾的時間很長，從外祖父那裡得知了有關中國的知識，也正是日後他做了總統以後對下屬們說的他是透過祖上了解中國的事情。1898年德拉諾逝世的時候，給自己的六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分了一些遺產。羅斯福的母親薩拉分到了1338000美元的遺產。這筆錢是什麼概念呢？根據學者的研究，1898 年的時候一個普通的美國家庭年收入是650美元，而薩拉繼承了將近140萬美元。正是靠著這筆錢，薩拉幫著她唯一的兒子富蘭克林·羅斯福墊付了孩子們的教育費、在紐約哈德遜河畔購置了家產，最重要的，是幫助她的愛子贏得了1932年的總統大選，把他送上了美國第32 任總統的寶座。這筆錢的源頭，正是當年德拉諾在廣州進行的鴉片貿易。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讓顧盛、羅素、福布斯、德拉諾等這批美國商人奉為教父的中國鉅富伍秉鑑。伍家在鴉片戰爭前後富可敵國，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很多商行雖然未必有伍家富裕，但也是一擲千金之家族。然而，伍秉鑑們並沒有像顧盛、羅素、福布斯等家族那樣去投資建設中國的人文教育、醫療衛生以及輪船機電等領域。伍秉鑑本人大力支援了美國眼科醫生伯駕在華的事業，卻沒有任何將這種歐美醫療技術擴充套件到全中國去的計劃。當時的中國之教育，仍舊是科舉之下的孔孟倫理和四書五經，中國第一所像樣的近代高等教育機構還是1898 年戊戌變法時成立的京師大學堂，而這所學堂在變法失敗後沒有被撤銷也實在得益於慈禧太后本人的“恩典”。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日中國真正的失敗，也在於未能出現同歐美資本主義相抗衡的商業精神和回饋社會造福民生的人文主義精神，因此，中國即便有再多的伍秉鑑和類似的富商巨賈，又能如何呢？歐美的路，不見得就是中國一定要走和能走的路；但不管什麼樣的路，總得走好才能造福國家、社會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