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暫的大正時代與大正天皇

提到嘉仁，大部分日本人都會想起所謂“望遠鏡事件”：某次出席國會開幕式，嘉仁覺得端坐在寶座上非常無聊，於是把寫著“敕語”的檔案捲成圓筒，當望遠鏡一樣觀看離自己很遠的議員。國會畢竟是莊嚴之地，嘉仁作為一國元首，如此調皮的舉動自然讓人瞠目結舌。但問題在於，這類關於天皇的政治醜聞如若發生在父親明治天皇與兒子昭和天皇身上，相關報道想必會迅速遭到“封殺”，可為什麼發生在大正天皇身上時卻傳得這麼遠呢？

這不禁讓人想起另一件事。1913 年 10 月，嘉仁夫婦以天皇、皇后身份首次前往伏見桃山陵（明治天皇陵），得知這個訊息，一名《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者裝扮成宮內省官僚在附近圍觀，正好偷拍下天皇乘著馬車進入陵區與天皇、皇后一同進入陵區的照片各一張，隨後登載在報紙上。這件事讓主管輿論工作的內務大臣原敬①非常不滿，雖然當時報紙登載皇族照片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未經宮內省許可偷拍天皇照片可謂“不敬”，於是就拿著報紙到嘉仁那裡告狀。

大正天皇嘉仁

怎知，嘉仁不但沒有生氣，反而笑道：“連你內務大臣都會煩啊！”完全是一笑了之。嘉仁就是這麼一個平易近人的天皇，事實上原敬也經常提到，他向天皇彙報工作時，“殿下會如之前一樣遞給一支香菸讓我坐下”（原敬語）。這種好脾氣讓嘉仁與明治天皇的形象差別巨大，如果說明治天皇是一個讓國民團結、讓政府更有合法性的“絕對君主”，那嘉仁則更像一個具有現代皇室意識的君主。

1、原敬（1856—1921），最早是一名在東京遊蕩的普通記者，後來受到井上馨的賞識進入外務省工作，因為法語水平較好被派往巴黎擔任代理公使，獨當外交重任。由於在外交與媒體兩方面人脈廣泛，原敬在 1900 年受到伊藤博文與西園寺公望邀請加入立憲政友會，成為這個龐大政黨的幹事長，正式涉足政壇。隨後長期擔任內務大臣職務，任內與當時的皇太子嘉仁過從甚密，備受賞識。進入大正時代以後，他的地位逐步提升，同時受到天皇、元老以及政黨等多方人士的信任。1918 年“米騷動”結束後，原敬成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並組織日本正式意義上的第一次政黨內閣。由於他的政策未能滿足民間右翼勢力的要求，在1921 年遭到暗殺。

“平民宰相”原敬之死使日本藩閥政治轉向政黨政治的程序受到重大挫折

原敬遇刺現場

類似事情還有很多。據嘉仁身邊主管狩獵的坊城俊良回憶，嘉仁不知道從哪裡搞來一隻會說人話的九官鳥（鷯哥），之後他就經常聽到嘉仁的聲音“坊城、坊城”。本以為是嘉仁叫自己，結果過來一問，嘉仁卻擺出一副無辜模樣，說“我沒叫你哦”，這才發現原來“坊城、坊城”的叫聲來自於籠中九官鳥。坊城俊成笨拙的模樣與九官鳥的戲謔逗得嘉仁大笑不止。

其實，嘉仁並不是不尊重坊城俊成，只是不拿他當外人。坊城俊成還回憶，有一次天皇晚宴結束後，嘉仁仍興致勃勃，就將其招來一同喝酒。興致高時，嘉仁便喊著：“節子，來給坊城倒上一杯。”所謂“節子”自然是指當時的節子皇后（貞明皇后），讓日本帝國的皇后給身邊一名普通官員倒酒，不但嘉仁不覺得有什麼問題，連節子皇后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日本的平民認為自斟自飲是“喝悶酒”的表現，普通人之間也盛行互相倒酒，嘉仁夫婦與平民階層多有接觸，他們的很多行為都體現出平民化的特色。

