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親領戎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5000人,連同庸、蜀、羌、微、彭、濮等方國部落的軍隊大舉伐商，商紂王倉忙組織刑徒、奴隸17萬人迎戰於商郊牧野。結果商軍前徒倒戈，商紂王以強輸弱，登鹿臺自燔於火而死”。商紂王的悲劇有似後來西楚霸王項羽自刎烏江一般慘烈，然而他卻沒有像項羽一樣得 到後人的同情與惋惜。人們同情、惋惜項羽，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因為他的悲劇源於他的匹夫之勇和婦人之仁，臉皮不夠厚,心腸不夠黑。人們責罵、唾棄商紂王，因為人們認為他殘暴、荒淫,死有餘率。

筆者認為，殘暴、荒淫只是商紂王悲劇的原因之一,而不是根本原因，因為：

第一，殘暴、荒淫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統治階級的共性,而非商紂王之特性。正如顧顓剛先生在《古史朔》中所說的:“紂王並不是過這種奢侈生活的唯一人物，他僅僅是這種窮奢極侈的奴隸主階層當中的一個，不過是最大的一個罷了，因而要紂王一- 個人來負窮奢極侈的責任是不公允的。若說當時的奴隸主們，在程度上雖有所不同，但都過著奢侈的生活,那就沒有過分”。

殘暴其實是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貫徹其意志而必然有的反應，只要是階級社會，就必然有階級鬥爭，統治階級就必然要透過加強國家機器來進行殘暴統治。

就拿商朝來說，由於奴隸在各行各業得到廣泛使用，奴隸制度已相當成熟和完善，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秩序，不斷加強國家機器，擴充軍隊、完善刑法。商朝具有規模龐大的常備軍，卜辭中有“王作三師:左、中、右(《殷契粹編》597)”的記載，商朝實行登兵制，卜辭中稱“登人”,動輒3000、5000,甚至女將婦好一次登兵13000人。即使商紂王在兵臨城下時臨時拼湊的軍隊也有17萬人之眾。

商朝設定了監獄，甲骨文“由”字就是牢獄之形。《左傳昭公5年》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的記載。荀子說:“刑名從商”(《荀子●正名》)。韓非說:“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韓非子●內儲說上》。

商代刑法名目繁多，有桎梏、流放、、墨、 劓鼻、割耳、宮刑、火刑、活埋、大辟、剖腹、裂肢等,商紂王則增加了炮烙、剖心、醢、脯等刑法。

此外，商代還存在著殘酷的人祭”和人殉”，據不完全統計，甲骨文中有關人祭的卜辭達1992條，其中僅武丁時期就有1006條,用作犧牲的奴隸有902人，還有531條未記人數，最多的一次用作犧牲的奴隸達500人。奴隸主貴族死後，還有大批奴隸殉葬。

可見， 商代統治階級的殘暴荒淫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只不過他們大多比商紂王幸運罷了。因此，殘暴統治不能說是商紂王悲劇的主因。

第二，商紂王的殘暴程度也並不如後世史家所述之甚，它是歷代史學家出於政治目的而大肆炒作出來的。

周滅商以後，周統治者為了論證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合法性，對商紂王的殘暴進行刻意渲染,而史學家們為了告誡統治者以史為鑑,吸取桀滅紂亡的教訓，也不斷地對商紂王的殘暴統治進行炒作,不斷地誇大事實，並且往往桀紂不分。

尤其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之後，商紂王更是被史學家們越寫越壞。竹書紀年》雲:“殷紂作瓊室、立玉門”，“紂時稍大其邑,南據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韓非子難勢篇》雲:“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說苑反質》引《墨》語:“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鉉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左傳●昭公四年》載:“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史記.股本細更是詳盡地描述商紂王好酒淫樂，嬰於婦人，愛妲己，姐己之言是從”:“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重刑辟，有炮烙之法”;“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等等。

