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本文中介紹的紅軍征途中的飲食，均來自於參與長征的紅軍幹部戰士的記述。”長征中吃皮帶的事，1949年後曾擔任過成都軍區副司令的李文清（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最後的腳印——記紅二方面軍過草地》文中有確切記述。
本文中介紹的紅軍征途中的飲食，均來自於參與長征的紅軍幹部戰士的記述。僅僅通過這些記載，長征的艱辛困苦便表現得淋漓盡致。在任何艱苦條件下，不屈服，不畏懼，即使在吃的問題上，也能顯現出一種精神。它作為長征精神的一部分，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這是作者專門從多種文章中尋出長征飲食作為題目的初衷所在。
“走到哪裡吃到哪裡”
長征的出發較為倉促，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長時間行軍作戰，在飲食這個基本問題上，是無法考慮更多和長久的。1949年後擔任過駐外大使、中聯部常務副部長李一氓的回憶是：“大軍出發，是個沒有後方的戰略轉移，前面既無糧倉，後面亦無後勤供給，只能夠走到哪裡吃到哪裡。”
“走到哪裡吃到哪裡。”那麼，也就是有什麼吃什麼。有時情況好，就可以吃得好，條件差，吃得自然差，飢一頓飽一頓。見不到人煙時，就沒有或很少有吃的。時間長了，帶在身上的一點糧食沒了，只好向大自然討要。在這後面，李一氓還有話：“至於吃誰，當時大家都很清楚，我們有一條階級路線，主要吃地主的糧倉、牲畜等。”這種情形下，隊伍管理也比較嚴格，每個伙食單位不能單獨、自由行動，必須統一在一個名為“供給部”的領導下，指定到什麼地方去領什麼東西。李一氓記述：“如那個地方有地主的魚塘，就可以分到魚。我還記得在湖南的一個大村子裡，我們分得很多塘魚，這是第一次，真鮮美極了。”
部隊走到雲南宣威，居然分到了全國有名的“宣威火腿”。這東西，當時主要是有錢人享用的，一般人連怎麼吃都不會。據李一氓回憶，他們連隊的炊事員“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飪這種東西，而是切成大塊，採取類似燒紅燒肉的辦法，結果一大鍋油，火腿也毫無味道。”但也有吃過並知道如何製作的人。1949年後曾擔任過解放軍海軍司令員的蕭勁光（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他就不要公家燒的火腿，而是讓分一份生火腿給他。他把這火腿蒸熟，擱在飯盒的菜格子裡。這樣，每天行軍正午休息吃午飯時，他就開啟來下飯。李一氓稱其“聰明”，還羨慕地說：“這種味道當然比紅燒火腿有意思多了。”
但是，這樣的日子並不多。絕大多數時間，有一頓正常的米飯就很不錯了。在一位名叫謝扶民的紅軍寫的一篇日記《苗山一夜》裡，寫到長征到了大、小苗山時，老百姓都躲進了山裡。經過一位老人出面說服，百姓才回到家。戰士們以六塊大洋100斤的價格，買到了部隊需要的大米。可在分發的時候，一些單位卻不願意要這些大米，說買到的都是糯米，這種米，吃了不管用，行軍“腳發軟，走不動路。”經過了解，才知道這塊地方只產糯米，沒有其它糧食，大家只得收下。一些人開玩笑說：“好吧，就算過一個年節吧。”因為在大多數地區，只有在過年過節時，才捨得用糯米做些年糕、甜米飯之類的食品。這說明，當時部隊行軍，是走到哪吃到哪，有什麼吃什麼，沒有多少可以挑選的。
