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播越,宮廟焚燬,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
興平元年(194)三輔大飢,二年(195)獻帝出奔關東。翌年(196)曹操迎獻帝遷治許縣,改元建安。
關於獻帝東遷始末,我之前亦有探討。但集中在流徙過程,對諸多派系勢力的立場衝突,則略而不表。
實際獻帝東遷,是大量政治集團的傾軋與妥協造成的意外結果,其中牽涉了關中諸將(董卓餘孽)、白波軍(幷州西河賊人)、張楊、呂布、袁紹、袁術與曹操,甚至連匈奴人都曾入場攪局。可謂風雲變幻、波譎雲詭。
本文主要以“地方勢力”為線索,探討獻帝東遷時的各地軍閥立場,藉此解釋並澄清一些常見誤區。
獻帝東遷,彷彿一場精彩紛呈的羅生門。豪強各懷鬼胎,軍閥各執一詞,大量細微線索被隱藏在史書的曲筆之中,抽絲剝繭,方能看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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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波軍為何參與護駕獻帝出奔,是在黃門侍郎鍾繇(荀彧同鄉)、丁衝(曹操舅子)以及王必(曹操心腹)的策劃下發起的。
但護衛獻帝出奔的將領,則是董承、楊定與楊奉。
董承是獻帝丈人,立場還好理解;至於楊奉,則是白波故帥。出奔途中,為了阻擊涼州兵的追擊,獻帝還臨時招募了白波餘孽韓暹、胡才、李樂。
(楊)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魏書 董卓傳》
考慮到白波軍曾是董卓集團的大敵,因此也就有必要探討白波軍的立場問題。
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後漢書 獻帝紀》
白波軍的老巢在幷州西河郡,本屬黃巾支黨。因為最初起事於西河白波谷,因此被稱作“白波軍”。
西河的地理位置很值得注意。這是解釋其立場變化的線索之一。
西河是“六郡”之一。所謂六郡,即涼州的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四郡,與幷州的上郡、西河二郡。
六郡是東漢政府招募武士的兵員池,比如董卓年輕時就曾“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可知同在邊地的六郡,民俗與環境應該比較接近。
漢桓帝末,(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魏書 董卓傳》
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
考慮到董卓集團中存在大量的幷州人(丁原故將),崛起於幷州西河的白波軍,自然與董卓存在從“對立”到“聯合”的基礎。
另一方面看,關中集團曾經歷過並、涼派系的傾軋,幷州集團(王允、呂布為代表)殺董卓,涼州集團又殺王允(192)。最終導致並、涼互不相容。
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幷州人,幷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後漢書 董卓傳》
這大概也能解釋為何楊奉與李傕不睦。最終挾持獻帝逃離長安,脫離涼州集團的控制。
白波軍的老巢在幷州;首領楊奉雖然出身司隸河東(接壤西河郡南側),但與李傕等“涼州大人”的立場畢竟不同。
楊奉,白波帥耳,猶知(李傕)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獻帝起居注》
籍貫與立場問題,是白波軍與董卓集團從對立走向聯合、又從聯合走向對立的原因之一。這與初平三年(192)並、涼火併的邏輯是相似的。
去卑在護駕中的定位去卑是南匈奴右賢王(《獻帝紀》作“左賢王”),曾參與過護駕獻帝。
在《魏書》中,去卑參與護駕的記載完全被省略。但在《後漢書》中依然可以發現若干線索。
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後漢書 南匈奴傳》
按記載,去卑與白波帥在半途合兵,共迎天子。考慮到南匈奴世居幷州,可知韓暹、胡才等白波故帥,並未離開西河(屬幷州)大本營。
獻帝東歸,右賢王去卑侍衛天子
如按《後漢書》記載,去卑迴歸匈奴王庭,當在建安元年(196)。
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去卑)歸國。--《後漢書 南匈奴傳》
實際並非如此。
