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7年，漢武帝走完他70年的人生，離開了他執政54年的皇帝寶座，在他70年的人生旅程中，他北伐匈奴開疆拓土，極大的開拓了中國的版圖，他統一文化獨尊儒術，建立了2000年中國封建文化的基礎。

漢武帝去世後，對於他功過評價分歧很大，有人說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也有人說他雄才大略，一世英名。褒貶不一，譭譽參半。

史書對漢武帝的評價也是分歧很大，班固在《漢書》中說漢武帝是雄才大略，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卻說漢武帝是窮奢極欲，繁刑重斂。

班固和司馬光對漢武帝評價的迥異中，也可以看出東漢與宋朝在精神氣方面的差距。

這也是“獨漢以強亡”和“宋以弱亡”的真實寫照。

班固在《漢書》中只提漢武帝的文治，而隻字不提漢武帝在武功方面的建樹，其實並非是對漢武帝武功方面的否定，其實是另有原因。我們來看班固對漢武帝的評價：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畤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對漢武帝的讚語中，對其文治方面的建樹大為讚賞，但是卻尋找不到任何關於漢武帝在武功方面的評價，因此很多人說，這是班固對漢武帝武功的否定，其實不然。

漢武帝在武功方面的建樹，主要是對匈奴的作戰，漢武帝在位54年，對匈奴的作戰就進行了44年，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帝王之中，對遊牧民族作戰最堅決和最勇敢的一位帝王。

漢武帝在對匈奴作戰的過程中，對華夏民族最大的歷史貢獻就是摸清華夏民族的戰略邊疆，和控制了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的重要性是它是連通西域綠洲文明和農耕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橋樑和通道，又是隔斷草原文明和高原文明的一個重要屏障。

控制了河西走廊就等於控制了各個文明之間的咽喉要道，拿到了文明融合的主導權，這就是在陸權時代華夏文明經久不衰的秘訣。

公元前60年，漢宣帝在漢武帝對西域經營的基礎上，設立西域都護府，將西域納入了中國的版圖。

但在王莽篡漢後建立新莽王朝後，西域脫離了中原的管轄。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後，忙於內部事務，無暇西顧，公元45年，西域18國請求重新設立西域都護府，但是被漢光武帝拒絕。

直到公元91年，漢和帝三年，班超平定西域，才重新設立西域都護府。

從公元25年東漢建立，到公元91年，東漢重新設立西域都護府，這中間隔了66年的時間。

雖然公元74年漢明帝曾重新設立過西域都護，但是次年，焉耆、龜茲國叛亂，殺都護陳睦。西域都護府僅存在了一年時間。

班固於公元92年含冤被害，在班固被害時候，東漢才剛剛重置西域都護府。此時《漢書》已基本完成。這才是班固不寫漢武帝武功方面開疆拓土的主要原因。

想一下，東漢的皇帝是漢武帝的子孫，那麼他們丟失祖宗歷經千險而開拓的西域。他們好意思在史書裡寫麼？

很明顯，在東漢沒有把西域收回來的情況下，班固是不能將漢武帝開疆拓土，經營西域的武功寫進去的。

因為這會讓東漢的皇帝感到不悅，畢竟，此時東漢還沒有將西域納入自己的版圖之中，這有損皇帝的權威，也會讓現任皇帝很沒面子。

但是班固對漢武帝征伐匈奴，是完全贊同的，我們從班固的《封燕然山銘》中就可以看出。

公元89年，班固得知竇憲被任命為將軍，率大軍攻伐匈奴的訊息後，便決定投附竇憲，隨大軍北攻匈奴，被竇憲任為中護軍，參與軍中謀議。

隨後，漢軍在燕然山大破北匈奴，班固作《封燕然山銘》並刻石紀功，其文中就說：“上燕然勒石記功德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

班固講得很明白，這次大破北匈奴，洗刷了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的恥辱，光耀了祖宗的神靈;可以穩固後代，拓寬疆域，振揚大漢的聲威。這是一次勞神而長期安逸，暫時費事而永久安寧的事，這不正是漢武帝對匈奴作戰所追求的目標嗎。

但對於司馬光來說，他對漢武帝的否定是全方位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這樣評價漢武帝：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不僅是司馬光對漢武帝全方位的差評，不僅代表了他自己的觀點，同時也代表了整個北宋整個王朝對秦皇漢武的評價都是負面的。

例如宋哲宗時期，宋哲宗曾想恢復宋神宗時期的制度蘇轍曾上言：

“漢武帝外事四夷，四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即位後任用霍光，才罷去煩苛，安定漢室。”

將宋神宗比作漢武帝，這惹怒了宋哲宗，宋哲宗憤憤不平：“你們難道沒聽過一個詞叫秦皇漢武麼？”可見在宋朝時候秦皇漢武已是暴君的象徵。

再比如司馬光的政敵王安石，他在評價漢武帝征伐大宛這件事情時，就作了《漢武》這首詩來批評漢武帝：“壯士悲歌出寒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難道漢武帝征伐大宛真的是隻為讓李廣利封侯嗎？他們都看不出漢武帝雄才大略的意圖。

要知道古代對草原民族的作戰，戰馬是騎兵的必備，好的戰馬就是戰鬥力的保障，漢武帝本來是準備拿純金製作的馬匹模型來換取大宛的汗血寶馬來改善漢朝的戰馬。

但是大宛不僅拒絕了這樣的請求，還殺害了漢朝的使者，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

我們知道蘇武曾有一段名言：“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

可見那些與漢朝做對的國家，已都被征服，何況一區區小國大宛？王安石只看到了漢武帝征伐大宛，造成的民間疾苦。

卻沒有看到漢朝用了多大的代價才征服西域，大宛殺漢使，如果漢武帝不作為，那就無法威震西域，對西域進行有效的管理。

宋朝時，由於重文輕武，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文人士大夫掌握了國家的絕對話語權，這使得整個民族的血性蕩然無存，尚武精神一去不復返，遺禍千年。

尚武精神和血性的缺失，使他們無法看懂漢武帝的歷史功績，其實他們是躺在漢武帝所建立的功勳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漢武帝的功勳，恐怕也就沒有後來的華夏文明的延續。

法國東方史學泰斗勒內.格魯塞對此評論說：“在整個中國歷史的程序中，文人學士們發表的這種雄辯說辭隨處可見。它們是官僚階層不變的信條的反應。這些信條最終戰勝了中國的尚武氣質。文人們認為戎馬生涯被視為下等職業，由於這樣的輕視，當文人的烏托邦和平主義到來的時候，他們不可能提出任何先發制人的戰爭”。

秦漢之後的中國文化，是沒有血性的文化。因為話語權被文人士大夫集團所壟斷。這腐儒平日裡生活在自己所構建的烏托邦裡，道理說得一套一套的。

但當戰爭來臨之後，他們又拿不出任何的解決方案。這也是我們整個民族優秀文化、民族精神的分裂和落敗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