這是正常時節，還有許多時候，部隊走的是偏僻山地，或荒無人煙的草地，時間久了，吃食就出現問題。據1955年授予少校、長征時的小戰士譚清林回憶，1935年秋，他所在的紅四方面軍越過大雪山，在草地邊緣的康貓寺休息兩三天後，沒有找到什麼糧食，只好採集了一些松菌、松果，烤熟了一些牛羊皮做乾糧，隨即向草地進發。他所在的三十軍九十一師一個連隊，進了草地幾天後因為大風冰雹，找不到前面隊伍留下的路標，只好返回出發地。等到再出發時，原來準備的乾糧松果、松菌之類都吃光了，再找不到吃的。進入草地那天，只有他自己的最後一小把炒麵，分給幾個戰友各人“一小撮”，就著雪水吃了。在草地中，頭兩天大多數人只能喝一些帶有草味的黑色苦水，吃一點隨手拔起的野草、野菜。找不到青草時就抓起枯草，嚼嚼草根，咽些口水。後來幾乎沿途所有野生植物，都被大家嚐遍了，之後發現一種滿身長刺的矮樹，上面葉子落光，結著豆子粒大小的紅果，吃起來味道酸甜酸甜的，這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見到這樣的樹，大家都一口氣跑過去，滿口滿口吃飽了，還要折下幾枝，帶給傷病的戰友。可這樣的嘗試也帶來災難。第二次進草地第六天，有人在地上扒出一種青蘿蔔一般粗大的水生植物，剛試著吃時，味道甜還爽脆。得知這個訊息，大家都分頭去找。誰知這東西吃下去不過半個小時，毒性發作，嘔吐不止。有人好心舀碗涼水給嘔吐人喝下去，不料嘔吐更厲害。幾位戰士當場犧牲。這以後，大家採到野草野菜時，總是先放在嘴裡小心嚼嚼，多試幾次後才敢嚥下肚去。
雪山頂上的山藥蛋和草地裡的“皮貨”
1949年後曾擔任過蘭州軍區司令和福州軍區司令的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開始長征時，才不過16歲。在攀越大巴山前，班長給了他一個“豬腸子那麼大的乾糧袋，一半裝的炒熟的黃豆，一半裝著剩下來的炒飯。”在皮定均看來，這點東西，還不夠他一頓吃，可現在卻要做幾百裡山路行軍糧食。人小，不知利害，肚子一餓，他便偷偷抓炒黃豆往嘴裡喂。一吃黃豆，口渴起來，乘班長不注意，抓一個雪團丟進口裡，“用舌頭壓在一邊，不但不覺得涼，而且精神煥發，越走越有勁了。”不長時間，皮定均攜帶的乾糧被偷吃得差不多了。當副班長檢查他的乾糧袋時，距離他們的目的地還有“兩個七十里”：“小夥，這怎麼行呢，山還沒有到頂，你的乾糧就快吃光了。你不打算過去嗎！”說完後，塞給他一個山藥蛋。再三叮囑：“你可要慢慢啃，不要一口吃光了。”
乾糧不夠，攀爬寒冷的高山是很危險的。後來，皮定均不敢輕易動這顆山藥蛋，肚子餓時只是伸手摸摸。到山頂，已是夜深。大家肚子都餓了，皮定均拿出山藥蛋，讓給同志們。大家都是用門牙輕輕啃一下，又還到他手上。在山藥蛋的支援下，大家度過了這漫漫長夜。下山後，副班長又掏出最後一個山藥蛋，讓全班戰士啃。終於，這個大家都不肯吃的山藥蛋，又到了最小的戰士皮定均手裡。他推給副班長，副班長對他說：“小夥，馬上就要投入戰鬥了，你趕快吃了，鼓足勁消滅敵人！”多年後，皮定均以《兩個山藥蛋》為題，寫下紀念文章。他在文章最後說：“這座大巴山，是我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徵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我在鬥爭道路上所經歷的第一道關口。……那裡有我們的足跡，那裡有我們全體戰士同艱共苦的友情。這種友情，就象（像）大巴山一樣，屹立在我心中。”
