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名為《延安之行》的黑白無聲16毫米膠片影像，時長18分鐘，有空曠的鄉村景色、沿街叫賣的攤販，也有身穿軍裝在街上走動的軍人和刷上抗戰標語的城牆。

儘管拍攝物件並不連貫，但整部影片顯然有一個聚焦的主題，那就是1938年5月的紅色延安。

這段黑白影像目前正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瓦爾特•博薩德與羅伯特•卡帕在中國》攝影展中展出，其珍貴程度或不亞於2019年國慶獻禮大片《決勝時刻》中14分鐘的開國大典彩色修復影像，在此駐足夠久，會有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現。

《延安之行》影像畫面,瓦爾特·博薩德,1938年 ©瑞士攝影基金會 /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圖片攝於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45歲的毛澤東，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他在這裡寫下著名的《論持久戰》。影片中，他從窯洞裡款款走出，定立在鏡頭前。

攝影師的中景和特寫讓中年毛澤東的形象鮮活起來，他或揹著手或雙手插在腰上，從容而淡定，偶爾眼神瞥過鏡頭，不知與誰對話，然後擺了個姿勢，似乎在等待拍照。

瓦爾特·博薩德其人

攝影師瓦爾特·博薩德（Walter Bosshard，1892-1975），一位來自中立國瑞士的戰地記者，在中國前後停留八年，記錄了無數中國故事，他的照片如同一扇視窗，讓西方世界得以窺見遙遠的東方古國。

1937年，博薩德成為最早向西方提供日軍轟炸上海和北平等地的西方記者之一，他拍攝了多位中國軍政要人與各界精英，如毛澤東、朱德、蔣介石、宋美齡等，題材涉及中國政治、民間社會與戰爭現場各類不一。

他的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除了西北、華北、東北、長江等地區，還到過雲南和四川，他去過的西北和藏區多為蠻荒藏地、人跡罕至之處。

《中國空中武裝力量（雙重曝光）》,瓦爾特·博薩德,20世紀30年代 © 瑞士攝影基金會 /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提供。

博薩德曾親眼目睹後來被稱作是中國抗戰史的至暗時刻——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他在武漢堅持到最後，記錄了武漢會戰的情況，比如軍事會議的場景、為策動戰爭做後勤準備的軍隊、協助中國的西方誌願軍等，還捕捉到第一批進城、端著刺刀走在街道上的日軍影像。

得益於中立國的身份，博薩德出入了日軍控制的淪陷區、國民黨統治區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他用鏡頭有力地陳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場戰爭既是中國人民的全民族抗戰，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到延安去

為什麼當時那麼多熱血青年願意奔赴地處西北內陸的延安？這個近似聖地的地域到底有何魅力？“神祕”的共產主義讓當時的西方人非常好奇。在他們眼裡，延安是一個新的烏托邦，是未來人類社會的一種理念，也是中國革命思想的搖籃。瑞士作為一箇中立國對此更感興趣，延安的出現讓他們眼前一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堅持和平解決從中調解，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及東北軍、西北軍兩軍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爭取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對國共兩黨在抗日前提下實行第二次合作發揮重要促進作用。

1937年９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宣言和講話的發表，宣告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北京附近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據點》,瓦爾特•博薩德,1933年 © 瑞士攝影基金會 /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供圖。

但此時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仍有些微妙，外人想進入延安並不容易。在中共代表團到武漢以前，中國共產黨同蘇聯以外的國際社會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只有埃德加·斯諾等很少幾位外國朋友到過陝北，向國外作了報道，幫助各國人民了解一些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

1937年末至1938年10月，周恩來在武漢工作了10個月。期間，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極大地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民族參加抗戰。

中共代表團到武漢後，大大擴充套件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接觸面，這裡既有常駐的外國使節、來自全球的各國記者，還常有一些外國團體和人士前來訪問。中共中央長江局設立由王炳南負責的國際宣傳組，這項工作也歸周恩來領導。

周恩來自己同在武漢的外國朋友也保持頻繁的接觸。他不僅同斯諾、史沫特萊、鹿地亙夫婦、愛潑斯坦等有著密切的聯絡，並且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等也建立了良好關係。

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到武漢訪問或參加援華工作的外國朋友，有些人後來對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給予了重要幫助。

1938年5月，經由史沫特萊向周恩來引薦，博薩德拿到進入延安的通行證，成為第一位進入延安的歐洲記者。博薩德的好友，知名美國記者羅伯特·卡帕想方設法也未能進入延安，只能帶著遺憾離開。

阿格內斯•斯梅德利,瓦爾特•博薩德,羅伯特•卡帕和埃萬斯•F•卡爾鬆（從左至右）,阿奇博爾德•T•斯蒂爾拍攝,阿奇博爾德•T•斯蒂爾 © 瑞士攝影基金會 /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 清華藝術博物館供圖

