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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蘇俄對華的基本政策是扶植中國國民革命力量，推翻北京政府，建立一個親蘇的政權。因此，先後派了幾個代表來華，與中國各方面接觸。他們曾經有一度看好吳佩孚，想促成吳與孫中山組成聯合政府。此事雖然未能成功，但蘇俄人卻給吳佩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為地緣政治利益所繫，俄國人又開始謀求同北洋政府及一些地方軍閥開展談判，吳佩孚做為當時中國最有實力的軍閥，對中俄恢復邦交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其中，自然也有白堅武的很大因素。

1923年6月，俄方任命加拉罕為駐華全權代表，而中國方面派王正廷負責中俄交涉事宜。當時人們最為關注兩大問題：一是中東鐵路問題，二是外蒙古問題。透過長期的談判，1924年3月，草簽了一個協定草案；但是這個協定，是王正遷越權擅自簽字的，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3月16日，加拉罕向中方下了最後通牒，要求三日內簽署協定，“如過了三日，本代表對於該協定所規定各節，不受若何之約束”。當時，俄方提出的條件與其他外國與中國簽訂的那些條約相比，確實要公平許多。比如談判一開始，他們就主動放棄了庚子賠款、法外治權以及在中國組織司法機關等權利。但是總的來說，它是在宣傳對華友好的口號下，實際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沙俄時代留下的在華利益，有不少地方損害了中國的利益。比如外蒙古問題。中國主張立即廢止所謂的俄蒙條約，俄方卻只答應廢止俄帝國政府與第三者所訂條約等有損中國主權者，而不肯明白取消蘇俄與所謂“獨立外蒙”所籤條約。關於駐外蒙俄軍問題，中方主張駐蒙俄軍立即撤退，而俄方則堅持要在正式會議中確定撤兵條件，即限期制止白黨辦法後才能撤軍。關於移交俄國教堂財產問題，中國法律從不准許外國使團、宗教團體以及傳教士在中國內地置產，因為擔心其他國家會援此例也要求在中國置產；更何況也無法確定俄國教會在中國擁有土地的數目與位置。另外，草案重提了廢除辛丑條約和退還庚子賠款的事，但又規定在扣除以庚子賠款為擔保的各項義務所需之後，餘額由俄方確定其用途。圍繞著中俄談判問題，中國國內意見產生了很大分歧，有的主張應立即無條件承認蘇俄，持此觀點的以知識界為主。北京大學教授蔣夢麟等47人致函外交總長顧維鈞等人，要求即行恢復中俄國交；2月27日，青年國民俱樂部、八校教職代表聯席會議、北京教育會、中華教育改進社、北大平民教育演講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六團體致函中國代表王正廷，促其無條件承認蘇俄；有的的意見更為激進，認為即使把外蒙置於蘇俄的支配和統治之下，那裡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 外交總長顧維鈞後來在回憶當時接待李x釗的情形時說道：“北京大學派了一個代表團來到外交部，要求與我面談。我記得代表團的團長是李x 釗，他是由大約八至十名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組成的代表團的發言人。他的主要觀點是王正廷博士與加拉罕先生所達成的協議草案是中國外交史上最好的協議，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決、不批准的原因所在。向他們講明政府何以反對這一協議並不困難，於是我便向他們解釋了協議草案中的各點，並著重指出，外蒙問題是中國對該地區的主權和中國領土完整問題，不容隨意侵犯。在談判中，王博士無權將過去俄國與中國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簽署的有關蒙古的條約排除在外，而不置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列，從而預設外蒙不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李x釗教授的回答使我極為震驚，他說，即使把外蒙置於蘇俄的支配和統治之下，那裡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講話時非常激動，以致使我覺得他已失去了辨別是非的理智。以此我便對他說，他當然可以發表或堅持個人的見解，但是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有責任設法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國勢力的侵犯”（見《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當然，反對力量也不小，其中包括當時的北京政府。3月20日，北京政府頒發大總統令，由外交部取代王正廷辦理中俄交涉事宜。此舉一是因為王正廷越權簽字，已無法再任談判代表；二是因為蘇俄方面態度強硬，中國方面借更換談判代表以圖轉轉圜。同一天，國務院發出號電，向各省通報政府與蘇俄代表所爭論的三個問題並申明理由。

