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是中國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領袖，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一位賢君。姓伊祁氏，名放勳，號“陶唐”。“堯”是後人對他的諡稱，習慣上稱其為“唐堯”。
在傳說中堯是為古老的華夏大地作出巨大貢獻的人。據說他命羲、和二氏用歷數之法觀測天象，制定曆法，將一歲確定為366天，並以置閏的方法校正四時，用以指導農業生產。另外，堯還知人善任，推舉精通農作物種植的“棄”作為“農師”，推廣麻、菽等播種技術。還有，他首創“軍事民主制”，凡是遇有對外作戰、對內鎮壓奴隸反抗的大事，統統交給氏族大會討論。
堯帝
更重要的是，作為最高統治者，堯不貪戀王位，他認為自己該退休了，想把王位讓給別人。便諮詢分掌四時和方岳的官員“四嶽”，“四嶽”趕忙推薦了一位名叫舜的人。堯也聽說過舜的賢名，知道他曾“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的光榮歷史。但仍不放心，接下來對舜又經過三年的嚴格考核，這才主動讓位於舜，命其攝位行政，執掌大權。舜也確實不負所望，他巡行四方，體恤民情，果斷地除掉了鯀、共工、騅兜和三苗四人，受到人們的廣泛稱頌，造就了又一位賢明之君。晚年的大舜也仿效堯的做法，實行選賢傳位，經過諮詢“四嶽”，又把自己的寶座轉讓給了大禹。大禹繼位之後，洪水遍地，民不聊生。大禹勞身焦思，胼手胝足，薄衣食，卑宮室，居外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導流入海，制服了滔天洪水，使廣大人民安居樂業。禹退位時又舉薦皋陶為繼承人。不料皋陶短命，再把王位轉讓給伯益，這就是傳說中的部落聯盟推舉領袖制度，史稱“禪讓”。
有關禪讓制度的記載，最早見之於《尚書·堯典》。其中載有“堯舜禪讓”之事。《大禹謨》中也有“舜禹禪讓”的記載。孔子的《論語·堯曰》同樣載有這種開明的制度。可是，這些古籍所記，也只是傳說中事。所以早在戰國時期對此就已議論紛紛，有的贊成，有的否定，也有的模稜兩可，還有的一人持有兩種說法。這樣，上古時代有沒有禪讓制度，就成了歷代爭論不休的問題。
按照《尚書》的說法，堯在位70年，已經86歲，身體實在支援不了，要找王位繼承人。經過“四嶽”們的熱烈討論，一致推舉丁鯀。此人家在有崇，號崇伯，很有把子力氣，且有服眾才能。堯讓他治理危害極大的洪水。鯀用築堤防水的辦法，九年時間也不奏效，被舜怒而殺死在羽山。“伺嶽”覺得舜是英雄，遂重新推舉舜來繼承王位。並特意舉出理由說，舜不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還是一位難得的孝子。他有瞎眼的父親和狠心的後母，舜能善待兩位老人，同時和常常欺負自己的弟弟也能友好相處。堯讓人細細訪查，結果舜比“四嶽”介紹得還好，於是放心讓他繼承了王位。舜在位期間，鯀的兒子大禹終於治水成功，舜主動讓位給禹。後來禹又準備傳位給伯益，然而遭到老百姓的普遍反對，一致要求由禹的兒子啟來當接班人，啟也就毫不客氣地面南而坐，流傳了幾代的禪讓制度終結，從此開始了“家天下”的統治先例。
對於這種禪讓制度，《墨子》、《竹書紀年》、《呂氏春秋》、《史記》等都作了明確肯定。此外，在其他一些史料中也介紹或肯定了上古時期這種開明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佚名的《竹書紀年》中明確講到，舜在位十有四年，這天樂工們正在興致勃勃地演奏音樂，突然“……天大雷雨，疾風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石）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聰明的大舜感應上天之意，認為到了該讓王位的時候了。於是，“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昃，榮光休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緣錯，其文言：‘當禪禹！’”這種挑選接班人的做法雖然有些迷信，但說明舜是認真實行了禪讓制的。
