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公武合體"，"公"指的是以天皇為代表的朝廷，而"武"是指德川幕府和勢力強大的藩國，"合體"是指朝廷和幕府、藩國聯手，對幕府結構和權力進行改造。其目的在於對幕府進行改組，將已經瀕臨崩潰的德川幕府進行加強，重新恢復其鼎盛時期的狀態。而它在剛提出時是有其合理性的，尤其是在日本當時被歐美各國入侵，簽訂了大量不平等條約的情況下，國內又十分動盪不安的時候。

當時的日本其境地不比隔壁的清朝好哪去，自1853年的"黑船事件"之後，日本就被迫和列強簽訂了大量的不平等條約，逐漸開始成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而列強對於日本的態度也堪稱是傲慢和不尊重，比如說英國駐日公使約翰·盧瑟福·阿爾考克就曾在江戶城的大街上直接閱兵，還搶佔了有250年曆史的東禪寺作為英國駐日領事館，捎帶腳還帶人攀登富士山，而且還在富士山上開香檳慶祝，最後還帶著部隊從江戶一路走到長崎去。

阿爾考克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對日本的羞辱，何況是這麼多事情擠到一起做呢？他的做法當即引發了日本人的不滿，一些下級武士和浪人當即組成了攘夷派，開始對在日本的外國人展開刺殺行動。阿爾考克就在1861遭遇過"東禪寺事件"，十好幾個日本浪人衝進了東禪寺，差點就把阿爾考克給天誅了。阿爾考克驚魂未定的對日本展開抗議，但很快他又迎來了"第二次東禪寺事件"，又有兩名英國士兵被砍死。

同時，下級武士和浪人們組成的攘夷派也變得日漸危險起來，這些激進的下級武士和浪人在抗擊歐美列強失敗之後，紛紛認定幕府就是日本的"國賊"，攘夷志士迅速開始向倒幕派發展，主張推翻幕府，將權力歸還於天皇。而各藩國對於幕府的不滿也在與日俱增，許多藩國為了謀求自身的發展，開始對幕府進行施壓，要求幕府對權力進行重新分配，為了達成這一目的，這些藩國也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這對於幕府的威脅可以說是十分巨大的。

一句話，幕府當時面對的不僅僅是外患，更有嚴重的內憂，一場內戰似乎就在眼前。但顯然當時的幕府不認為自己能夠快速解決內憂，哪怕是訴諸於武力也可能以失敗告終。不過藩國勢力和朝廷也知道不能逼迫幕府過甚，否則就可能引發一次波及面過大的內戰，因此也就僅僅是施壓，而沒有更進一步的舉動。然而，日本內戰在當時看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如果不能解決矛盾的話，恐怕內戰頃刻間就會爆發。

倘若內戰爆發，那麼無論這場內戰誰勝誰負，歐美列強的介入都難以避免，這一點是當時的三方勢力都不希望看到和要極力避免的。於是在這個前提下，幕府、朝廷、藩國三方勢力開始了相互妥協的過程。而當時"尊皇"思想在日本的受眾十分巨大，這是一種早在"國學"和"水戶學"就出現的思維，崇尚尊皇和大義名分。對於當時的三方而言，"公武合體"無疑是能夠緩解矛盾，重新確立權力分配的一個方案，"公武合體"運動也就自然而然的展開了。

因此，"公武合體"運動在當時的環境下有它的合理性，而且三方勢力都對於採取開國政策和學習西方有明確的認知。需要指出的是，公武合體運動本質上是受控於幕府的一次政治運動，或者說是為了進行權力分配和恢復幕府權威的政治遊戲。從理論上講，三方如果能夠妥善進行分配的話，確實可以進行溫和的改革，同時還能夠解決國內尖銳的矛盾。可這裡最大的問題在於，幕府在這個妥協中並不願意損失自己的權利，那麼自然也就不能緩解矛盾，反而日漸尖銳起來。

幕府在權力分配過程裡的種種做法，導致了藩國和朝廷對於幕府的不滿有所上升，尤其是各藩國勢力對於幕府的不滿更是呈現幾何級增長，其中不乏直接萌生反意的藩國，比如說長州藩和薩摩藩。而另一方面，對"公武合體"運動持樂觀態度的攘夷志士也大感失望，認為幕府已經完全不能指望，必須推翻幕府才能進行改革，這一結論讓攘夷志士迅速向倒幕志士轉變。

可以說，"公武合體"運動在幕府的操作下，非但沒有起到緩解矛盾的作用，反而因為幕府的行為變成了導火索，直接加速了矛盾的激化，這導致了"公武合體"運動的徹底失敗。對幕府不滿的攘夷志士和藩國勢力迅速達成共識並締結了同盟，將推翻幕府作為了最高目標。這個過程裡，日本新興的資本家、攘夷志士、藩國勢力迅速整合了起來，這包括了原本互有仇怨的長州藩和薩摩藩、對"公武合體"運動失望的土佐藩等，最終形成了"倒幕派"這一團體。而這一團體也必將掀起未來改變日本歷史程序的"倒幕戰爭"。

參考文獻：《戊辰戰爭全史》

《日本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