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十六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公元1005年的1月28日，在長達25年的慘烈戰爭之後，宋朝與遼國締結了中國古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項和約——澶淵之盟。和約規定，遼宋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送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從此罷戰修好。

說白了，就是宋朝花錢買和平。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花錢買和平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符合傳統儒家文化所講究的春秋大義的，在當時就受到了極大爭議。和約締結之際，宋廷重臣、官居參知政事的王欽若就曾如此向宋真宗痛陳：

“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

這幾乎是直接向皇帝開炮。

儘管王欽若更多是想借此打擊硬拉皇帝親征而後又同意議和的政敵寇準，目的不太純正，然而他的觀點卻得到了絕大多數古代史學家的認同。

屈辱求和、失地喪權、開有宋一代投降之先河，這就是他們對於澶淵之盟的認識。然而到了近現代，很多史學家又開始對澶淵之盟持比較積極的看法，曾在百家講壇開講《塞北三朝》的袁騰飛老師是其中的代表，理由主要是以下兩點：

其一，澶淵之盟後，遼宋之間大抵維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雙方未再有大的爭端，兩國都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四方無事，民眾得以休養生息，無論是朝廷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得了很大的實惠。

當時的一些史料很能支援這個說法。宋太宗時，全國人口大約一千三四百萬，到了宋神宗時期，全國人口已經突破了3000多萬，翻了一倍有餘。

經濟上的發展就更為可觀了。宋太宗時，全國的商稅收入僅有400萬貫，到了宋仁宗時，商稅收入已經接近2000萬貫。如果按照常見的一貫錢折一兩銀子的計算方法，宋朝單單商稅一項的收入就超過了明朝全年的財政收入，可見宋朝社會的富足。

其二，與戰爭的花費相比，每年的那點歲幣實在是不值一提，況且宋朝還可以透過貿易百倍千倍地賺回來。宋仁宗時期的明相富弼在著名的《河北守禦十二條》中便說：

“此次河湟百姓，凡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

當然，以上的兩點好處，作為和約另一方的遼國也是同樣享受到的。因此，從實用角度來看，澶淵之盟算得上是一個非常成功的雙贏和約。

然而從歷史角度看，您又會發現是另外一幅圖景。

同樣是著名的《河北守禦十二條》，在闡述了一通澶淵之盟的好處之後，富弼對當時北宋朝野安於現狀的普遍心態極為憂慮，他說：

“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

從澶淵之盟到富弼向宋仁宗上疏《河北守禦十二條》，已經過去了整整兩代人的時間，此時的大宋朝野都瀰漫著一種苟安的範圍，他們已經不相信戰爭會再次爆發了。

北方的遼國也是同樣的情況，幾十年的安逸享樂已經使他們完全喪失了立國時的血性與悍勇，轉而像漢人一樣追求起精緻的文化與物質生活來。

比宋仁宗晚二十年的遼道宗耶律洪基就是一個典型，詩琴書畫，墨棋歌花，這位《天龍八部》中喬峰的大哥是無所不通，當邊境發生了宋朝邊兵放冷箭射傷了遼國百姓的惡性事件後，這位遼國主動致信宋神宗，申明兩國要“義諾一家，共思於悠永”，繼續和平下去，曾出使遼國的蘇轍評價他是典型的親宋派：

“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宋朝）和好念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鬥。”

這樣的一位皇帝，是絕對不可能像《天龍八部》裡塑造的那樣動不動就要舉兵南征的，他臨終時，還在和繼任者強調要與宋朝繼續通好，“切勿生事”。

宋遼兩國都是這樣一個狀態，也就難怪女真人的崛起能這麼輕而易舉了。換言之，要是沒有澶淵之盟，遼國兩國始終保持時戰時和的對峙局面，雙方軍隊始終處在緊張的備戰狀態，偏居東北一隅實力弱小的女真人是很難有崛起的機會的，即使崛起，也會被久經沙場的遼國軍隊迅速撲滅。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澶淵之盟對於雙方而言又是雙輸的。

和平總是好的，但是我們又需要戰爭來提醒我們和平的脆弱，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忘戰必危”。這個道理誰都懂，然而一旦長期身處和平的環境，人們總是覺得現狀能永久維持下去，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時刻保持警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