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者為三老，作為掌管王朝基層教化的帶頭人。這一制度的實施，使得封建時代的中國擺脫了秦以前士族把控時局和潮流的限制，極大地促進了鄉村士紳階層的崛起，從而夯實了中國傳統文化孕育和傳承的基石。

到了明清以後，鄉村社會更是成了帝國統治最基礎的單元和保障，而原三老的角色一再被抬高，並慢慢演變成“鄉老”、“族老”和“廟老”等負責不同內容的1~3個人物。可以說，鄉村的小範圍自治，不管是經濟、文化還是治安，都是依賴於三老的協同管理和示範作用，畢竟構成鄉村的基本元素，無外乎行政、宗族和庵廟等三方面。因此，在三老的管理下，有所成就的百姓便會在這三個領域體現其報效桑梓的愛鄉之情，這些人便是當時的鄉紳階層，也是未來的三老人選。

陳文確語，@溫福來

陳文確先生曾經說過，“愛國始於愛鄉，強國必先強民”，這句話形象地反映了明清時期閩南人出外奮鬥的精神信仰，也是他們長期接受三老精神薰陶的思想指南。故而，功名成就的閩南人，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支援家鄉的建設，助力同鄉百姓的共同富裕，之後才是兼濟天下的國家情懷。從履歷上看，清末是閩南人大力支援家鄉的高潮期，到了民初，他們則轉而支援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的行動以及後來的支援抗戰。故而，在他們還未顯山露水之時，他們必然會在三老的號召下，在家鄉的庵廟、宗祠、福利設施等方面大展身手，以體現了愛鄉情懷下的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善舉。

本文透過對海滄區內現存的各類捐緣碑記的研讀，按社為單位，以道光-光緒年間為時間段，摘取其中覆蓋範圍廣、捐緣金額較高的人物，可能他們不是當時的首富，但絕對是好善樂施的富者，畢竟能為今日所知者，定然是對社會更有貢獻的人物。(首富們，似乎都有一個共性，富而仁愛，這與富而不仁的商人不太一樣，我只好用三老教育來解釋了。)

一、海滄各社“首富”捐緣記錄

○上瑤社，楊文遠

楊文遠，道光五年《龍池寺檀越楊公祀田記》，“裔孫肇昌、文遠、文謨、監生尚德追念先型，置祀田以為俎豆之需”；道光六年《祠堂禁戒族人規條碑》，“裔孫文遠、肇昌公立”；道光二十三年《重修瑞青宮碑》，“貢生楊文遠四十員”。

○溫厝社，溫向/溫文三

溫向(觀)，道光十三年《重修慈濟北宮碑》，“溫向(觀)捐銀二十四員”；道光十八年《重修慈濟北宮碑》，“龍塘社溫向(觀)捐銀二百大員(緣首)”。

道光重修北宮碑記

溫文三，同治十年《重修龍王廟碑記》，“溫文三，各捐英銀十二員”；光緒十八年《重修瑞青宮碑》，“溫文三一百員(緣首)”；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溫文三捐英三百大員”。

重修龍王廟碑記，@陳嘉偉

○許厝社，馬榮周

馬榮周，道光十五年《重修崇真宮碑》，“馬榮周捐銀三百一十二大員(緣首)”；咸豐三年《重修崇真宮碑》，“馬榮周捐銀四百大員(緣首)”。

○院前社，顏應麟

顏應麟，咸豐四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顏應麟，捐銀四十八員”；同治十年《重修龍王廟碑記》，“顏應麟捐英銀三百六十員(緣首)”；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記》，“院前顏應麟捐英三十員”；同治十二年《重興雲塔寺碑記》，“顏應麟捐三十六員”；光緒四年《重修慈濟祖宮碑(白礁)》，“顏應麟捐銀六十員”；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例貢生顏應麟捐英三百二十大員”。

咸豐重修慈濟祖宮碑記

○山仰社，陳金殿

陳金殿，同治十年《重修龍王廟碑記》，“陳金殿捐英銀二百員”；同治十二年《重興雲塔寺碑記》，“陳金殿捐三十大員”；光緒十八年《重修瑞青宮碑》，“陳金殿捐二十員”；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明遠山仰號捐英二百大員”。

