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依秦律，謀士為皇帝顧問，可參與國策制定）淳于越和丞相李斯因分封制和郡縣制起了爭執。

在這次爭執中，秦始皇支援了李斯，並按照李斯的建議，下令焚書。

這次引發嚴重後果的爭執，雖然起始於分封制和郡縣制之爭，但結果和行為上，卻變成了統一思想之爭。

在李斯說服秦始皇的言論中，提到了：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

由上可知，李斯鼓動秦始皇焚書的根本原因是，當時私學氾濫，各家學說教授學生的內容都不一致。

而且，各家學說的理念也都不一致，也因此，對於秦始皇制定的政策，有的學說支援，有的學說反對。

百家學說的各行其是，對於剛剛完成大一統的秦朝來說，是很不利的。

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後，為了儘快鞏固成果，制定和實施了相當多的維護中央集權制的政策。

但這些政策的實行，並不是人人都贊同。

比如，耗費巨資和大量民力去大修馳道、直道、長城等工程，並試圖在短時間內完成，就被很多學說視為是殘暴之舉。

但對於秦始皇來說，他又認為這些事是必須要做的，這就跟部分學說在思想和行為上起了衝突。

要想不受掣肘地完成自己的目標，秦始皇不僅僅是要從國家形式和制度上完成統一，也迫切地要從思想上完成統一。

李斯就是藉著跟淳于越的爭執，幫助秦始皇實行了一次思想統一行動，方法就是“焚書”和“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也就是用強硬的方法去廢掉私學，讓百家學說的學生們都去學秦律，以及秦律的基礎，法家思想。

秦始皇跟李斯的初衷未必就不對。

後世的王朝，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也一直都在搞思想統一，任何王朝都一樣，這是大一統國家要維護統治所必須的行為。

但秦始皇搞得太粗暴了，秦國是用暴力行為完成的統一，於是，也想用暴力行為來完成思想上的統一。

或許秦始皇覺得用暴力更乾脆簡便，也或許是覺得沒必要在這事上浪費時間跟精力。

既然能用暴力方式滅掉六國，也能用暴力方式逼迫百家學說們屈服。

不過，歷史證明，秦始皇跟李斯，在行為上是錯的，缺乏成熟的技巧。

統一思想，從來都不能用粗暴的方式去對待，只能是和風細雨，還必須要用轉變後可能得到的實際利益，來打動人心。

就好像漢武帝時推出的選官制度“舉孝廉”，官方規定，想做官，必須要做到“孝”或“廉”，講究德行出眾。

這個選拔官員的方法是說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儒董仲舒幫助制定的。

儒家最重視的就是德行，按照“舉孝廉”的方法選出來的官，基本上全部是學的儒。

董仲舒就沒有去鼓動漢武帝去搞什麼焚書，太粗暴，不“仁義”，而是用實際利益來促使想做官的人都去主動學儒。

這就比秦始皇用的方法高明多了，也不殺人，也不罵人，你還必須得學。

儒在發展的過程中，不但主動去吸收如道家、佛家等其餘學說的思想為其所用，還用最實際的利益去打動人心，想不發揚光大都不行。

至宋、明、清時，統一思想的行為，已經全部集中在科舉制度上了，成為全社會認可的主流。

想改換階層，就得去考科舉，要考科舉，學習的內容卻都規定死了，必須得是“四書五經”。

相比起宋朝時，還有部分非科舉渠道可以進官場，明太祖朱元璋還公開下詔：“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勿得與官”。

在科舉考試的內容限定死了的情況下，讀書考科舉就是主動去迎合思想統一，不去迎合，就一輩子做人下人吧。

相對的，當時所有的官學、私學，全部也都只教授儒家的“四書五經”。自學別的也行，但對於仕途沒有任何幫助。

思想統一輕易地就完成了，還是所有人主動願意的行為。

李斯建議秦始皇“焚書”，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舉孝廉”，乃至科舉發展到必須學習固定的內容，都是搞思想統一，目的是一樣的，無非是秦始皇沒有接上後續。

只因為，朱元璋雖然強迫讀書人去學他規定的內容，但利益獲取的渠道還在，些許細節也就可以被忽視。

如果秦始皇在“焚書”後，能明確百家學說的學習者們轉變思想後得到的好處，而不是打壓後，分文不給，估計不會被罵得那麼狠。

李斯建議“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是當官後才能學？還是學習後就能當官？

不學百家學說，學習法家後，有沒有比較公平的步入官場，或改變階層的渠道？

要是對此有明確權威的規定，“焚書”的行為也最多演變成學術異同的爭論。

也就是法家好還是儒家好，或者道家好還是墨家好的爭論，卻不會被視為殘暴之舉。

只要能做官，能參與國政，能有實施抱負的渠道，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學啥不是學？

如是，前程有了奔頭，思想怎麼能不統一？還罵秦始皇做什麼？#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