對於這些記錄，歷史上也早有人提出過懷疑，《論語*子張》中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屈原也在《天問》中提出“股有感婦何所譏？”的疑問。

事實上，象妲己那樣美貌而且多才，能夜觀天象，能據脈象知道孕婦懷的小孩是男是女的女人得到商紂王的寵愛和重用，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就連周武王在《尚書牧誓》中指貴商紂王的罪狀時都顯得有些蒼自無力。他指責商紂王“唯婦言是用”，棄厥肆祀弗答”，“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這三大罪狀實際上反映了商代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衝突，反映了商代母權制遺風與周人父權家長制觀念的格格不入，反映了商紂王時期神權與政權的矛盾衝突，以及商紂王用人思想與統治集團內部傳統保守勢力的不相融，卻- - 點也看不出商紂王的殘暴內戾。

若說殘暴,周武王攻佔朝歌時，連商紂王燒焦的屍體都不放過，實在難說他惠和而不殘暴。難怪屈原在《天間》中批評周武王說:“武發殺股何所悒?載屍集戰何所急?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中說:“紂既不幸亡國，他的牌子天天被周朝人毀壞，他成為一個罪惡所歸的偶像自然是無足怪的事了。”

因此，商紂王的悲劇更不應歸因於商紂王的殘暴統治了。

歷史終歸是歷史，不能因為人們的好惡而給它塗上不同的顏色或帖上不同的標籤,帶著褒的感情去寫項羽和帶著貶的色彩寫商紂王，都不是歷史學家應有的態度。對於商紂王，如果摒棄傳統的偏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進行理性的分析，就不難找到其悲劇原有。

(一)商代中後期社會階級矛盾的不斷累積是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矛盾運動的過程。商朝的滅亡也經歷了一個從武丁、祖甲時期到商紂王時期的長期的量的積累的過程,這個由盛而衰而亡的過程，是一個典型的矛盾運動的過程,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1.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的矛盾衝突。

自武丁、祖甲以後，歷代商王都是“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尚書無逸》)的荒淫殘暴之君，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卜辭中有“ 喪眾”、“眾作藉，喪"、“王途眾人”的記錄，說明奴隸的反抗和奴隸主的鎮壓不斷地在發生。奴隸除了承擔社會生產以外,還經常被用來進行人殉”、“人祭”,為了鎮壓奴隸反抗，統治者濫施炮烙、剖腹、刳心、醢、脯等酷刑,更加激起“小民方興，相對敵仇(《尚書無逸》)，社會陷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詩經大雅●蕩蕩》)、極端動盪不安的局面。

2.統治階級內部神權與王權、王權與貴族權勢的矛盾衝突。

商代是一個神人共治時代，巫在當時政治上是一種重要的力量，如《史記股本紀》記載太戊時有巫咸“治王家”,祖乙時又有“巫賢任職”的事。巫對商代的一-切軍國大事都起著直接或間接的支配作用。為了表示對上帝的信從,商代事無大小，都要透過卜筮以預測吉凶，決定行止。

然而，神權與王權的關係是相互依從而又相互矛盾的，當王權受到動搖時，王權可以透過神權加強自己的地位，而當神權比較強大時，王權又不滿這種虛無飄緲的神權過多地干擾自己的行政，厭惡繁瑣的迷信程式。《史記股本紀紗》就記載商王武乙做些泥人、木人，說是天 跟他下棋玩樂，還要別人也跟他一樣做。 天神如果下輸了，就想方設法加以汙辱，用皮袋子裝滿血高高掛起，當作靶子來射，叫做射天，後來,武乙不得善終。《史記股本紀》記載他在河渭一帶 打獵時，為雷電震死，似乎暗示人們，他是神權的犧牲品。商紂王也大膽地向神權宣戰，“昏棄厥肆祀弗答”。

