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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民族形成的因素有很多,但我認為,最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就是政權因素,政權因素對個民族的形成起到了鑄造和凝聚的作用。而政治因素則又分為本民族自身要求進步的主觀因素以及來自本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政權的客觀因素。

渤海族的形成也是如此,從公元698年渤海建國開始,渤海世代國王絕大多數都是雄才偉略、本領超群的傑出人物,特別是大祚榮、大武藝、大欽茂、大仁秀以及大彝震等國王,他們在位期間採取了有力措施,整頓內政,發展經濟,積極開展對外關係,不僅為渤海人營造了穩定的地域範圍,同時創立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為渤海國內的各族人民穩定生活和發展生產奠定了基礎,渤海國內的各族人民,他們在渤海政權的作用下,為各方面的迅速發展和進步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他們向來就是積極向上、充滿活力而又富於創造的群體,由此他們之間差別也越來越小,共同性的東西越來越多,其性格特徵越來越趨於同一,人們之間的感情也越來越深,他們會與不同地域的人們之間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大。因此,在渤海國內的各族人們經過長期共同的生活,互相學習,共同進步,進而相互融合,最後原有的血緣關係完全被打破,形成了具有共同語言、共同民族聚居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的民族認同意識的新的民族共同體,即渤海族。

大祚榮建國為渤海族的形成提供了穩定的地緣基礎

大祚榮建立渤海國,渤海族尚未形成,但是,他為渤海族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政治基礎。武則天聖曆元年(698),大柞榮率領鞋羯人及其高句麗遺民、漢人、奚以及室韋人等等在東牟山“樹壁自固”、“築城郭以居”,建立了靺鞨人歷史上的第一個政權,國號為震,自號震國王。

大祚榮建國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積極地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最初是處理與當地土著居民的關係以及新政權統治集團內部之間的矛盾。魏國忠等人的《渤海國史)對此作了如下的分析,在大祚榮處理同當地土著勢力即白山靺鞨人之間的關係時,效仿了唐朝的羈縻懷柔政策,將當地的其中一些上層人物或納入統治集團,或讓他們出任定的官職,以設法同當地居民達成妥協,緩和了同土著勢力之間的矛盾。

對於來自統治集團內部之間的矛盾,大柞榮在確保王權的前提下,儘可能考慮到各種勢力和派別的利益和需求,並根據各自的實力讓其代表人物出任有關的官職。。因此,出現了“靺鞨之眾及高麗餘燼稍稍歸之”的局面。大祚榮透過政權力量,將最初的震國國內相對分散的各民族間的秩序進行捍順,在固定的生存空間內開始了相對穩定的新的生活,他們將被看作成為一個新的整體。此時,雖然渤海族尚未出現,但是透過大柞榮政權的建立,這個民族的萌芽便開始孕育。

在大作榮解決政權內部矛盾的前提下,開始處理來自於政權與政權之間關係問題。首先是與其西邊強盛的鄰部突厥通好。突厥可以說是大柞榮政權最直接的威脅,因此,大柞榮向突厥派去使者,以表示修好。

新羅王封大柞榮為“五品大阿餐”,雖然大柞榮對新羅表示臣服,但也表明了最初大柞榮與新羅建立了友好的目的。接下來大柞榮處理與唐王朝之間的關係。正如大柞榮建國時,為了緩和與唐朝的關係,採用了“震國”這國號。接下來,在公元705年中來即位後,大柞榮又審時度勢,接受了來自唐朝的招慰與安撫。大柞榮立即“遣子入侍””。以表示對唐朝的友好稱臣的態度,雙方建立了朝貢關係。公元11年,大作榮又派遣使臣朝唐,貢獻地方特產。

公元713年,唐派遣郎將崔忻前往渤海,冊封大作柴三個職銜,即“左曉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這些足以說明,當時的唐朝對大祚榮特別器重。大祚榮在冊封之後,也派遣王子入唐進獻文物,並請求唐朝允許渤海人入唐朝參加買賣交易及宗教等活動。接下來,他向唐派遣6名學生到中原去學習。這不僅增強渤海與唐王朝的友好關係,也迎來了渤海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最初階段。