嘉仁也經常會在處理政治事務時顯現出人情味，這導致他極易捲入政治鬥爭。比如 1914 年 4 月第二次擔任首相的大隈重信（1838—1922）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大隈重信是一名歷經選舉、身經百戰的演說家，或許用巧舌如簧來形容他並不合適，但起碼是一位雄辯之士。當時諸如山縣有朋、松方正義等元老來彙報工作，嘉仁都只是例行公事聽完就走；但大隈重信每次前來都會不知不覺聊上很久，嘉仁對大隈重信的垂青可見一斑。不過，這也導致大隈重信與山縣有朋等元老之間的矛盾愈發激烈。

這一點在第二次大隈內閣的存留問題上更加明顯。1916 年 6 月，大隈重信向嘉仁提出辭職，但由於繼任首相還未商議出來，嘉仁就在 7 月26 日下令暫時讓大隈重信留任，待繼任首相問題談妥再離任。但在當時，大隈重信與山縣有朋圍繞繼任首相問題存在重大矛盾①，嘉仁在這個關鍵節點留住大隈重信或許是出於人情味兒，但在政治上相當於是以天皇身份認可大隈重信的要求，這無疑是對山縣有朋的一種貶斥。

1　1916 年 2 月，大隈重信內閣提出的“減債基金還元”議案遭到貴族院反對，導致政權不穩。6 月，大隈重信提出辭職案後，想把首相職位移交給當時的議會第一大黨——立憲同志會總理加藤高明（1860—1926），實現首相人選的政黨化；但由於日本當時已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山縣有朋認為國家應該由一名“不偏不黨之人”擔任首相，推薦陸軍軍人寺內正毅。雙方在 7 月前後的想法是建立加藤高明與寺內正毅的聯立內閣，這樣可以照顧到元老與政黨雙方的利益，但到 7 月 26 日嘉仁未經考慮就批准大隈重信留任，這對外界而言就相當於干擾了後任首相的選擇流程，所以山縣有朋非常反感。在山縣有朋的運作下，加藤高明被排除在政權之外，最終由寺內正毅單獨組建內閣，成為下一任首相。延伸閱讀：內藤一成《大正五年大隈後繼政權問題的相關貴族院及諸勢力的動向》。

於是 8 月 1 日，山縣有朋特地面見嘉仁，非常嚴厲地做出下述批評：在此，我認為陛下既然已經下令（大隈重信） 留任，那也沒有必要垂詢（我），只是如此重大之事件，絕不能夠輕鬆斷定。想來君主一言甚重，關乎國家至大之事，常應慎重再慎重而不能輕鬆速斷……本次之事陛下已經決定留任，再要撤銷決定便是不可能的，但這時候若是垂詢臣等，而臣等又有反對之意見便有違敕之嫌，如此，便與陛下登基之際所賜敕語主旨不符，而老臣等也難以盡到輔翼之責。君主之道，莊重威嚴，舉止不可不慎。

明治末年、大正初年最有權勢的元老山縣有朋

這段話說得有些艱深難懂，其實際意思仍然可以用“制度天皇”與“人類天皇”的矛盾來說明：作為“制度天皇”，一言九鼎，所有釋出的命令都不能撤回，臣子也不能違抗君主的命令；但作為“人類天皇”，嘉仁必須要廣泛聽從周圍意見再做決定，而不是輕率發表意見，否則很容易壓制不同呼聲，造成決策上的偏頗。雖然山縣有朋說這番話的初衷是保護自身利益，但他確實點出了嘉仁作為天皇與天皇應有的狀態之間存在差距。

對於山縣有朋的批評，嘉仁也非常不滿。他當時因為理虧沒有說任何話，但之後的 1917 年 4 月，他突然召見山縣有朋，詢問他什麼時候辭職，嚇得山縣有朋馬上遞上辭職信；隨後他又召見首相寺內正毅，詢問山縣有朋是不是難得人望，也嚇得寺內正毅一身冷汗①。雖然這件事最後沒了下文，山縣有朋還是繼續擔任元老，但也能看出如果讓嘉仁繼續執政一段時間，恐怕會對元老階層展開攻擊。

1　“先日山縣在京中拜謁，（天皇）突然詢問（山縣）何時遞上辭表，山縣恐懼而立時遞上辭表，竊以為此事或是因為山縣老邁難堪大任所致，之後寺內拜見（天皇）之際，（天皇）又問道山縣是否難得人望，寺內也非常恐懼。”《原敬日記（七）》，第 155—158 頁。