吳佩孚和白堅武 與俄國人早就有接觸，並且就這些問題進行過討論。其實，他們對俄國人的心思看得很明白。白堅武早在1923年11月27日的日記裡就寫道：“新俄代表，非正式來洛三次，關於中東路、庫倫等問題，出言無條件歸還，為外交界開一新紀元；繼則恍惚其辭，不肯為確定之答覆，終則先以承認為嘗試，愈變詐，足證其所言之偽。舊外交家尚知已知彼，今新俄代表並不知主客環境之情勢，徒見理想學子之接洽歡迎，忘其所以。餘意中國唯有靖內亂、整實力以對外交，不可轉憑口舌，現對彼待以冷靜耳。國界打不破，和平交涉無效。”但是，吳佩孚自有他的打算：一是可以透過訂協議牽制奉系，破壞奉系想與俄單獨簽約的計劃；二是圖謀將外蒙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正是因為這些，他於1924年3月18日致電北京政府，催促簽署協定：“詳繹草案各條，大體均尚妥適，不悖平等相互之精神……伏懇當機立斷，原訂各條件，早日妥為締定，以利國交，而敦睦宜。”3月20日，吳又發電力催：“此事關係國信國權至巨，深望毅力主持，仍本原皆，將協定即行簽字，勿擾浮譽。”21日，再電北京，責備政府猶豫，“今茲協定，幸尚維持公平。自外交政策言之，亦僅為桑榆之收耳。倘並此而不急起直追，一誤再誤，坐令國信國權，墮地無餘。外交當軸，責無旁貸，其何以自解於國人？”3月24日，又發電逐條駁斥國務院有關協定的三點宣告；稍後又發電稱，如果顧維鈞能比王正廷掙回更多權利，國人當然無話可說；如果仍照原協議簽字，而徒然多此一舉地以外交部取代王正廷辦理，將外交時機遷延，則顧維鈞不能不負責任；如果中國外交部的堅持而外交上發生變化，協定不能成立，所掙回的權利又失去，顧維鈞更不能推脫責任。這些電文，自然都出於白堅武的手筆，讀一下他3月22日的日記，就可以看出他在這場事件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中俄交涉協定大綱，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無大損，猶可為桑榆之收；徒以顧維鈞與王正廷爭私見之故，多所挑剔，並中途收歸外交以專職責，全不知中國所居國際地位及第三國之居心，深堪痛恨。連日吳電中央迅為決定，並約齊、肖兩使、王副使、馮檢使等協爭，電王蘭亭秘書長陳元首速定俄約，為國家留光榮。”為了促進協定的簽署，吳佩孚甚至主張要拋開顧維鈞，要求顧維鈞以請病假為名換人。4月16日，他派自己的外交科長薛撼嶽入京參與中俄會談事宜。

後來 ，曹錕派專人到洛陽，對吳佩孚進行解釋和勸慰，吳的態度才逐漸平和下來。但是，這種疆吏干預外交現象，卻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大不滿，有多名議員致電吳佩孚，勸其勿再幹擾外交，使中央有迴旋餘電；內閣也做出決定，由大總統曹錕致電各省疆吏，說明情形，請其不再發電干涉外交。果然，後來吳佩孚也沒有為此再發通電。

4月1日，中國對俄發出最後照會，表示對於內閣所堅持的三點，以王籤草案為基礎加以修正，只須附加換文宣告，即可簽字。後經雙方反覆交涉，終於達成了共識。5月30，內閣會議過了關於中俄交涉情況報告；5月31日，顧維鈞奉大總統令，作為中國正式全權代表在協定簽字。經過修改後的協定，已經與王正所簽訂的文字有了很大改變，中國政府所堅持的條件基本得到了滿足。協定簽署後，社會反響熱烈，有人甚至認為此協定為中國外交開了一個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