因為建安二十一年(216)南匈奴單于呼廚泉來鄴縣(曹魏首府)朝貢時,被曹操滯留不遣,反而將去卑派去監國。
二十一年,(呼廚泉)單于來朝,曹操因留(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後漢書 南匈奴傳》
這個“歸監其國”可謂意味深長。可知去卑很可能在建安元年至二十一年(196-216)的二十年時間中,被長期扣在曹魏做人質。
《晉書》也有曹魏利用去卑“誘質”呼廚泉單于的記載,與《後漢書》互為補充。可見去卑在此事中的立場與定位。
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晉書 江統傳》
如果結合“南匈奴遭到曹操肢解,分割為五部加以控制”的背景,那去卑大概在長期的“質子”生涯中,已經被徹底同化,因此取代了呼廚泉,成為曹操安插在匈奴王庭的新任代理人。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南匈奴)眾為五部。--《晉書 匈奴傳》
由於曹操扣押“護駕功臣”,手段頗為卑劣,因此去卑參與護駕一事,不見於《魏書》,而見於《後漢書》。這大概屬於魏晉史家的“為尊者諱”。
呂布為何不參與護駕長安淪陷時(192),呂布曾挾獻帝密詔出奔關東。可惜彼時關東“自立天子”(幽州牧劉虞),因此沒人拿獻帝的命令當回事。呂布最終竟淪為關東諸侯的打手,長期流徙各勢力之間。
獻帝出奔(195)時,曾馳召呂布護駕。問題在於彼時呂布正忙於與曹操作戰,在兗州脫不開身。
乍看之下,似乎呂布有心無力,但真相併非全然如此。
因為翌年(196)獻帝入洛陽時,又再次招募呂布護駕,但呂布託言“糧草不足”再度拒絕前來。
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呂)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英雄記》
呂思勉對此亦深信不疑,甚至在《三國史話》中替呂布辯解,稱其“窮得連開拔費都拿不出來”。
呂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
如果說呂布首次拒絕,尚情有可原;那二次拒絕,無疑是坐觀成敗。
因為建安元年(196)時,呂布已經進駐徐州,並收了袁術賄賂的二十萬斛大米,還趁亂偷襲下邳,斷了劉備的後路。
(袁)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呂)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英雄記》
此時的呂布,要地盤有地盤,要錢糧有錢糧,哪有什麼“困頓不能自致”的道理?
可見呂布在脫離朝廷、轉戰中原的數年裡(192-196),思想無疑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實的一面再度佔據上風,對獻帝也就剩個“面子客氣”了。
呂布後來還給獻帝寫信,詭稱“本想護駕,但知道曹操忠誠,因此不敢爭功”。前後相悖,委實可笑。
(呂布)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英雄記》
袁紹為何不參與護駕關於袁紹拒絕護駕的原因,我之前撰寫過多篇文章,但主要是從“挾天子”能獲得的利益角度出發。實際除此之外,另有原因。
這就是袁紹在奏疏中所稱的“冀州方有北鄙之警”。
後會鑾駕東反(即獻帝東遷),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氏春秋》
袁紹並非信口胡說。興平二年至建安元年(195-196),他確實受困於外患。
其一是臧洪之亂。
因為興平年間(194-195)張邈勾結呂布謀奪兗州,袁紹派兵幫助曹操平叛,最終殺張邈兄弟,夷三族。
但張邈的哥哥張超,是臧洪的故主,且臧洪已經被關中朝廷策反,因此藉口替張超報仇,遂舉(兗州)東郡叛亂。
兗州東郡與冀州魏郡緊鄰,袁紹的首府鄴縣就在魏郡。後院失火,不得不集中力量平叛。且圍攻“歷年不下”(195-196),因此抽不開身。
(臧)洪由是怨(袁)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魏書 臧洪傳》
其二是抗擊公孫瓚。
在東郡之亂同時(195-196),袁紹又與公孫瓚大戰於河北,先鋒鞠義與公孫瓚在前線又相持一年。
興平二年,(鞠義)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後漢書 公孫瓚傳》
最終迎接獻帝之事,就被徹底耽誤了。
冀州有北鄙之警
當然,從歷史發展來看,袁紹本就對迎接獻帝不甚上心。而突如其來的戰爭危機,也使得袁紹無暇西顧,更談不上遣使迎接了。
