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最關鍵的就是評價的價值體系的不同，所以結論也就大相徑庭。還有就是，當下人們貶低的不是太平天國運動，而是太平天國運動的領導人洪秀全和楊秀清的個人修養與品行，讚美的是曾國藩為人處世的個人修養和德行。

例如教科書上對太平天國運動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的。

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發生在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的初期，它既是單純的農民戰爭，又帶有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尤其突出評價了《天朝田畝制度》，認為它把農民平均地權的平均主義思想發展到了頂峰。

但是教科書中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領導人所犯的錯誤的批判是很不夠的，評價大致如下：

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革命，從1851年起共堅持了14年，勢力擴充套件到17省，有力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外國的侵略，促進了封建社會的崩潰，阻止了中國殖民化的程序，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極其重要的一頁。

但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教訓同樣是非常深刻的。這場由千百萬群眾參加的偉大戰爭，由於領導集團政治上過早的封建化，組織上不能始終保持領導核心的團結，軍事上戰略決策一再失誤，以及外交上缺乏經驗，太平天國所鼓吹的“同教一家”，使其領導人沒有真正認識到列強的實質，最後遭到內外鎮壓，陷於失敗。

當時對曾國藩的評價是：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毛澤東語）。湘軍是“漢族地主武裝”，與洪秀全等所代表的“農民階級”是完全對立的。

除了此處，課本還在經濟史中提到了曾國藩：他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建起軍械所、製造總局，“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後來，我們之所以讚美曾國藩，而批判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一則是受到了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影響，二則是因為我們的評價視角的改變，是從個人修養和為人處世的角度來考察的。這裡人們貶低的不是太平天國運動，而是太平天國以洪秀全和楊秀清為首的領導人的個人品行。

《法制晚報》2011年11月27日的徐天寫的原題為《成王敗寇 評價李自成有別》的文章中說到北京市101中學的歷史老師孫淑松比較了大陸與臺灣在太平天國運動與曾國藩的相關內容時認為，大陸教科書略去對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的介紹，以及後來地方勢力的崛起，是因為大陸教材在古代史的處理上，始終著眼於中央集權是如何形成的。

而督撫、士紳是地方勢力，屬於統治階級的下層，並且還是漢族勢力，與朝廷的滿清勢力不同，所以不在主要講授的範圍內，沒有著重處理。曾國藩、李鴻章等在課本中出現主要是作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形象已經比較正面。

曾參與過臺灣歷史教科書編寫的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王仲孚認為，對曾國藩的看法以及對漢人勢力的崛起問題，兩岸的教科書很早就存在不同看法。

因為政治視角的問題，大陸肯定太平天國運動，因此曾國藩是“不正義的”，所以大陸也不太會提及曾國藩。

臺灣對曾國藩肯定，一方面是因為並不覺得太平天國運動是“正當”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包括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為首的漢人勢力，站出來維護被破壞的傳統中國文化。

另外，臺灣在講授歷史時，不僅只著眼於政治史，還會關心“庶民文化”，像士大夫這樣階級的崛起、發展歷程，雖不屬於權力中心，但也是古代社會發展風貌的一方面，因此也在他們的編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