陳志拋，光緒十八年《重修瑞青宮碑》，“陳志拋捐十員”；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山仰陳志拋捐英十六大員”；光緒二十七年《獎勸碑》，“本族長太封同知銜志拋翁者才超庸眾性稟慈祥…”；光緒三十四年《重修清津宮碑》，“陳志拋捐銀二百大員(緣首)”；光緒二十七年《魚利還公記碑》，“組長志拋暨諸房長仝立”。

重修清津宮碑，@陳嘉偉

○霞陽社，楊天受

楊天受，同治十年《重修輝明仙祖宮碑》，“天受官捐銀四十盾”；楊天受，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仰崗楊天受捐銀百六盾”；光緒二十八年《重修石室院碑記》，“仰光楊天受捐銀八百大元(緣首)”。

○山尾社，李琢齋

李琢齋，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記》，“山尾李琢齋捐英四大員”；同治十二年《重興雲塔寺碑記》，“李琢齋捐英銀九十員”。

○金沙社，周玉成

周玉成，同治十年《重修玉真法院碑記》，“金沙周玉成捐英六十員”；同治十二年《重興雲塔寺碑記》，“周玉成捐英銀四十八員”。

○蘆塘社，陳再安

陳再安，同治十年《重修龍王廟碑記》，“陳再安捐英銀六員”；光緒十八年《重修瑞青宮碑》，“陳再安四十員”。

重修瑞青宮碑記

○惠佐社，邱正忠/邱正朝

邱正忠，同治十二年《重興雲塔寺碑記》，“邱正忠捐英銀六十大員”；光緒三年《重修大覺堂捐題芳名碑》，“邱篤信捐英四百員(緣首)”；光緒十二年《重修福安宮碑》，“邱正忠捐銀二百二十員(緣首)”；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職員邱篤信捐緣銀四百大員。

邱正朝，光緒三年《重修大覺堂捐題芳名碑》，“邱正朝捐英四十員…收兌邱泰山、邱正朝計柯家團地三坵原本並貼得利來英銀二百四十員，收邱泰山、邱正朝仝捐貼不敷來英銀七十九元九角八佔有三”；光緒六年《大覺堂獻園蓋斈堂碑》，“邱正朝觀備出英銀一百四十大員奉謝保生大帝收去生放利息銀，生息銀逐年進香開費應用”；光緒十二年《重修福安宮碑》，“邱正朝捐銀三十員”；光緒十八、十九年《大覺堂新加坡與檳城僑親捐緣碑》，“邱正朝捐銀三百元”。

注：邱正忠，又名邱篤信，邱菽園之父，與邱正朝為兄弟，新加坡華商。

○寧店社，李媽賽

李媽賽，同治十二年《重興雲塔寺碑記》，“李媽賽捐英銀五十大員”；光緒十年《重修龍山宮碑記》，“總理把東大媽腰李媽賽拜撰並書，李媽賽捐金二千五百大員”；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寧店李媽賽捐銀五百大員”。

○石塘社，謝德和

謝允協，同治十二年《重興雲塔寺碑記》，“謝允協捐二十四員”；同治十二年《宗德堂謝家廟碑(檳城)》，“允協捐銀二百四十大員”；光緒七年《重修世德堂》，“允協捐英銀三百大元”；光緒八年《重建水美宮碑記(檳城)》，“董事胡淵衡、謝允協、盧小學、邱心美、楊章樹仝勒石”。

謝德和，光緒七年《重修世德堂》，“德和捐英銀一千五百員(緣首)”。

○鐘山社，蔡得喜

蔡得喜，光緒八年《重修蔡氏家廟碑》，“光緒八年孟冬重修裔孫德喜、璞南、作謀、靜村仝立”；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鐘山蔡得喜捐英十五大元”。

○東嶼社，李媽呂

李媽呂，光緒十二年《重修世德堂碑》，“媽呂捐銀六百元(緣首)”；光緒十九年《重修中元宮碑》，“李媽呂捐緣一千員(緣首)”；光緒三十一年《積慶堂碑》，“媽呂捐龍銀三千一百元(緣首)”。