禪讓制不僅僅是種傳說，而且已經進入了現實政治領域，據《戰國策》記載，燕國就進行過一次禪讓行動。當時的燕王噲因為健康原因，不想繼續擔任國君職務，然而又不甘心默默無聞地退位，想要留個美名，於是在一些說客的慫恿下，果斷地把王位讓給了寵臣子之。這種做法激怒了燕國太子，他一邊怨恨父王的糊塗，一邊準備造反，於之毫不手軟地殺掉了太子。這一來弄得國內大亂，齊國乘機伐燕，噲和子之都被殺掉，燕國差一點滅亡。燕王噲的禪讓舉動儘管沒有成功，但他還是走出了改變世襲制的實際步驟。
關於古代禪讓制的記載，在出土的郭店竹簡中也可得到證實。這批竹簡上的文字，距孔子生活的時代不遠，是較為接近孔子的學者的著述，其中的《唐虞之道》對於禪讓制有詳細論述：
“唐、虞之道，禪而不傳。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禪而不傳，聖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至致也。故昔賢仁聖者如此，身窮不貪，沒而弗利，窮仁矣。必正其身，然後正世，聖道備矣。故唐虞之道，禪也。”
舜帝
由此可見，堯、舜二帝實行禪讓而不傳子，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在於把利天下看做是第一位的，決不自私自利，這就是最大的仁。禪讓而不傳子，是聖人的最高思想境界。聖人只有先正自身，然後才可以正世，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實行禪讓，就是實現聖治的前提和基礎。郭店竹簡中的這些文字與孔子的觀點如出一轍，這也可以作為古代禪讓制存在的有力證據。
然而對於“禪讓”之說，同樣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人提出懷疑。
先來看孟子的態度。一個名叫萬章的人問他：“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又問：“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說：“天與之。”他進一步解釋說，“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昔者，堯薦舜於人，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引見《孟子·萬章》）。孟子還說，堯去世之後，舜為了躲避堯的兒子，跑到南河之南，天下諸侯仍然尊崇大舜為王，凡有朝覲、獄訟、謳歌之類的重要事情，都到舜的面前請示彙報，而不理睬堯的兒子。後來舜又仿效堯的做法，薦禹於天，讓他坐上了王位。
孟子堅決否定了堯讓位於舜，舜讓位於禹的傳說，他只承認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那麼，“天”是什麼呢？孟子玩弄了文字遊戲，沒有明說。考其本意，或在強調舜、禹本身都是賢德之人，受到氏族部落的擁戴而踐天子之位，並非受禪而居王位。
如果說孟子對於古代禪讓制否定得不夠徹底，思想家荀況的態度倒毫不隱諱。他在《荀子·正論》中有段精闢而又切中要害的論述：“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而化順之。”接著他還論述了“死而擅之”和“老而擅之”的不可能性，荀況的最後結論是：“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誠如這位思想家所言，像堯舜這些人，“道德純備，智惠甚明”，且又勢位至尊，是無敵於天下的強者，他們怎麼會把自己的寶貝王位讓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外人呢？如果真是這樣，豈不是天下第一號傻瓜？