在港海建國及初期的發展中可以看到,大祚榮為其穩步發展創造了條件,鞏固了政權。這種穩定的社會環境有力地推動了渤海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大祚榮利用其王權,改變了港海國初建時期政治上的分散狀態,在“地方兩千裡”的固定的地域範圍內,使渤海社會向著統-的、有序的方向發展,打破了國內原有的各民族的血緣聯絡,使之開始向穩定的地緣聯絡轉化,為新的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大武藝的“斥大土字”政策為渤海族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

渤海國第二代王大武藝繼位,改變了其父大柞榮的統治政策,一方面實行“斥大土字”的擴張政策。另一方面,與唐朝、新羅等政權關係緊張,這些都顯示了大武藝時期渤海綜合國力的增強。

大武藝繼位時,首先奉行對外擴張政策,即“斥大土字”政策,進而出現了“東北諸夷畏臣之”的局面。所謂的“東北諸夷"是指在渤海以東以北廣表地區的鐵利、拂涅、越喜、虞婁等靺鞨諸部。這些“東北諸夷"在大武藝繼位時,仍然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 在之後他們便不再單獨朝唐了,究其原因,這些部落應該是受到渤海人的打擊而不得不“畏臣"渤海。

在大武藝“斥大土字”的同時,改變了其父與唐朝的友好往來,曾一度與唐朝兵犬相見。起因是“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臨總”,“於是,大武藝欲攻打黑水靺鞨,即“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固引發大門藝事件,進而出兵攻打唐朝。雖然戰爭無果而終,大武藝向唐朝上表謝罪,與唐朝恢復了友好的關係,從中也顯示出了渤海國力與大柞榮相比,有所增強。

大武藝與新羅關係緊張。由於渤海國的實力增強,新羅感到威脅,努力與唐朝修復關係,尋求唐朝的幫助。同時,開元九年(721年),“徵何瑟羅道丁夫二幹,築長城於北境”。“據有關資料記載,新羅之所以修築這些長城是對警戒外海勢力南下擴張的體現。充分說明在與新羅的較量中,渤海佔據優勢,這與終大武藝之世,渤海疆城“南比新羅,以泥河為境"相呼應。

在大武藝在位期間,其疆土東境已越綏芬河達到沿海地帶,東南逾圖們江,南面逼近朝鮮半島之大同江一線,西至北流松花江中下游地區,其北部和東北部已抵興凱湖、烏蘇里江中上游地區。

大武藝在北拓疆土的同時,南敵新羅,北討黑水靺鞨,西界契丹,東聘日本,使國勢日漸強盛,渤海已經成為中國東北地區強盛之國。為渤海國成為“海東盛國”奠定了基礎。此時渤海國政權已穩定。大武藝為站穩腳跟,利用其王權,在原有疆城的基礎上,不斷地對外發動戰爭擴大其地城範圍,以發展充實自己的實力。

而當這些被征服的民族,與渤海國原有的居民彼此混雜,就像“氏族和部落到處都雜居了起來,到處都有奴隸、被保護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間居住著,”這些現象不斷髮生就會不斷地衝擊著原來的血緣聯絡,進而向著以地城為基礎的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邁進。因此,可以說這種以地城為基礎的港海族形成的步伐在大武藝時期又前進了一步。

大欽茂、大仁秀、大彝震時期為渤海族的最終形成及發展創造了社會

大殷茂統治時期

公元737年,大武藝之子大欽茂繼位後,改變了其父擴張領土的政策,採取了一系列緩和矛盾的政策,使渤海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首先,偃武修文,實施“文治”。

由於武王所採取的政策是對外擴張,這無疑使武將在渤海政權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這種武官專政的局面無不給王權統治帶來一定的威脅,因此,大欽茂決定改變這種以武將專政的局面,除了軍事系統外,其他各個方面都以文官取代武官的地位。這樣,緩和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其次,全面學習盛唐文化。大欽茂在位期間,力求與唐朝搞好關係,全面吸收高度發達的盛唐文化,全面“憲象”唐朝的典章制度。大欽茂派遣使節入唐朝貢,即“遣使隨守簡入朝貢獻”,此後便連年遣使朝唐,其進貢的物品數量也相當可觀。

