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之前，日本處於幕府統治時代，國家貧弱和列強入侵讓許多日本人開始思考救亡圖存的方法，於是以“尊王攘夷”為旗幟的倒幕運動走上前臺，其中的主力正是位於關西的長州藩和薩摩藩。如果排除歷史的偶然性，我們不禁會疑惑，為什麼在當時日本數百個藩中，偏偏是長州和薩摩充當起倒幕的急先鋒呢？很多人說是日本的維新志士多集中在西南地區，出於對國家的擔憂，他們走上了武裝改革的道路。

這種說法並沒有錯，但過於理想化，要知道當時的天皇只是虛位，幕府才是代表國家的絕對權威，長州和薩摩的舉動說好聽點是“改革”，說難聽點就是“叛亂”。如果我們把視野收回到德川幕府建立之初，就會明白長州和薩摩的反叛幾乎是一種必然，甚至從某種角度可以這樣認為，以“改革”為名的倒幕運動本質上就是長州和薩摩對德川家的報復，而且是一場跨越250年的隱忍式復仇。

日本戰國時代，群雄割據、軍閥混戰，但在這一時期卻接連出現三位宰割天下的強者，分別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其中織田信長起家於尾張國，早期的豐臣秀吉只是信長手下的一介兵丁，這兩個人都可以被認為是“關西派”的代表，因為他們的統治核心位於近畿地區和中國地區（日本有一個地方叫“中國”）；而德川家康則是“關東派”的領袖人物，其一手開闢的“江戶”就是今天的東京。從時間上說，此三人主宰天下的順序是豐臣取代了織田，而德川又接替了豐臣，不過方式卻並不一樣。

織田信長殞沒於“本能寺之變”，豐臣秀吉因舊主暴斃而得到“天下人”的權力，他們之間有一種明顯的順承關係；而德川氏取代豐臣氏則是透過“暴力搶奪”的方式實現的，其中決定性的戰役就是公元1600年的“關原合戰”。在關原合戰當中，日本的大小諸侯都面臨著選擇站隊，其中關西派多支援豐臣氏，而關東派則支援德川氏，由此也導致關東與關西之間延續至今的地域歧視，比如京都和奈良到現在都鄙視東京人為“暴發戶”。

圖-日本東京

兩大軍事集團的對抗最終以東軍的勝利告終，而作為戰敗一方的西軍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制裁。當時西軍的總指揮為毛利輝元，儘管毛利家事前已經同德川家暗中勾連，但戰後其領地依舊從130萬石陡降至30萬石，而毛利家正是後來長州藩的前身。與之相似的是薩摩藩，島津義弘和小西行長統率的部隊是西軍主力，大戰之後同樣遭到德川家的報復，而他們的領地日後就演化成了薩摩藩。可想而知，這樣的仇恨歷經250年的醞釀之後會發酵成什麼樣子。

圖-東京夜景

在江戶時代，薩摩藩遇到挫折之時都會默默唸叨“關原、關原”，而長州藩的家臣們在覲見藩主時總是以“關原之仇報了嗎”來問候。由此可見，以長州、薩摩為代表的關西諸藩對德川家有多麼恨之入骨。當列強入侵、國家大變之際，長州薩摩的武士們就搖身一變成為維新志士，而德川幕府則成了受唾棄和打擊的物件。當然有倒幕派，就有護幕派，如今的福島縣在當時屬於會津藩，而關於長州與會津在幕府末期的戰爭直到現在都令福島縣人耿耿於懷。

圖-東京

如果說長州和薩摩的倒幕運動是一場綿延兩百多年的復仇，那麼遍佈日本的地域歧視無疑是這場復仇的附加成果，但不管怎麼說，明治維新促成了近代日本的強盛，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