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的出現和發展，與人類社會的歷史密不可分。

在漫長而寂寞的古代、中世紀，後來被判定為毒品的鴉片、大麻等東西，都曾為人類的繁衍、進化、生活提供過幫助；古柯也曾為印第安人創造無比燦爛的美洲古文化與建築助過一臂之力。而由罌粟汁熬成的鴉片，作為良藥的歷史比作為毒品的歷史要長得多。即使是後來人們談虎色變的嗎啡，也是至今為止，人類最能信賴的鎮痛藥物。

但是，人類由發現鴉片的止痛療疾作用而進一步享用成癮後，便自嘗惡果了。尤其是在中國。

近代中國思想家魏源曾在《海國圖志》中指出：“鴉片流毒，為中國三千年史未有之禍。”

的確，在中國悠久、璀璨的文明史上，沒有第二種商品曾像鴉片那樣，震撼過這個古老的中央帝國的根基，並給她帶來難以估量的災難與恥辱。“東亞病夫”這個屈辱的稱號，正是鴉片在近代中國氾濫之後，西方人加在中國人頭上的。

中國古代的鴉片與罌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貢獻給中國皇帝而逐漸流傳開來的。那時的中國，正是鐵馬金戈、國威遠播的盛世。在阿拉伯世界被視為聖品的“底也伽”，到了物產豐盈、珍品雲集的盛唐，似乎並沒有掀起任何波瀾，它只是為體系博大而內涵深邃的中華藥庫增添了一味良藥，僅此而已。由唐朝至明朝的600餘年間，罌粟與鴉片的藥理與作用，被歷代名醫日益認識並逐漸推廣。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八方來朝、國力強盛的封建帝國。四野的朝貢，奇珍的獻納，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觀念，宮廷中瀰漫著奢侈、縱慾的風氣，鴉片正是在這種追求享樂的氛圍裡，成了貴族們熱衷的“神品”，連皇帝也概莫能外。從此，吃鴉片由貴族而民間、由宮廷而四野，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吃鴉片的階層。

清中葉後，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確立向中國傾銷鴉片的政策，也由於吸食法的東漸，煙毒日熾，吸食者增加到200萬人。中英之間關於鴉片貿易的矛盾與衝突，終於釀成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隨著中國的失敗，鴉片如潮水般地湧入中國，被稱為“洋菸”的外國鴉片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了最高潮。

與此同時，罌粟種植與土煙生產在中國士大夫們“稍分洋菸之利”的口號下劇增猛長。到20世紀初葉，在多難的中國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幾個苦澀的記錄：罌粟種植最廣，鴉片產量最多，吸毒人口最眾。

尤其嚴重的是，鴉片與吸毒並非僅是一般的社會問題，它是西方與中國外交的一個基本糾結點，也是清朝財政的重要來源，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社會的肌體，影響著中國的政治、軍事與經濟，也與千百萬中國人的生活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絡。

到了民國時期，因政令不一，中央和地方的軍閥為擴大地盤，縱容並鼓勵種植罌粟，毒害民眾，以至百業凋敝，田土荒蕪，民不聊生。據筆者的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的煙禍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罌粟種植面積為8000萬畝，鴉片總產量達6萬噸，為世界各國鴉片總產量的10倍，而吸食各類毒品者達8000萬人。

問題還不僅如此。在那個時代裡，毒品竟然成了市場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毒品與黃金同價，鴉片可充當一般等價物，煙土被稱為“黑糧”。吸毒成為全民族16．8％的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國人的生計、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賴毒品，而五花八門的煙稅更是成為中央和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各種政治勢力為爭奪罌粟種植地、鴉片運輸通道和煙稅而連年混戰。在百年近代史上，毒品的影響力，滲透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眾生活等社會各個領域，以及官僚、士兵、商人、知識分子、學生、農民、城市勞動者等社會各階層。毒品幾乎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它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社會肌體上的一個巨大毒瘤。

這一深刻的歷史教訓，中國人須臾不可、不能、也不敢忘。

（作者繫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