依據孟子和荀況的說法，上古時期沒有什麼禪讓制度，那麼大舜、大禹是怎麼登上王位的呢？哲學家莊周提出了一種“撂挑子”的假說。他在《莊子》中提出，堯坐煩了天子的寶座，要把這個位置讓給許由，不料許由堅辭不受。堯再轉讓給州支父子，哪想他們也回絕了。他們為何害怕當天子呢？因為這個差使太辛苦了。據韓非說，堯在位的時候，日子過得很苦，吃的是粗糧糙米，咽的是樹葉野菜，冬天裹獸皮，夏天披葛布，而且堯的居住條件也很糟糕，屋頂的茅草很不整齊，房子的椽梁沒有雕飾，有時還要忍受漏雨的折磨。就是一個守城門的大頭兵，收入也遠遠超過堯的水平。堯思來想去，不能把這份辛苦留給自己的子孫後代，就主動撂挑子不再幹了。多虧找著了大老實人舜，他稀裡糊塗登上了王位，後來舜也實在吃不消了，就把天下讓給特別能吃苦的大禹。
莊周的說法和韓非的解釋都有濃重的戲說成分，只當笑話聽聽足矣。
可是，同樣是這個韓非，不僅不承認上古時期有禪讓制，進而又說舜和禹能夠繼承王位，是“臣弒君”的結果。他在《韓非子·說疑》中認為：“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韓非沒有描繪這些人搶班奪權的細節，也未說到這四位王者是不是全被殺頭，但明確說了繼任者用了“逼”、“放”、“伐”的強硬手段，顯然這和禪讓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情。
韓非是荀況的學生，師徒兩人都是戰國末期傑出的思想家，他們公開否認禪讓制的觀點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世的不少史學家都附和這些說法。如唐代的劉知幾在他的《史通》中引用《汲冢瑣語》說：“舜放堯於平陽（今山西臨汾一帶）”，後來的大禹又把舜驅趕到蒼梧（今湖南南部），硬是把他逼死，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稍後的另一位史學家司馬貞也傳達了類似說法。他在《史記正義》中引《竹書紀年》說：“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看來堯的下臺並非因為年齡原因，而是由於“德衰”之故，大舜以為他不配再居王位，就把堯關進了牢獄，同時讓他的兒子丹朱也做了囚徒，大舜成功地搞了政變。
對於上古時期的禪讓制度，說得比較全面的當數史學大家司馬遷了。他在《史記》中綜合了《尚書》、《論語》、《孟子》諸說而寫進了《五帝本紀》和《夏本紀》。他描寫時年86歲的堯王發現和任用大舜的過程，與《尚書》的說法是一致的，並且說到堯王為了檢驗這位接班人的理家能力，還把自己的兩個寶貝女兒娥皇和女英送給了大舜，誠心誠意使他踐其王位。可是接下來的情況就不同了，舜在執掌了管理大權之後，很快實行起獨裁，處心積慮把堯架空，為此實行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舉十六相”，即把堯長期排除在領導層之外的“八愷”、“八元”很快同時起用，樹立一批忠於自己的親信。二是“去四凶”，利用果斷有力的手段，把堯正在寵信的渾沌、窮奇、杌、饕餮，一下給除掉了，達到排除異己的目的。這樣一來，弄得堯王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大舜仍不罷休，又把堯軟禁起來，不准他同家人、親友見面，逼迫他趕快讓位。可是堯的兒子丹朱難以就範，舜又把他放逐到丹水。經過一步步地精心策劃，大舜終於坐上了王位。由此看來，舜之承堯並非“禪讓”的結果，而是大舜用陰謀手段篡奪了王位。不過，舜並沒有把事情做絕，在堯“讓位”以後再也沒找他的麻煩，命人好好照料這位老岳父，使其頤養天年，壽至117歲。
《史記·五帝記》又說：“（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禮記》則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劉知幾在解釋這段話時認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這就是說禹為了鞏固他的統治地位，採用了“逼”和“放”的手段，不客氣地趕走了大舜。劉知幾的分析很有道理。試想，上古時代的蒼梧尚是荒蠻之地，人煙極其稀少，既無邊關糾紛，又無其他要事，舜到這種地方巡查什麼？如果為了打獵，值得跑那麼遠嗎？況且，當時的大舜已是耄耋之年，數千裡的路途之苦，他能受得了嗎？再說，娥皇、女英既為舜的妻子，為何不歸葬蒼梧？其中定有難言之隱。所以，舜之所謂南巡，不是為了公務，也不是遊山玩水。要麼是武裝押解，不得不去；要麼是被人所逼，懼禍逃亡。誰能導致舜的這種悲慘下場，自然非禹莫屬。由此推測，大禹的繼位，也非禪讓的結果。
