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縣位於山西省西南部，北靠石樓縣， 東鄰隰縣，南部為大寧縣，西部為滔滔南流的黃河干流，與陝西省北部的延川縣隔河相望， 隸屬於臨汾市管轄。全縣均為典型的黃土高原 地貌，境內樑峁溝壑，縱橫交錯，大多數地區 的山樑坡度很大，地面森林覆蓋率低，水土流 失十分嚴重，自古以來便是交通閉塞、人口稀少的地域。先秦時期，這裡曾經長期被少數民族佔據; 秦漢以後，土地得到開發，人口也逐漸增加，於是一些規模不等、性質各異的聚落或居住區在這裡也開始增多。
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的文明史,有著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華民族的祖先早在“童年時代”就生息繁衍在黃河流域廣大的黃土高原。黃河中、下游地區是全國開發最早的地區,也是中國遠古與古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核心地帶。
從舊石器時代的“藍田人”經過“北京人”，直到龍山文化,以及夏、商、週三代,一脈相承,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上最先進的青銅文化,形成了世界上綜合而特殊的農業體系,創造出悠久且無中斷的古老歷史和優秀文化,對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
所以說,中華民族和黃河流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漢族先民、古代華夏,一直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他們憑藉黃河流域優越的地理環境,穩步發展自己的農耕經濟,逐步凝聚和推動著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歷史程序。
漢族和世界上許多古老民族一樣,有著自己創世紀的歷史。流傳甚廣的伏羲和女媧的傳說,反映的就是華夏先民的始祖夫婦,在創世紀之時孕育後代、開啟黃土地上農耕文明的歷史蹤跡。
水和縣新石器時代的文物發現點共有30多處,在黃河東岸的閣底鄉羅岔村西北,一處面積達2萬平方米的山坡土層中,發現厚度達3米—4米的文化層,那裡從黑陶、紅陶、繩直至秦磚漢瓦都有堆積。
繩紋陶的發現,證明在龍山文化時期,繩索早已在永和境內普遍應用在永和縣境內,至少有東索基、西索基、長索、霍索、索駝、索珠、北索垣等七處村名帶“索”。地名與個人生活密不可分,亦是集體所共同擁有的無形文化財產。從帶“索”字村莊如此密集的分佈來看,永和縣與結繩記事的關係極為密切。
永和縣有豐富的文化古蹟，是中華文明的見證者，其中比較著名的是永和縣商代墓葬群。商朝（約公元前1600年—約公元前1046年），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朝代，是中國第一個有直接的同時期的文字記載的王朝。
商國君主商湯於鳴條之戰滅夏後，以“商”為國號，在亳（今商丘）建立商朝。之後，商朝國都頻繁遷移，至其後裔盤庚遷殷（今安陽）後國都才穩定下來，在殷建都達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後世稱為“殷”或“殷商”。
商朝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先商”；第二階段是“早商”；第三階段是“晚商”，前後相傳17世31王，延續500餘年。末代君主帝辛於牧野之戰被周武王擊敗後自焚而亡。
殷墟的發掘，確證了中國商王朝的存在。商朝處於奴隸制鼎盛時期，奴隸主貴族是統治階級，形成了龐大的官僚統治機構和軍隊。甲骨文和金文的記載是目前已經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元號。在商朝時期，長江流域也平行存在發達的非中原文明。
商代墓葬，閣底鄉下辛角村古墓群，1961年發現。呈東西排列，區間8-7米，開口朝西南方向。屬商代文化遺址。1962年出土商代青銅器斝、斛、戈和金耳環等，經當時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考證為國家一級文物，參加了赴日本等東南亞各國的巡迴展出。
上述銅器和安陽小屯的殷代銅器, 無論在器形和紋飾上都完全相同。金質洱形器在山西石樓的後蘭家溝和桃花莊都曾發現過。它們都是殷代的遺物。永和和石樓是鄰縣，石樓過去出土過不少商殷的銅器，永和銅器的發現，為研究商殷文化的分佈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永和縣城北約3公 裡處，聳立的群山之間一 條名為芝河的河流曲曲彎 彎蜿蜒南流，在其東岸的 山前地帶，瀕臨小河處有 一條南北狹長的河旁臺地，這是這一帶最適宜於人類生存 和生活的地方，龍吞泉村便 坐落在這裡。
龍吞泉遺址位於龍吞泉村東側的一塊地勢並不十分平坦的臺地上， 遺址區東靠綿延起伏的黃土山樑，山樑經長期的雨水沖刷，形成了相互對峙的山峁狀地形，在山峁之間有不少衝溝延伸到山樑深處，遺址西側瀕臨的芝河長年流淌著清澈的河水，兩側還匯入一些季節性小河，同時在河床裸露的基岩旁常有奔湧而出的泉水，它們一起匯入芝河，形成流經永和縣城的一條重要河流，是永和縣境內最大的一條河流。
經過詳細的考古勘探，發現在臺地上分佈著屬於漢代的一處遺址。為了進一步弄清其文化面貌，我們決定對該遺址進行較大規模的發掘。在發掘中發現，這是一處漢代的軍旅營地或軍事屯兵地點，僅在發掘區便發現了近 10 處用於埋鍋做飯的紅燒土灶址，其中有些地面式灶址有可能僅僅是當時點燃篝火留下的紅燒土地面，而另外一些地穴式正方形灶址則具有明顯的炊烹功能，還有一個較大的灶址不僅可以看出放置鐵鍋的位置，而且灶前下方放柴的小溝狀痕跡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在後面的煙囪也留下了其大致的輪廓，根據其規模判斷，這個灶當是一個人數可觀的群體使用過的大型爐灶；在這個遺址中我們還發現了一處燒陶窯址，其形制為前端設略低於窯室的火膛，後面建平坦的窯室，但由於破壞過甚而不知其整體形制。
灰坑數量的比例略顯太少，但分佈還算合理。由以上的情況可以推測：當時這裡是一處時間不長的居住地，然而因為陶窯的發現卻使我們相信，曾經居住在此的人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還是自己燒製的，由此可知先秦到漢代這一帶一直是軍事屯兵處。若此推測沒有大的失誤，則這是山西省範圍內迄今為止發現僅有的一處漢代帶有軍事戰略要地的遺址，與當年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也有著很密切的聯絡，無論這個遺址是屬於漢民族，還是屬於少數民族留下的遺存，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此看來，龍吞泉遺址發掘的意義便不同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