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月，日本駐英公使林董和英國外交大臣蘭斯多恩在倫敦簽署《英日同盟條約》，訊息傳回國內，日本舉國歡騰，當時的報紙描述日本“活像一個窮孩子認得一個有錢的乾爹”。誠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還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霸主，因而在多數人的印象中，《英日同盟條約》對日本的好處要更大一些。然而國際政治遠非人們的主觀臆想，確切地說該條約對英日雙方的益處是均等的，否則英國人也不會突發善舉地認下這麼一個“窮孩子”。

公元19世紀無疑是屬於英國的時代，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國依託絕對的工業和航海優勢在全世界攻城拔寨，不過在進入20世紀的門檻之後，英國就已經開始走向下坡路。伴隨著歐洲列強的普遍崛起，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和全球海軍優勢受到挑戰，大英帝國的防禦問題成為困擾倫敦的首要難題。由於先前攤子鋪得過寬過大，英國無力同時面對來自歐洲、東亞、中東和美洲的地區強權，此時的英國開始在不同地區尋找合作者以實現對區域性利益的維護，而在東亞他們看中的正是日本。

英國同日本的合作基礎建立在對俄國的共同防範，也就是說如果不是俄國逐漸在遠東表現出咄咄逼人的姿態，英日同盟即使建立，時間也會大大推遲。甲午戰爭結束之後，俄國為防止日本獨霸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於是聯合法國、德國對日本施加壓力，最終促成“三國干涉還遼”。截止日俄戰爭爆發前夕，俄國儼然成為東北亞地區最大的地區強權，而聖彼得堡方面提出的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主張顯然又與英國開展無限制貿易的理念相悖，於是英國不得不在亞太地區尋找能夠遏制俄國進一步擴張的合作物件。

起初英國人看重的是美國和德國這樣的西方列強，但美國奉行傳統的孤立政策，德國只對歐洲本土感興趣的現實都令英美和英德同盟無果而終。於是英國開始轉而在東亞範圍內的中、日、朝之間物色物件，但顯然彼時的大清王朝和朝鮮王國都不足以勝任這個角色，最終機會落到剛剛打贏甲午戰爭的日本頭上。而日本出於對“三國干涉還遼”的憤恨，也十分樂意與英國結為同盟，最終第一次《英日同盟條約》於1902年出爐。

該條約最核心的部分體現在軍事層面，換句話說這其實是一份色彩濃重的軍事同盟條約，規定英日任何一方與第三國開戰時，另一方需保持中立，但如果有第四國加入敵對陣營時，另一方亦需立即參戰。鑑於當時遠東的政治格局，這份條約明顯就是針對俄國設計的，也就是說一旦日俄之間開戰，英國必須保持中立，如果有其他國家加入俄國陣營的話，英國也需加入日本一方。這樣的條款固然確保了英國的遠東利益，但也為日本的擴張掃除了後顧之憂。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英國不僅拒絕俄國波羅的海艦隊透過蘇伊士運河，而且迫使俄國的盟友法國不敢輕舉妄動，最終日本慘勝。此時的俄羅斯儘管在遠東地區一敗塗地，但並沒有達到傷筋動骨的地步，而且在東亞的失利很有可能導致俄軍轉移攻擊路線，最終向印度孤注一擲。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英日兩國於日俄戰爭結束後的當年便對《英日同盟條約》進行了第一次修訂，其中將締約一方與第三國開戰時，締約另一方需“嚴守中立”的條款改為締約另一方需“立即參戰”，亦即英國和俄國爆發戰爭時，日本應當立馬加入戰爭。

此時的日本已經透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成功晉級為新一代的世界列強，而同英國的結盟更進一步確立了日本在遠東的強勢存在。此後日本逐漸變得肆無忌憚和不計後果，最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英國人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日本開始轉而將槍口對準了遠東英軍。不客氣地說，英國的霸權衰落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而《英日同盟條約》則為英國培養了一個強大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