除了神權與王權的衝突以外,統治集團內部王權與貴族權勢的鬥爭也十分激烈，時刻都沒有停息過。祖甲繼位時，王權與貴族權勢的矛盾已十分微烈,一部分 貴族攻擊祖甲“不義為王，舊為小人”(《尚書.無逸》。到紂王時，這種矛盾衝突愈演愈烈，微子、箕子、比干等人對商紂王不斷群起攻擊，面紂王也給貴族權勢以嚴厲打擊。

3.商紂王與其方國諸侯之間的矛盾衝突。

在商王朝統治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各地方國諸侯紛紛乘機叛離，許多方國投入了西周的統治懷抱，以致於西周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

當商紂王向西周用兵，與西周爭奪黎等方國時，商朝東部的東夷各部發動叛亂,“商紂為黎之, 東夷叛之" (《左傳●昭公四年》)，接著,他回師東征，用兵東夷，雖然平定了東夷各部，卻又損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以致“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左傳昭公十一年》。商代中後期各種社會階級矛盾的不斷累積，是商紂王悲劇的根本原因。

(二)特殊的性格是商紂王悲劇的引子，它不斷引發統治集團的內耗,加速著悲劇的發生性格是一個人對客觀事物的穩定態度和習慣化了的行為方式。商紂王天資聰穎、勇武超人。《史記●股本紀》記載:“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由於天資過人，加上君臨天下的特殊身份和地位，造就了商紂王狂傲的悲劇性格。自負、衝動.固執、敢想敢為等性格特點，經常體現在其言行當中。“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史記.殷本紀》。商紂王的特殊性格成為悲劇的引子，時刻在引發著統治集團的矛盾和內耗，加速著悲劇的發生。

1.商紂王自恃才高，因而沒有冷靜地處理好王權與貴族權勢的矛盾問題。

王權與貴族權力之爭，一直困擾著商朝中後期的統治。祖甲被貴族攻擊為，“小人”,最終他也不得不向貴族勢力妥協，籠絡他們，以維護統治集團的共同利益。

商紂王過於自負，固執、衝動，缺乏理智,對於西伯、九侯、鄂侯、比干等貴族勢力不注意籠絡,反而予以打擊清洗，或囚、或炮烙、剖腹、列心、醢、脯，連太師、少師也因與紂王意見相左，得不到商紂王的重用，反而擔心遭到商紂王的打擊而不得不傷心離去。

這就嚴重地削弱了統治集團的力量，給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和周邊敵對勢力的入侵製造了可乘之機，以至於西周乘機控制了處、芮，進而西征犬戎、密須，進而東征滅黎、克、滅崇，不斷地侵吞商朝的勢力範圍。

當西周進攻朝歌時，商紂王卻既無可以領兵之將,又無可以禦敵之兵，落得眾叛親離、國破身亡的悲慘下場。

2.在處理神權與王權的關係上過於衝動。

在神人共治的商代，表面上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實際上，人們早就對神權產生了懷疑。《史記殷本紀》中武乙射天”的故事就是明證,只不過統治者們暫時還不願意與神權公開決裂罷了，因為神權與王權是相互依存的，神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王權的工具。

商紂王聰穎過人，他看破了神的本質之後，沒有理智地處理好神權與王權這一關係,把神們一腳踢開，不遮不掩地“昏棄厥肆祀弗答”。商紂王失去了神的庇護，其統治地位的權威性、合法性也就產生了動搖。商紂王狂做自大、目空一切， 卻把神權這一有力的武器拱手讓給了敵人。