袁紹的謀士郭圖,雖然曾赴河東納貢,但袁紹並未採納其建議,大概也是軍事壓力使然。
袁術的詭計“仲家皇帝”袁術,也曾參與迎接獻帝一事,雖然記載相當隱諱。
袁術是個圖謀篡漢的野心家,早在袁紹提議擁立劉虞(190)時便因為“憚立長君”而加以阻撓。其實是他自己想做皇帝。
(袁)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袁)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後漢書 袁術傳》
在獻帝狼狽出奔時(195),袁術覺得漢廷氣數已盡,緊鑼密鼓地張羅稱帝之事。
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袁)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隱喻稱帝),於諸君何如?”--《後漢書 袁術傳》
獻帝前腳剛剛定都許縣(196),袁術後腳就在壽春僭號(197)。
像袁術這樣的篡漢賊子,自然沒有心思去迎接獻帝。可笑的是,袁術不想迎接獻帝,卻也不想讓別人迎接獻帝;還派了一個叫萇奴的將領,去半道上阻擊曹操,搞得曹操也無法迎接天子。
(曹操)遣曹洪將兵西迎(獻帝),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魏書 武帝紀》
袁術年輕時,喜歡駕豪車在洛陽街市橫衝直撞,綽號“路中悍鬼”。看他阻撓曹操迎接獻帝、還打得曹洪“兵不得進”的瘋狂舉動,可知名副其實。
(袁)術為長水校尉,好奢綺,盛車馬,以氣高人。謠曰:“路中悍鬼袁長水。”--《北堂書鈔》引《魏志》
路中悍鬼袁長水
袁術的行為,屬於標準的“我得不到,那誰也別想得到”。陳壽罵其“放縱”,不為虛言。
洛陽的“三頭怪”格局獻帝在洛陽時,“宮室燒盡、悉為丘墟”,乃至百官出行樵採,飢死牆壁間。可見小朝廷是難以維繫的。
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採,或飢死牆壁間。--《魏書 董卓傳》
但是即使在窮途末路的絕境,洛陽小朝廷也依舊烏煙瘴氣。諸將忙於黨爭,晝夜不休。
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張)楊各違戾不和。--《魏書 董昭傳》
彼時洛陽存在三大派系:其一是以董承為首的外戚黨;其二是以韓暹、楊奉為首的白波黨;其三是以河內太守張楊為首的新勢力。
董承、楊奉等人是早期的護駕功臣,張楊則是在河東安邑為獻帝提供糧食補給的新人。
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張)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魏書 張楊傳》
張楊仗著自己有糧食,驕矜自大,與舊人(董承、白波帥)違戾不和。張楊還在洛陽為獻帝修築宮殿,起名“楊安殿”,心思可見一斑。
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因以“楊”名殿。--《後漢書 董卓傳》
張楊以為己功,故因以“楊”名殿
在舊人勢力(董承、白波帥)的排擠下,新人張楊的日子不好過,一怒之下竟帶著糧食走了。如此一來,舊人的日子也不好過了。
(張)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魏書 張楊傳》
絕境之下,舊人之間再度發生了黨爭。
隨著張楊離去,原有的“三頭怪”格局被打破,成為了“雙雄會”。問題是白波黨有韓暹、楊奉、胡才、李樂四人(可能還包括匈奴酋長去卑);外戚黨只有董承一人,一下子落了下風。
董承本是勾結袁術,阻撓曹操護駕的賊子(見前文引注《武帝紀》);在白波帥坐大的情況下,竟又反過來勾結曹操,希望借曹操的力量轟走白波帥,自己一家獨大。
(韓)暹矜功盜睢,幹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後漢書 董卓傳》
隨著曹操的武裝介入,白波帥是被轟走了,董承的快活日子也到頭了。隨著衣帶詔事件(199)的爆發,董承集團也隨之覆滅。
小結興平末年(195)至建安元年(196)的獻帝東遷始末,夾雜牽涉了無數關東軍閥,幾乎所有頭面人物,都參與其中。不僅二袁、曹操、呂布等人先後粉墨登場,甚至連匈奴人都入場攪局,可謂精彩紛呈。
由於曹魏政權的最終勝利,魏晉史家在“迎接天子”一事上,對曹操之外的諸侯,也便不甚著墨,甚至刻意忽略。因此不得不抽離史筆中的細微線索,還原構建事件始末。
所謂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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