既然沒有上古時期的禪讓制度，那麼，《尚書》、《竹書紀年》記載的這類事情是怎麼來的？有人認為，《尚書》中的《堯典》成於戰國時期，如同孔子在《論語》中講的禪讓之事，很可能是道聽途說，沒有多少可靠根據。而《大禹謨》系晉人偽託，也照《堯典》編造故事，果真這樣，那麼最早記載禪讓制度的《尚書》，就完全靠不住了。
至於《竹書紀年》所講的舜禹禪讓故事，也難讓人相信。因為此書是晉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縣西南）人不準在盜掘魏襄王墓時發現的，當時多致壞朽脫誤，後即散佚，有輯本十多種行世，卷數也不一致，今本系宋以後人偽託，其可信程度，就要打折扣了。
倘若《尚書》、《論語》記載的“堯舜禪讓”皆不可信，那麼，《墨子》則是最早記載“禪讓”制度的書了。在該書《尚賢》篇中這樣寫道：“古者舜耕於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把—個會燒窯、能捕魚的農民“舉以為天子”，明顯是“尚賢”的禪讓舉動。此外，在《墨子·尚同》中也有類似說法。其實，舜本來是黃帝的九世之孫、有虞氏諸侯，墨子把他降低為只會幹粗活的農民，以此表明“尚賢”的主張，這正是墨子先生的一大創造。這位思想家出身於下層社會，熟悉老百姓的生活，不滿儒家“禮”的說教和等級觀念，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否認“天命”和“執有命”這類觀點，明確表示了庶民可以參政的強烈願望，故而編造了“堯舜禪讓”的精彩故事。可是，《墨子》一書中並無“舜禹禪讓”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儒學大師孟子新增的部分。儒學和墨學雖然觀點針鋒相對，可是對於“舉賢”的認識是一致的。孟子巧妙地利用了墨子的這一創造，續編了“舜禹禪讓”的又一個故事。孟子編故事的手法甚至都照抄墨子，把本來是百里諸侯的禹硬說成平頭百姓，似乎不做這樣的改動，“舜禹禪讓”就顯得太乏味了。後來，儒學佔了上風，墨家一蹶不振，“禪讓”之說成為儒家們的專利。這些故事既是有意編造，那麼，堯、舜、禹的“禪讓”制度也是子虛烏有。
但是，也有的專家學者認為，儘管古籍中對於禪讓制度的說法不同，甚至有嚴重的互相牾，但不能因此徹底否定流傳了兩千多年的禪讓之說。因為這種傳說不可能憑空虛構，而是歷史的真實投影。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考察，禪讓制度的產生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必然性。堯舜所處的五帝時代，各個氏族部落普遍築城建國，且又頻繁發生戰爭，成為這一時期文化及社會發展的重要特點，平等式王國聯盟，是堯、舜故事發生的社會基礎。由於當時的生存環境惡劣，很難實現政治一體化的穩定，所以權位不能私相授受，需要以會議討論或眾人推舉的方式產生領袖，形成了必然的“禪讓”，其實這是一種原始的民主選舉制度。不過，氏族聯盟也有社會矛盾和衝突，也會涉及到這些民主選舉出的領袖，“禪讓”也會發生鬥爭，這也正是產生“舜囚堯”、“禹逼舜”的根本原因。另從少數民族發展史看，也有類似的做法。比如漢代的烏桓民族，曾經數幹部落聯為一部，民主推選“勇健能理決鬥訟相侵犯者”為大人，他們一呼百應，具有很大權威，很像大舜、大禹這種角色。其他如鮮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同樣有這種選舉制度。由此推想，漢民族在上古時期也有這種做法。後來，堯、舜、禹一個個被尊為聖主明君，他們之間由民主選舉而完成的正常交接被儒家塗上了理想化的油彩，成為美好無比的“禪讓”制度。這一渺茫的歷史陳跡很難將其完全抹掉，但也不必把它想象得那麼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