為了全面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大祚榮遣使唐朝求寫漢書、三國志、晉書、十六國春秋、唐禮等,全國出現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貿易發達的局面,漢字、漢文通行,建築、繪畫、音樂等藝術門類取得很高成就,為渤海社會走向文明和進步創造了條件,為後來渤唐之間“車書本一家”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另外,遷都與改元。渤海國的最初都城應該是建國時期“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中的“舊國”,即以東牟山為中心的今吉林省敦化盆地一帶。到了大欽茂統治時期,為了更好地“監總諸蕃”,大欽茂開始第一-次遷都,“顯州,天寶中,王所都.”“顯州位於“舊國”之南的地城。這一地區為今海蘭江流域的平原沃野,地域開闊,生產力發達,交通便利,無疑提高了大欽茂的政權統治條件。

第二次遷都,即“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即756年,大欽茂將王都從顯州北遷至上京龍泉府,是第二次遷都。其遷都方面原因是由於這一地帶山水環繞,物產豐富、交通方便,是建立都城的理想場所。另外一方面也是主要原因,天寶末年唐朝爆發的安史之亂。大欽茂為了躲避戰亂,把都城遷往四周群山環繞的上京,這是大欽茂所採取的重要的防範措施。

第三次遷都是在大欽茂晚年,即“貞元時,東南徙東京,”“這次是將都城遷至東京龍原府。東京龍原府在今吉林省琿春市八連城遺址。這次遷都的主要原因是順應大欽茂時期通聘日本的政策,由於東京龍原府東南瀕海,是遣使聘日的“日本道",這地區建立都城,加強了同日本間的交往。

總之,大欽茂在世期間,偃武修文,革故維新,三次遷都,並改元建置,這一系列的改革,不僅促進了渤海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長足進步,最主要的使它們趨於高度的統一。另外,大欽茂建立了上京、中京、東京、南京和西京等五京,五京的建立標誌著渤海國的政權組織以及社會制度已經趨於完善,使渤海國內的居民在這樣固定的地域範圍內,經濟相互滲透和吸收,社會組織也有了統一的標準。

另外,大欽茂統治時期,還積極學習唐朝的先進文化,渤海人在本土文化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了唐先進文化,逐漸形成了新的文化,而這種特有的文化,在渤海國內形成了統--的文化,即渤海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大欽茂統治政策得當,渤海社會迅速發展,唐朝將渤海政權已晉升為“渤海國”,標誌著唐朝對渤海政權已經有了新的認識,對渤海人有了新的認同。大欽茂時期,不僅渤海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增強,同時,大量吸收唐朝先進文化,為渤海族的多元文化的形成增添了新內容,這些都為渤海族共同體的初步形成奠定了社會基礎。

大仁秀統治時期

公元818年,大仁秀在繼位之初,整頓國務,勵精圖治,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鞏固其政權統治。首先,加強同唐朝及日本的聯絡。大仁秀得到唐王朝的冊封后,於公元820年春,“閏正月,遣使朝唐。是月,加仁秀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冬十二月,遺使朝貢於唐。”821年,大仁秀“遭侄大公則同慎能至等朝唐,授官有差。”822年,大仁秀又“遣使朝貢於唐。”凡此種種,在大仁秀統治期間,每年都對唐朝朝貢不斷,唐王朝對渤海也是賞賜有加,使渤海同唐朝的關係更加密切。大仁秀也加強了同日本的友好關係。不斷地向日本派出使臣,曾兩次遭政堂省王文矩出使日本,並派有百人以上的使團聘於日本,從而加強了渤海同日本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

其次,南定新羅。渤海南境新羅,社會動盪,民不聊生,公元819至820年之間,大仁秀髮動了對新羅的進攻,並取得了勝利。

另外,北略諸部,開置郡縣,對於越喜靺鞨、黑水靺鞨等海北諸部雖然在大武藝及大欽茂時期已經不同程度地被渤海所控制,但是其獨立性仍然很強,直到公元802年再度入貢朝唐,此後便不見了記載,“說明了宜王大仁秀時期已經速南吞併了這些海北諸部海北諸都經過大仁秀的“北略後,已全面地淪為渤海的被統治民族,即“不復與王會矣”。