長征中吃皮帶的事，1949年後曾擔任過成都軍區副司令的李文清（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最後的腳印——記紅二方面軍過草地》文中有確切記述。作者所在的紅二方面軍五師十五團是從甘孜進入草原的。當時每人帶了半個月左右的糧食（每人每天三四兩計）。這點糧食，很快就消耗殆盡。一天，李文清到師部彙報工作。進了帳篷，聞到了一股香味。師長王尚榮（1955年被授予中將，曾擔任過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拉住他：“先別忙彙報，這裡搞了個犛牛腦袋……來！先喝它一碗。”“我接過來咕咕一氣就喝了下去。多香呀！我好像這輩子第一次喝過那麼好的湯。……而且，這鍋湯是整個師部喝的。”此文中也記述了吃毒草的情形。因為他們是後衛部隊，在草地上連可吃的野菜也幾乎沒有了。為了活命亂挖，結果就挖到有毒的草：“有的吃上毒草，輕的就會四肢抽風，神經失常，口吐白沫，重的就會喪命；當時又缺醫藥，大家圍在一起束手無策，眼看著自己的戰友倒下去，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心裡象（像）刀割一樣難受。”
在這種瀕臨危亡的情形下，吃皮帶這種極端行為，也就容易理解了。那是快走出草地前的一個星期，因為根本沒有糧食，前進的速度也“慢得異常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有一天，一個通訊班的小鬼餓得實在不行了，就把皮帶放在火上燒，然後用刀子把燒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塊嚼一嚼。雖然苦但是可以吃。“這個意外的發現馬上就在全團推廣了。於是，槍皮帶，腰皮帶，皮掛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
就連牛皮一類平時幾乎不可吃的東西，長征中獲得也不容易。據一位名趙連成的紅軍在《咱班的“王政委”》一文中記述，他們部隊剛進入草原時，看到了先頭部隊丟下的一堆牛皮，他和另一位戰士把牛皮拉回來，交給隊長、指導員。領導將這些牛皮給每人分了兩塊。大家把小一點的牛皮用棕繩穿起來綁在腳上當鞋子，大塊些的縫成一個帶尖的帽子戴起來，有人還隨手畫個五角星在上面。走著走著徹底沒糧了，這些“皮鞋”“皮帽”，陸續進了肚子。
打獵和吃青稞
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有時即使有較好的食物，無法以好的方式製作，吃起來也不是滋味。在李天煥（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曾擔任過公安部副部長職）的長文《氣壯山河———紅西路軍遠征記》中，記述了他們在祁連山作戰時，沒有糧食，便讓身體好、槍法準的同志到山上獵野牛、黃羊。其他人拔草、撿牛羊糞，準備用來烤火和烤肉。不久，打獵戰士回來，抬著野牛、扛著黃羊。大家用刺刀割肉，每人拿一塊，找塊平整些的石頭，或者掛在小樹上把肉切成小片，再用槍探條串起來，在牛羊糞火上燒著吃。開始大家餓極了，肉燒得半生不熟便送到嘴裡吃起來。吃過幾塊後，感覺不好了。野牛羊肉本身羶味很重，沒有鹽，用的又是糞火直接燒烤，那肉真是又羶、又苦、又臭、又膩……再餓也吃不多，勉強多吃就要嘔吐。一個小戰士機靈，他把肉放在臉盆裡燒，不直接用糞火烤，結果味道少了苦和臭味。可惜，當晚落雪，這位睡在草地上的小戰士竟然被凍死，連名字也沒留下來。
這還是有獵物可射殺，沒有的時候，為了人能活命，只好宰殺用來馱物資的牲口。吳先恩（1955年授予中將軍銜）的《黨嶺山上》一文裡曾記載，部隊在過西康丹巴一帶的黨嶺山前，宰了兩匹牲口，“把肉分給傷員，皮和骨頭給工作人員分了。”李文清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記述：“情況已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了。為了救下這些革命的種子，現在，只有把最後一手拿出來了———把馱帳篷、物資的犛牛和首長騎的騾子殺了。