博薩德從西安出發，輾轉於陝西群山之間，長途跋涉6天終於和美國記者阿奇博爾德·斯蒂爾一起抵達延安開始拍攝。期間，博薩德工作節奏非常緊張，無暇顧及其它。

他拍攝青年進延安的場景，這些青年行走在蜿蜒的黃土高坡上；在河邊洗衣服的人們，光著腳踩在河邊的石頭上，頭上隨意搭著一條白色毛巾，樸素又自然；還有空地上用木頭搭建的簡易鞦韆，成群結隊的兒童在玩耍。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學生在窯洞門口集體高歌、在露天廣場學習，書生意氣，風華正茂，據說毛澤東和林伯渠都給他們上過課。

博薩德這些關於共產主義中國的影像刊登在美國《生活》雜誌等媒體上，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在延安的共產主義者

1937年1月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駐地在延安城內西北角的鳳凰山麓，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及中央紅軍參謀部就住在這裡。

初到延安時，毛澤東先住在鳳凰山麓的李家窯院，這是一孔依山鑿成的石洞，坐西向東，高2.6米，寬6.7米，深6.5米，一門兩窗。

石洞內十分陰暗潮溼，身邊的工作人員幾次勸他換個地方，他總是說：能有這麼個地方住就不錯了，不要再去麻煩老鄉了。毛澤東著名的著作《實踐論》《矛盾論》就是在這裡寫的。

在博薩德發回的稿件中，有一些對毛澤東的言談舉止和生活狀態的描述。

展覽總策劃、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蘇丹介紹道，在博薩德的印象中，毛澤東講話帶著湖南腔調，但他的語氣非常堅定，動作也沒有那麼華麗，這跟西方的政客不太一樣。毛澤東經常把垂在額前的頭髮往後捋，好讓頭髮在他講話的過程中不會阻擋視線。毛澤東還喜歡抽菸，博薩德覺得他抽的菸草聞起來像混合了德國泡菜和馬尿的味道。

整個展覽還藏有一個彩蛋，那就是毛澤東給博薩德的兩張親筆簽名照原件，不細心觀看很難發現。

《毛澤東，延安》,瓦爾特·博薩德,1938,原版照片,©瑞士攝影基金會 /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 圖片攝於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他還拍了朱德。帶著帽子和圍巾的朱德站在窯洞門口，上衣口袋插著一支筆，抿著嘴微笑，微微歪著頭。

朱德和周恩來居住的下院有石窯三孔，作為寢室、會客室和辦公室。1937年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返回延安，朱德將自己的熱炕讓給周恩來居住，從此這孔窯就成了周恩來的住處。

《共產黨軍隊的領導者朱德將軍,延安》,瓦爾特·博薩德,1938年,©瑞士攝影基金會 /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圖片攝於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1937年，毛澤東移住到距李家窯院200米左右的吳家窯院，在這裡，他寫下《論持久戰》。在寫《論持久戰》時，毛澤東幾晝夜都沒有很好地休息，累病了，吃點藥又堅持寫作。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後的又一篇最重要的軍事著作，進一步堅定中國人民持久抗戰的勝利信心，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具體道路。

《論持久戰》還被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毛澤東為英文字寫了序言，他指出：“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

《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延安》瓦爾特·博薩德,1938 © 瑞士攝影基金會 /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提供。

延安整潔的城鎮和自信的共產主義者給博薩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人住在窯洞，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為抗日戰爭做著準備。

短短的兩天半時光，不僅讓博薩德對延安的艱苦條件有了直觀體驗，也讓他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人所擁有的超越艱苦生活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在博薩德的鏡頭下，窯洞門口站崗的戰士穿著冬天的棉衣，卻光著腳穿草鞋，“抗大”學生在落後的條件下進行軍事訓練，露天用餐，樹下上課，以沙盤、樹皮為紙張。

為激勵抗大學員肩負救國的使命，毛澤東還指示當時中央宣傳部負責人凱豐為抗大譜寫一首新校歌——“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抗日軍政大學的演講，延安》,瓦爾特·博薩德,1938年 ©瑞士攝影基金會 /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提供。

1937年1月，為適應當時全國形勢的需要，剛剛移駐延安的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旨在為抗日培養幹部學員。“到1938年底，已有1.5萬人湧入抗大學習，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幾十名、上百名新學員，其中不乏國民黨東北軍、西北軍的愛國將士。”抗大舊址工作人員楊默接受媒體報道時說。

在蘇丹看來，鏡頭是一部忠實的機器，反映著眼睛的構造形式，決定它輸出結果的是躲在其後攝影家的眼睛，那些眼睛代表著意識本身，它們隨著身體在移動以尋找立場、角度。勇敢的身體和特殊的身份經常成為傑出攝影作品產生的決定性因素，因為身份和身體是進入事實現場的載體。

在此意義上，博薩德所呈現出來的中國是冷靜客觀的，他眼裡的中國人，不再是以往西方用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和獵奇的視角，記錄下的面目陰鬱、瘦骨嶙峋的中國人，而是積極正面的形象，展現了中國人對戰爭取得勝利的堅定決心。

特別鳴謝：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瑞士攝影基金會、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

網編：宋瑩

監製：方丹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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