這樣,興凱湖以北,烏蘇里江流域及三江平原一帶的廣大地域,都成為渤海國的有效控制地區。大仁秀對這些新徵服的地區設立府、州、縣的地方管理體制,即在抱婁故地設定了定理府和安邊府,分別“領定、潘二州”和“安、瓊二州";在拂涅地建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在鐵利地建鐵利府,“領廣、汾、浦、海、義、歸六州”:在越喜故地置“懷遠府,領達、越、懷、紀、畜、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郡、慕、常四州”嚴等等,共6府28州,至此,渤海政權疆域南界達到了高句麗全盛時期與百濟、新羅的界線:北面征服了居住在今東流松花江、烏蘇里江中下游,以及三江平原一帶的黑水鞋羯各部,取得了南定新羅,北略諸部,開大境宇,釐定京、府、州、縣的最終勝利。

到宣王大仁秀統治時期,渤海國疆城至此已經基本形成,達到“地方五千裡”的規模。此時,渤海國政治、軍事、法律等各種社會制度已經完善,原來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民族關係完全被地緣關係所取代,原來的較為鬆散的氏族、部落及部落聯盟狀態已被具有統地域的,統-的政權組織形式的,統的經濟文化的新的民族共同體,即渤海族所替代,因此,北略諸部,開置郡縣,標誌著渤海族的最終形成。

大彝震的統治時期

大彝震即位後,依舊保持著同唐朝的聯絡。曾先後派遣到長安朝貢和入侍的王子有大明俊、大光晟、大昌輝、大延廣等,同時,還相繼派出留唐學生。這些朝唐使臣、入侍王子、入唐學生帶回了中原的先進社會制度、技術和文化,從而促進渤海的發展。大彝震時期的渤海,疆域遼闊。

為了有效地控制這一地區,增設了“左右神策軍,左右三軍,一百二十司”,不僅自上而下建立起龐大的官僚機構,而且組建一支以募兵制為基礎的常備軍。其軍政統治體系更趨完備,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行政體制,即建立了三省、六部、十二司及諸臺、寺、監、院、局、署等軍政建制。其地方建制“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及-百三十多個縣”,也是出於這-一時期。

大彝震時期,渤海經濟比較發達。除原有畜牧、捕魚、狩獵、採集等生產門類外,農業和手工業已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而且分工越來越細。紡織業、製革業、陶黨業、建築業、車船製造業、冶煉業及各種鐵器、銅器的製作,都有相當規模。

這期間,唐朝在登州沒有接待渤海貢使和商賈的專門機構渤海館。渤海商船常停泊在登州外港。渤海的“熟銅”、“名馬”是同中原貿易的重要商品,大彝震曾營建港海王城上京龍泉府宮城殿閣,從上京龍泉府遺址及其出土的各種獨瓦、花磚、善頭、鷗尾、建築飾件等進物看,當時上京龍泉府,宮城殿閣高大、宏偉、壯觀、瑰麗,成為我國東北地區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其宮禁苑圃的安持和殿閣樓臺的建築方法、樣式及佈局,都受到唐朝的影響。

大彝震時期,渤海國已經迎來了“海東盛國”的繁盛局面。政權統治穩定,地方建置完善,經濟門類齊全,文化發展多樣,渤海國已進入了繁榮階段,為渤海族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保障,此時,渤海族已經完全作為渤海政權的主體民族的角色,其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獨立的民族意識在渤海社會發揮著其他民族不可比擬的主導作用。

綜上所述,渤海族的形成,與渤海世代國王的有力措施是密不可分的,他們透過政權力量,不僅將國內各族人們牢牢地固定在同一個地城範圍內,另外,又為渤海人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為人們的發展生產奠定了基礎。在這種環境下,國內各族們在這種特定的生存空間,共同生活,互相學習,進而相互融合,最後原有的血緣關係完全被打破,形成了以地域聯絡為紐帶的渤海族。因此,這種渤海國內各族人們要求進步的願望,對渤海族的形成起到了鑄造和凝聚作用,是促進渤海族形成的主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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