殺一頭全團要吃三四天，先煮湯和著野菜吃，再把煮過的肉分給每人一二兩帶著，不準吃，第二天再煮……”有牲口可宰殺，在長征中還算是較為幸運的。蘇紅的《紅色少年連隊通過草地》一文，記述了最早進草地時吃青稞的情形。此文介紹，當時吃的是“青稞囫圇飯”。這東西很難煮。炊事員為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吃好，居然一夜未眠煮青稞。吃飯時，一次三五粒嚼碎下嚥，才會稍好消化。可人大多數時間大口吃著，結果就消化不了。在錢治安的《一次支委會》一文中，就記載了有關青稞的情況：“離德榮還有好幾天路呢，全連就顆粒不剩了。這是我們連第一次經受飢餓的考驗，飢餓第一次把我們帶到生死存亡的邊緣。據前面部隊介紹，馬骨頭和馬糞中沒消化的青稞，都可以用來充飢。”牲口胃的消化能力強大，可也不能將青稞消化掉，可見其不便成為人類食品。
有關青稞在長征途中的故事不少。文人出身的李一氓，大約因為記憶深刻，故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還專門對青稞在當地生長和食用的情形作出記述：“稞麥就是大麥的一種，全名叫‘稞大麥’，因為生長期快，3~5月播種，7~9月收穫，非常適合於青藏高原的地質和氣候。……這種作物很經得起煮，用水煮了幾小時後，仍然是一個個完整的麥粒。以為熟了可以吞食了，但還不能消化，排洩出來的還都是一粒粒的青稞。因為每個人分得的數量有限，有的甚至把排洩出來的青稞淘洗過後，再煮再吃。”糧食缺乏的情況，由此可想而知。
買食物和“借”食物
食品的來源，也五花八門。時任紅四團六連連長的楊信香在《攻破臘子口》一文裡記述，1935年9月中旬，紅一方面軍來到距離臘子口15裡的地方。先頭部隊經過戰鬥，擊潰敵人一個營，還繳獲了大批麵粉、白糖等。後來在攻擊臘子口前，炊事員便用白天繳獲的白麵，給大家做了一頓好飯。吃飽後，戰士們幾番進擊，打開了臘子口，使這支部隊可以順利北上，與陝北紅軍會師。這次的糧食，是從敵人手裡獲得的。
從多數記載裡可以看出，雖然糧食總體缺乏，可部隊的政策還是嚴格執行的。譬如對從百姓那裡獲得，大都需要購買。1955年被授予少校的康正德在《心連心》一文中記述，紅四方面軍行進到原西康省一個叫波巴的村寨時，為尊重少數民族，決定不進房子，在村外露營。當時百姓大約受到敵人宣傳，都帶著牛羊上了山。為了獲得他們支援，戰士們便分成若干工作隊去山上尋找。藏胞們先有人回家，看到他們門上的鎖、紅布條、神符都原封未動，夾牆中的東西一件不少，而戰士們卻露宿村外受凍，吃著清水煮野菜，十分感動。他們回山，告知其他人，老鄉們便趕著牛羊從山上草地回來。在一位老人的帶領下，藏胞焚香點燭，硬把戰士從村外請到家裡。有的把在地下埋藏三年多的臘肉也挖出來給戰士吃。還一下子慰勞了300多隻牛羊來。當時紅軍不熟悉藏胞習慣，沒有接受，這使藏胞很不高興。戰士看到藏胞沒有鹽吃，有錢也買不到，便將自己帶的鹽送給他們，可藏胞無論如何也不接受。後來通過翻譯，戰士們才知道沒有收下藏胞的東西，是把他們當“外人”，因此藏胞很生氣。於是，戰士接受了他們給的糧食和肉，給藏胞一些鹽，藏胞收下，之後便親如一家。
在錢治安《一次支委會》一文中，還記有部隊進入到德榮縣城後，沒有找到一粒糧食，戰士本以為進了縣城，可以得到一點補充，一些戰士，看似病重，其實是餓的，有了糧食，吃飽了，病就好了。後來在幾間破房子中，發現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糧食，這本是大好事，可在藏區，部隊有嚴格要求，不能隨便動他們的東西。在飢餓和政策面前，連隊開了一次支委會。在維持紀律和飢餓的實際情況下，經過爭論，支委會通過了以白洋買糧食的決定。