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太平天國首都南京城危在旦夕，曾國荃率領的湘軍將其圍得水洩不通。在末日即將到來之際，洪秀全的族弟，以改革者自居的洪仁玕接見了一位名叫內斯利的英國人。此時的他早已失去了意氣奮發的豪情，曾經的政治理想早已化作了海市蜃樓，亦不是虔誠的基督徒，只是一個末日王朝的高官。他以沮喪的口吻對內斯利說道：“我碰到過的洋人沒一個是好的！”

坦率的說，洪仁玕是太平天國高層裡為數不多的高階知識分子之一，他曾經生活在英國人統治的香港，與瑞典巴色會教士韓山文結識，並且學習了宗教、天文、地理等西方文化。相比小農經濟意識佔主導的天平天國其他高層，洪仁玕是唯一一位具有長遠政治眼光的人。起初洪秀全也十分賞識他的才幹，打破了不再封王的諾言，封其為幹王，讓他成為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理國家事務（包括外交事務）的實際統治者。

洪仁玕不負眾望，在其編撰的《資政新編》中，提出了在中國建立基督教國家，效仿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現代化法律體系；放棄自古以來朝貢外交體系，以平等的姿態與西方列強展開交涉；國家實行工業化建設，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交流的活動中去。建設鐵路、發行報紙、設立銀行、發行紙幣、增加商品流通的建議，可謂是正中要害。為此他對於西方列強的態度與清朝截然不同，滿清朝廷對洋人是恐懼和地方，而他所主導的太平天國則希望與洋人展開密切的合作，這種合作當然也包括軍事上的。

洋人曾經也確實讓洪仁玕看到了希望，英國的額爾金伯爵和法國葛羅男爵率領的聯軍突破了大沽口的防線直逼京師。懦弱不堪的咸豐皇帝早已逃之夭夭。為了懲罰清廷逮捕並虐待聯軍的談判代表巴夏禮一行39人（致26人死亡），英法聯軍焚燬了世界園林建築的傑作—圓明園。與此同時，曾經遊歷於中國的傳教士回到英國之後，也開始為太平天國發聲。他們認為以洪秀全、洪仁玕為統治核心的太平天國正試圖建立一個文明的基督教國家，他們稱呼我們為“洋兄弟”，他們的起義並不是荼毒中國，而是反抗滿清的暴政。美國籍傳教士羅孝全甚至告訴英國人外國旅人經常遭到清軍的打劫，但會受到叛軍的善待，太平天國有意和英國建立和平的通商關係，忠王李秀成想在商業和宗教上都與西方世界維持友好的關係。

然而，傳教士的聲音對於英國政府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英國首相帕麥斯頓、高官羅素勳爵、駐華公使卜魯斯和艦隊司令何伯都認為，太平天國是中國禍亂的根源，稱其為“叛軍”，靠他們來拯救中國是及其荒唐可笑的，他們也並非真心信仰基督教，只不過是一群異端分子，並且褻瀆了神明。1860年太平軍克復蘇州，李秀成打算乘勢拿下上海。太平軍在戰前發出照會表示會對外僑加以保護，在佔領上海後與西方各國友好通商，但英法聯軍藉口保護自己的僑民，用大炮和來復槍猛烈射擊太平軍，遊弋於黃浦江上的英國軍艦也趕來支援聯軍，榴散彈和葡萄彈讓太平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李秀成並沒有進行還擊，無奈選擇撤退。該事件也讓李秀成對洪仁玕的外交政策頗為質疑，他告訴後者“洋人好打不好和。”此後英法聯軍不允許太平軍靠近上海方圓五十公里的地方，否則將遭到火炮的攻擊。

1861年太平軍兵不血刃地拿下寧波，只犧牲了少數人的性命。而次年，清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回寧波時，卻產生了慘無人道的暴行，這其中始作俑者就是英法聯軍。6艘外國軍艦用火炮將寧波的城牆炸成廢墟，聯軍陸戰隊翻過殘破的城牆，聯軍士兵就像打了雞血似的地衝入城內，想著太平軍和無辜百姓發洩著他們的暴行，無數人的腦袋成為了他們的戰利品，東南重鎮寧波在轉瞬間就成為了人間地獄。

此前，英國內閣始終宣佈在中國內戰的問題上將保持絕對的中立。現在他們的火炮不僅將寧波炸成了廢墟，更狠狠地抽打了自己險惡的嘴臉。《紐約時報》的記者在刊文中寫道：“沒有英法兩國的軍事支援，清朝肯定支援不下去，攻打寧波事件代表了英法兩國在中國進行殖民擴張。”而英國人幫助清廷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經濟利益。《泰晤士報》的記者曾經赤裸裸地寫道：“英國經濟復甦的唯一途徑是消滅太平天國，叛軍已經成為：阻擋我們摘取金蘋果的龍。”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秀成對於洋人的看法要比洪仁玕準確。洪仁玕太過於理想化，儘管他的施政綱領中向我們展現了遠大的政治理想，但在封建主義的清廷與帝國主義的西方列強之雙重打幾下，這種看似完美的政治理想猶如水中的月亮般看得見莫不著。將希望寄託於西方列強的干預，本來就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他們只會關心自己的在華利益，而不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