3. 商紂王狂傲、缺乏理智的性格在用人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史記股本紀》記載:商湯重用出身低微的伊尹，使用了一個怪招，當有莘氏之女嫁給湯武王時，伊尹陪嫁過去，替他們燒飯，借烹調給湯武王解說治國之道。又載武丁繼位時苦於找不到好幫手,三年沒有發表過言論,後來他遇上了傅說。由於傅說出身低微，武丁故意編造了一個奇異的夢,說夢得聖人，然後下令四處尋找其所謂的夢中聖人傅說,終於在一個叫傅險的地方從版築匠人中找到了傅說。伊尹和傅說都是商代著名的賢臣，而湯武王和武丁為了避免貴族傳統勢力的反對著實費了不少心機。相反，商紂王在用人時雖然敢想敢為，敢於選賢任能，卻缺少商湯和武丁的謀略。對於比干、微子、箕子等貴族老臣、“遺王父母弟”,商紂王一概置之不理,不予重用，而對精通醫術、能探脈象識別胎兒性別，精通天文歷數、能夜觀星象的女才人姐己卻寵愛有加，甚至連四方之多罪迪逃”之人，只要是有才能的，也不拘成見，加以重用。

商紂王在用人問題上缺少理性分析，有膽無謀，自然遭到傳統貴族勢力的堅決反對，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加速了悲劇的發生。

(三)戰略上的流寇主義行為是商紂王悲劇的外部推力從軍事力量來看，商朝擁有一- 支龐大的正規軍隊，股墟卜辭記載著商代有左、中、右三師，商朝還實行登兵制，根據戰爭需要擴充軍隊，卜辭中稱為“登人”.武丁時期的女將婦好最多-一次登兵”達13000人，可以想見商朝的軍隊是相當龐大的，在西周大舉進攻，兵臨城下之際，商紂王臨時組織的武裝力量也達17萬人(一說70萬人)之眾。

相反，西周作為商朝的屬國之一地處西陲，軍事力量相對較弱，甚至在商周決戰於牧野時，周武王利用國內發生早災、人民感意到國外作戰以獲取糧食的時機而組織、投入的軍隊亦不過是兵車三百乘、虎責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從數量上看這實在不足以和商朝抗衡。

因此，儘管西周不斷地擴大勢力範圍,商紂王-直不把西周當作危險的敵人看，他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記股本紀》)“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 (《史記●周本紀》，始終相信天命在己，西周奈何不了我。西周北逐狁, 西攘混夷，解虞、芮之訟，然後滅亡了臨近的密、阮、共等小國，在西南地區伐蜀、徵巢，控制了庸、盧、彭、濮、楚等國，建立了鞏固的後方，對商朝逐漸形成包圍之勢,然後向東滅黎、克， 進而滅崇,逼近商朝王畿。西周雖然軍事上相對較弱，但戰略上有條不紊，建立了鞏固的後方，步步為營。商朝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軍事力最比較強大，但由於商紂王孤傲自賞，不能準確地把握形勢,戰略上缺乏深謀遠略,只憑一-己匹夫之勇，戰略部署雜亂無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

商紂王首先集中大量兵力攻擊殷西太行山區的黎，向黃土高原區的西北各部展開攻勢,但東南地區兵力空虛了，又導致了東夷各部的叛亂，這就是椒舉所說的“商紂為黎之， 東夷叛之”(《左傳》昭公四年)。接著，商紂王又回師東向，全力進攻東夷，雖然攻克了東夷，卻損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商朝元氣耗盡，所謂“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左傳》昭公十年)，以至於西周軍隊兵臨城下時，商紂王已無禦敵之兵，只好倉忙糾合刑徒奴隸17萬人應戰。

商紂王戰略上的流寇主義行為是商紂王兵敗的直接原因。試想，如果商紂王採取遠交近攻的戰略，首先與東夷和西南地區的方國結為鞏固的同盟，安頓好自己的後方根據地，然後集中力量向西進攻，那麼，商周之間的爭奪戰爭應是勝負難判，至少還可以持續--個較長的時期。

總之，商紂王悲劇的原因是十分複雜的，決不是殘暴統治這麼簡單。商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商朝中後期階級矛盾的累積和燦發,商紂王性格的因素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的導火索，它加速了商朝統治集團的瓦解，而商紂王軍事戰略上的流寇主義行為則是商朝軍事失敗的直接原因。

參考文獻:

[1]范文瀾.中國通史(第1冊)[M].北京:人民出版杜，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