大正天皇即位敕語，圖上方是天照大神、神武天皇、明治天皇，象徵著萬世一系的皇統，下方為大正天皇和皇后

只可惜從 1916 年開始，嘉仁的身體逐漸出現問題，不僅說話口齒不清，連上下臺階也非常困難。到了 1918 年 10 月 31 日的陸軍特別大演習中，嘉仁的騎馬動作已經變形；當年 12 月帝國議會開幕式上，嘉仁已經無法完整閱讀檔案，只能以感冒為名不再出席開幕式。再到 1919 年的陸軍特別大演習，嘉仁為防自己出現問題已經特意帶上了裕仁皇太子；由於發音困難，他又無法出席 1919 年帝國議會開幕式。連續兩年缺席帝國議會開幕式讓輿論譁然。之後嘉仁的病情愈發嚴重，身體情況難以支撐他繼續在前臺執行公務，只得將大量事宜交給裕仁皇太子代理。從 1920 年開始，嘉仁無法以健康姿態出現在眾人面前，這也象徵著他的政治生命徹底結束。

關於他的病情，1920 年 3 月，宮內省醫生開出診斷書，認為“（嘉仁） 幼少時曾患腦膜炎，少有故障，因而影響大腦”。這個說法很快得到接受，到 1921 年 11 月 25 日，即裕仁皇太子就任為“攝政”之時，宮內省公佈了嘉仁的病情：

“天皇陛下誕生之後不久，即患有腦膜炎，其後病患常有……踐祚後政務多端，軫念於此而勞心費力，結果從大正三、 四年（1914—1915）開始便不如起居之前，有欠於姿態端正，步行不安定，言語也有澀滯，此等症狀最初甚微，漸次有增進之傾向，大正八年（1919） 以後除親裁萬機之外，已不再臨御帝國議會之開院式等。避暑避寒之期也隨之延長，盡力靜養卻亦不見輕快。腦力逐日衰退乃至（他人） 難以拜見，且其姿態等其他外形症狀並非末梢器官故障之因，皆為腦力衰退所致。”（《東京日日新聞》1921 年 11 月 26 日）

嘉仁的四個兒子：皇太子裕仁、後來的三笠宮崇仁親王、高松宮宣仁親王、秩父宮雍仁親王。照片攝於1921年。

應該說，如此長篇大論描述天皇病情，在明治天皇身上是絕對不可能的，甚至在日後的昭和天皇裕仁 1988 年末病重時期也沒有報道得這麼詳盡。按照日本歷史學家原武史 2000 年出版的《大正天皇》一書的觀點，日本政府試圖“封鎖”不懂政治的大正天皇於深宮之中，把更有希望與前途的裕仁皇太子抬出來，這才把天皇病情說得這麼詳盡且慘痛，讓日本國民感覺天皇已經不可救藥，只能寄希望於後生。

這種說法當然過於小說化，但其中或許也暗含了一部分真實情況。畢竟從 1916 年大隈重信辭職一事來看，嘉仁並不能完全理解天皇職位的象徵意義，他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甚至很難算作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在日本逐漸向著世界強國發展的大潮中，他自然就被洗刷下來。或許，以疾病原因告別政治舞臺乃至人生舞臺，對他來說已經是一種非常體面的方式了，如果他強撐著活到二戰時期，恐怕日本政局和他本人的命運都會受到更大程度的影響。

大正天皇崩御時八瀨童子排練葬禮

1926 年 12 月 25 日，大正天皇嘉仁走完了自己 47 歲的人生，比起父親明治天皇（60 歲） 與兒子昭和天皇（88 歲），多少有“英年早逝”之感。由於天皇的忌日需要哀悼，從 1927 年開始，12 月 25 日就成了國民“公休日”，這就恰好與西方的聖誕節雜糅在一起。昭和時代總共有 64 年（1926—1989），雖然中間有過軍國主義的瘋狂，但當這些瘋狂與二戰一同走入泥土，聖誕節卻成為日本普通人的標配，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大正天皇留給日本國民的一份“禮物”。

從政治角度看，“大正德謨克拉西”（大正民主浪潮） 時代湧現出了一大批倡導政治透明、國民自由的民間思想家與改革家，大眾媒體的勃興誕生了大量國民藝術家，無線電的普及促使民眾運動此起彼伏。相對於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嘉仁的一生除去四處遊歷、參加慶典之外，卻似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他豁達開朗的性格、樸實親民的人格就這樣被埋在歷史的故紙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