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隱公的父親魯惠公"父奪子妻"，是歷史上有名的一段公案。

魯惠公的嫡夫人、來自宋國孟子沒有生兒子。孟子死後，惠公以聲子為繼室（未被封為夫人，《史記》稱其為"賤妾"，估計是聲子的媵妾）聲子生公子息姑。

魯隱公

宋武公的女兒仲子，生下來手上有形似 "魯夫人"字樣的掌紋，因此宋武公就把仲子嫁給魯惠公以繼任夫人，生太子允。

關於仲子，《史記•魯周公世家》的說法是：公子息姑成年之後，魯惠公為他議定仲子為妻，可仲子進入魯國後，惠公見她生的儀態萬千，心中春心萌發，遂將其強行佔為己有，並立為其夫人。此說有待商榷：

其一，與《左傳》的記載有矛盾，《左傳》並無"父奪子妻"的內容。《左傳》對於此事的記載為"歸於我"，而這模稜兩可的三字成為大多猜測之詞的策源地，然按此三字解釋為歸於魯惠公非常通順。

其二，《左傳》明確記載的有兩例"父奪子妻"的事件，其結果都是以父子反目發生流血衝突告終，有一有二必有三。事實上號稱禮儀之邦的魯國，在其君位的繼承上較大多諸侯國要特殊的多，魯惠公之前的君位繼承充斥著兄終弟及和弒君上位，並沒有依照周王室制定的嫡長子傳承來。因此如果魯國真的出現"父奪子妻"，父子關係不會表現的這麼和平。

魯惠公末年，本為姻親的魯宋兩國不知因何原因，雙方反目成仇兵戎相見，交戰於宋國的黃地，宋國戰敗。

前723年，在位46年的魯惠公去世。在此前後，因黃之戰戰敗的宋國興兵來討，面對如此形勢，太子允年幼，不足以擔當重任，故在群臣的推舉下庶長子公子息姑依周公之例代攝國政，是為魯隱公。

太子允，後來的魯桓公

魯隱公是攝位，而不是繼位，《春秋》、《左傳》交代的很清楚。

前722年，也就是魯隱公元年是一個既普通，又特殊的年份。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這就是一個普普通通寡淡如水的逝水流年。而對追尋中國歷史足跡的後人來說，這卻一個最顯著的歷史印記，從此開始中國的歷史終於有了較為詳實的史料可查，因為《春秋》、《左傳》記事始於此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標誌性年份。

這樣個的重大時間點，《春秋》、《左傳》記載的第一件事卻非常簡單，只有寥寥數字。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時期，並沒有統一的歷法，通行的主要有夏曆，商曆和周曆3種，各諸侯國使用不同的歷法。這裡標明"王正月"，表示魯國使用的是周天子的標準曆法，也就是周曆。——中國傳統曆法以地支對應各月（閏月對應地支同前），取冬至日所在之月為子月，其後以此類推。三歷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歲首，也就是正月朔日（初一）的不同，周曆使用子正（即以現在的十一月為正月），商曆使用醜正，夏曆使用寅正。自兩漢以後曆法恆用寅正，現在的農曆也因此被稱為夏曆。"國之大事在祀在戎"，曆法涉及到祭祀，採用何種曆法是一個極為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一年的起始之日"正朔"，在後世也被用來指代正統。

照例新君即位，當書"公即位"，少有的幾個例外《左傳》都有註解。

隱公元年不書"公即位"，《左傳》對此解釋的很清楚："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也就是說魯隱公只是代攝君位，而不是正式的國君。

隱公攝政後，一直很注重自己的是攝君位，不是即君位，身份敏感，因此行事十分低調。

由於魯惠公死時，魯國遭遇戰爭威脅，他的葬禮舉行的較簡單。隱公元年，局勢穩定後，魯國決定於十月十四日改葬魯惠公。

改葬魯惠公這樣的大事，魯隱公沒有親臨現場，而由弟弟太子允充當喪主，因為依制"喪主"為逝者的法定繼承人，他不敢以魯惠公繼承人和國君的身份自居，故此避開此事。

同年十二月，魯孝公之子、隱公的叔父公子益師（字眾父）去世。公子益師生前是魯國的卿大夫，按制卿大夫的小斂之禮，國君應該親自到場，但因為魯隱公不以國君自居，所以沒有參與。

前720年夏，魯隱公生母聲子去世，《春秋》的記載為"君氏卒"。依禮國君身母死，會以夫人之禮安葬，《春秋》也會書"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某"。魯隱公自認不是國君，因此沒有按照夫人之禮為聲子治喪：沒給諸侯發訃告，安葬後沒有回到祖廟去哭，沒有把神主放在婆婆神主的旁邊。因為不為夫人，所以《春秋》稱之為"卒"，而不稱為"薨"；也不記載下葬的情況，沒有記載她的諡號。只是因為她是魯隱公的生母，所以破例稱之為"君氏"記上一筆。

相對於對待自己生母的低調，對待太子允的生母仲子要高調的多。

前721年，魯惠公夫人仲子去世，《春秋》記載"十有二月乙卯（十二月十五日），夫人子氏薨。"

魯惠公夫人仲子

前718年九月仲子的祭廟落成，魯隱公打算表演萬舞進行大規模祭祀。祭祀前他詢問大夫眾仲執羽的規制。眾仲回答說，天子八佾，——佾為舞蹈的行列，一佾有執羽的舞者8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於是魯隱公決定用六佾之舞，也就是諸侯的規格進行祭祀。

所有的一切都證明魯隱公時刻不忘自己是攝位之君，屬於臨時代理的國君，有把君位還給太子允的打算，所以他不張揚，不以國君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