大家將地下400來斤青稞挖了出來，按照病號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幹部每人3小碗分發。在藏糧食的地方埋大洋時，領導讓文書寫了一張紙條，上面說，老闆，實在對不起，我們挖了你的青稞。現將青稞摺合五十塊白洋留給你，請收下。落款是：中國工農紅軍三連全體。紙條是紅色的，50塊大洋用藍布包了兩層，紅紙條端正貼在上面，放進裝青稞的缸裡，一個戰士怕不夠，又添了12塊雲南小銀幣。“這時候，支部委員都站在旁邊看著，直到原封原樣地埋好以後，他們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擔子，各自散去。”
肖永銀（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是西路軍戰士。1937年西路軍在甘肅高臺、酒泉之間遭到極大損失後，他受令掩護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回中央。其間為有人能回到中央彙報，徐向前決定兵分幾路，分別向陝北方向突圍。肖永銀與總部參謀陳明義兩人一路，帶著一個皮包和徐向前寫給中央的信，以及幾隻做盤纏的金戒指，往中央方向進發。在路上，他們沒有東西吃，也不敢輕易下山去買。在黑河邊看到一戶人家，他們便脫下軍衣，化裝成老百姓的樣子去找飯。可遇見的那家漢子獅子大張口，聽說他們要吃一頓飯，竟然要收5塊錢。當時5塊錢不少，一般一頓飯不過1角2角。這位漢子也許聽出他們是外地人，要敲他們竹槓。可肚子裡幾天沒食了，沒有辦法，就掏出一個金戒指當飯錢。那個漢子試了又試，終於收下，給他們做了一盆青稞麵疙瘩。餓壞了，也不管燙不燙，呼嚕呼嚕吃起來。一連吃了七八碗，把肚子脹得發痛，可還想吃……再往前走到永昌城，天下大雪，老百姓家也不敢去，躲在野地會被凍死。想想，上一年部隊經過時，住在城北半山腰的一座廟裡。到了廟裡，四處看去也沒法躲，最後從後面鑽進一尊幾丈高的大菩薩的肚子裡。睡了一覺醒來，出來找吃的，看到祭臺上香燭還燃著，臺上還擺著一些殘存的供品。他們先撿起來吃了一通，再把剩下的裝進口袋，扛著出了永昌城。這是向菩薩“借”食物。再往後走到一處名為“十二洞”的小村子，他們每每靠討食維持。這天討飯到了一大戶人家，被狗咬了一口。村子裡的人怕他們“找事”，便一家一戶地湊了半布袋飯。憑著以血換來的“飯”，他們才度過了最艱難的一段歲月。
吃肉在當時的條件下很難得，可也偶爾能夠碰到。據1955年授予大將軍銜的徐海東回憶，他所在的部隊，四處打聽中央隊伍。在甘肅與“馬家軍”打了幾仗，進入到了陝北邊沿白區紅區交界的紹山地界。部隊翻山越嶺走了3天，也沒有碰到一個村莊。背的糧食吃光了，“全軍兩天沒吃上東西，許多同志餓得昏倒在路上。”這天下午，忽然發現了有500多隻的一大群羊。上前一問，才知道是一個羊販子趕到他處倒賣。經過和羊販子“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賣給我們。”部隊一下子就有了吃的。這次吃羊肉，沒有鹽，連鍋也不夠。這時，有臉盆的，就用臉盆煮肉；沒有臉盆的，只有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著吃；還有的操起一隻羊腿，架在火上燒著吃……這下可救了命，不僅有吃的，還是高品質的食物。徐海東最後說：“幸虧了這群羊，才使我們堅持到了蘇區。”
長征途中，由於路途遙遠，各地條件不一，所以能獲得的糧食也五花八門。從以上材料看，多數時間，有頓飽飯亦屬不易，更不用提吃野菜、燒牛皮、嚼馬糞中的青稞……長征是一次行軍，同時也是對身體意志的嚴峻考驗。
（本文作者為陝西省漢中市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