○林東社，林寧綽

林寧綽，光緒十三年《重修威惠廟碑》，“林寧綽捐銀二百員(緣首)”；光緒十九年《重修九龍堂(檳城)》，“家寧綽捐二百四十元”。

○蓮花社，陳蓮枝

陳蓮枝，光緒十三年《重修集福堂捐緣碑》，“蓮花社陳蓮枝捐英四百大員(緣首)”；光緒二十八年《重修仙護宮碑》，“陳蓮枝捐銀六十大元”。

○柯井社，張允貢

張允貢，光緒十六年《重修詒德堂捐題條約碑》，“允貢捐龍銀二百員(緣首)”。

○青礁社，顏永成

顏永成，光緒二十二年《重修慈濟祖宮碑記》，“職員顏永成捐緣銀一千二百大員(個人緣首)”。

○祥露社，莊清建

莊清建，光緒二十三年《重修福海堂碑》，“祥露莊清建捐銀一百二四員(緣首)”；光緒二十九年《重修廣惠宮碑》，“莊清建捐銀四百員”；光緒三十三年《建造五福堂石碑》，“十四世孫莊清建立”。

○後井社，周福墨

周福墨，光緒二十六年《重修正順廟碑》，“周福墨捐銀三百五十員”

二、“首富”捐緣背後

清末各時期的海滄建設，除了一棟又一棟的紅磚大厝拔地而起外，最熱鬧的場面當屬精美絕倫的庵廟、宗祠換新顏了。從斑駁的各類重建、重修碑記中，我們所看到的捐緣記錄，便是那個時代的“好額人”。有的屢屢榜上有名，有的如過眼雲煙一閃而過，但不管怎樣，就是這麼寥寥幾句，卻讓百餘年前的那些人，青“石”留名了。

海滄的捐緣者們，儘管在不同的碑記中有各自不同的表現，但其所展現的規律卻是那個時代閩南的一個縮影。姑且不論康熙朝復界以後的特例，單單碑記所反映的捐緣情況，我們便可將清朝以嘉慶為界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嘉慶及以前，海滄的碑記捐緣者基本以秀才及以上的飽學鄉紳為主；嘉慶以後則轉為南洋華人，可見清朝由盛轉衰對於海滄人文的影響之大。這其中既有列強入侵的外部影響，也有國內經濟不景氣、人口競爭加劇的內因，總之海滄人下南洋的高潮當以嘉慶年為界，以上為月港時代的自然延續，以下為生活所迫的不得已為之。

各社捐緣“首富”的選取，不以其單筆捐款的多寡論英雄，而以捐緣的廣度和數量綜合考量。整體上，海滄“首富”們都有相對一致的愛鄉情節，但不同的社或小區域也有不同的個人表現：

如顏應麟、陳金殿、溫文三、邱正忠等人的捐緣行為不僅僅侷限於各自所在的社，更是遍佈整個海滄地界，其視野和胸懷之大也促進了其事業的持續壯大；

李媽呂、張允貢、莊清建等人則專注於所在社的發展，這類人其實數量是最多的，只是各社碑記留存不多，以至於難以按圖索驥，他們往往還留有宅邸存世，是各社歷史文化重要的一環，只是我們很難在市面上找到他們更多的事蹟；

另有一類人，如馬榮周、林寧綽，其發展重心多在海外，當家鄉人赴外勸緣時，他們都會積極響應，但稍顯被動，以至於在今日的原鄉，我們很難找到他們的印跡，然而在海外卻可能是如雷貫耳的大人物。

以上三類所反映的便是落葉歸根、落地生根的不同選擇在原鄉捐緣碑刻上的反映。

總之，歷史上每一個曾經風光的“首富”們，不管他們曾經有過多少喜怒哀樂，在歲月的浸漬下，都已歸於無痕。獨富樂不如眾富樂，在適當的時候，把收穫變成對人們有紀念的善舉，或許能夠在百年之後被如筆者這般鍵盤俠們重新檢視，做個靑“石”留名，也不失為一種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