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偉大復興，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三大思想資源共同作用的結果。
011962年，蘇聯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工人罷工事件。新切爾卡斯克是頓河流域的一座城市。這年6月，由於牛奶、肉類等食品價格上漲，加之工人工資下降，當地發生了數千人參與的工人罷工和群體騷亂事件。最終，蘇聯政府調動了內務部軍隊，把騷亂鎮壓了下去。
事件很嚴重，但也不算特別嚴重。幾千人的規模，而且不是在核心城市，有傷亡，但也不太多。可是，事件中的一幕，讓蘇聯領導人非常緊張。他們受到了極大刺激。
騷亂初期，當局就調動軍隊彈壓，但軍隊到場後，發生了驚人的一幕：
新切爾卡斯克衛戍部隊的第一批軍隊抵達衛生局附近的廣場。他們沒有攜帶武器。快到廣場時，士兵的佇列一瞬間被大批民眾所湮沒。罷工者和士兵彼此友好，相互擁抱、親吻。是的，是的，就是親吻。軍官們費力地讓士兵與民眾分離開來，整隊集合，帶著他們離開了罷工者。
正因為初期調動的軍隊不聽命令，後來蘇聯政府不得不調動內務部軍隊到場，才把罷工和騷亂鎮壓下去。
罷工者和士兵相互友好，這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熟悉蘇聯歷史的人都會意識到其中的“可怕性”。對蘇聯領導人來說，這一幕太熟悉太可怕了！當年十月革命可就是這麼鬧起來的啊。
十月革命中，列寧寫過著名的《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工人罷工、士兵和工農一起反政府，這就是十月革命一舉勝利的關鍵啊。可現在，這一幕居然發生在無產階級國家蘇聯……
所以，新切爾卡斯克事件雖然很快被鎮壓，但卻在蘇聯領導人心中留下了長長的陰影。國內再次發生“十月革命”，成為蘇聯領導人的夢魘。從那以後，食品價格上漲，在蘇聯成為誰也不敢觸及的政策禁區。無論供應多麼緊張，可以採用票證制、排大隊、按級別分配等各種辦法，但就是絕不能漲價。
於是，購物排大隊就成了蘇聯制度失敗的典型表現，天天提醒著人們蘇聯農業及整個體制的窘迫和無奈。
新切爾卡斯克事件更大的背景和影響在於：這次事件表明，進入1960年代以後，蘇聯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優勢，和由此給國家帶來的凝聚力，如果不是蕩然無存的話，也已經非常薄弱了。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社會意志力已經沒有了。國家和人民之間幾乎只剩下利益交換的關係。
02如果沒有後來中國的偉大復興和驚人成就，蘇聯1960年代以來的窘迫和僵化將只能證明一件事——違反經濟規律的追趕戰略是註定失敗的。動用國家力量從農村農民汲取資源，發展工業化，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但是，中國這個無法忽視的巨大存在，分明證明了，這條路是走得通的。
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建國後實行的都是追趕戰略，也就是在農業國的基礎上，透過國家力量集中國內資源，強行推進工業化，追趕先進工業化國家。
這種追趕戰略有兩個核心特徵：一、為了發展工業化，國家要從農村農民那裡汲取大量資源，投向城市和工廠——對於農業國家來說，這是他們僅有的可用資源。二、不能按照經濟規律從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做起，而要違反經濟規律，不顧利潤和經濟效益，從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做起。
可想而知，追趕戰略之下，農村農民的日子很不好過。在這方面，中蘇兩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國農民都為了國家的工業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和犧牲。而且，在很長時間裡，農業都是中蘇兩國的薄弱部門。
但是，在經過幾十年以後回頭去看，中蘇兩國後來的發展卻大不相同。
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躍升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很多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強勁的競爭力。蘇聯的工業化，雖然一度成就斐然，但沒能堅持到底，中道崩殂，不但蘇聯解體，繼承了蘇聯大部分國土的俄羅斯，還出現了嚴重的去工業化。
很有諷刺性的，現在的俄羅斯，總算把蘇聯時期始終沒能解決的農業問題解決了，恢復了沙俄時期農產品出口大國的地位，但工業卻也跟著“沙俄化”了。除了少數軍工產品以外，俄羅斯的工業產品乏善可陳。
同為追趕戰略，為什麼中蘇兩國卻一成一敗呢？
03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說清楚。這裡，只是很概括地提出一些初步的觀點。
首先，是中蘇兩國領導人治國能力的差異。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中央-地方關係問題。
中國很早就是個地域遼闊的大國。中央-地方關係是歷代統治者必須思考的大問題之一。雖然沒有“錦囊妙計”式普遍適用的辦法，但至少在領導人頭腦中，中央-地方關係是個需要高度關注的大問題。既不能一味地中央集權，也不能放任地方勢力做大，造成強枝弱乾的危險局面。在二者之間，需要時時保持平衡。
建國以後不久，1956年，毛澤東就寫了《論十大關係》，“十大”之一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所以，雖然建國以後中國實行蘇式計劃經濟，但毛澤東一直強調不能忽視地方上的積極性，中央要分權給地方。
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國在追趕戰略之下，雖然農村壓力很大，但各省都有種種自我調節的餘地，尤其是在大躍進以後，各省的自主權其實不小，能夠根據本地情況找到各種變通辦法。
這也是後來改革開放一經啟動，各省紛紛大幹快上的重要原因。事實上，改革開放的很多重要政策，都是地方上已經行之有效，經中央認可以後推行全國而成。如果沒有地方的自主權和積極性，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
反觀蘇聯，剛剛成為大國不久，對中央-地方關係的重要性缺乏足夠認識。當確定了追趕戰略以後，就一味地強調中央集權，所有事權都收歸莫斯科。蘇聯的體制，在“計劃性”上確實比中國嚴格得多。
不過，這樣一來，一方面地方的積極性全無，萬事都等莫斯科的指示和計劃。另一方面，各地也無從“試錯”出行而有效的改革辦法，大家都跟著莫斯科把一條道走到黑。
追趕戰略之下，國內各方面的壓力必然很大。這時候，一方面要強調“全國一盤棋”“要有大局觀”，但對於一個大國來說，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所以，也必須保持地方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否則，追趕戰略帶來的壓力，就會形成體制的巨大僵化力，讓任何改革和改進成為不可能。
中央-地方關係只是一個例子。在很多方面，蘇聯領導人都表現出治國能力的不足。畢竟，他們成為一個大國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大國必須具備的政治智慧，他們還沒來得及積累。而中國，則對這些問題已經苦苦思索、試錯上千年了。上千年的修行，可不是讀了幾本書鬧一兩次革命就能趕上的。
其次，兩國的基礎不同。這一點在農業上體現的尤為明顯。
中國有漫長的農耕史，國內有好幾億農民，其中大部分是小農和自耕農。這些農民，既有豐富的耕作技巧，也吃苦耐勞，勤勞肯幹。
而蘇聯繼承的則是沙俄的農奴制。19世紀中後期，沙俄的農奴制才廢除。到十月革命，才過去一兩代人。很多俄國農民頭腦中，還有深厚的農奴制生產的記憶和習慣。
於是，當蘇聯建立起集體農莊，農民吃上了大鍋飯以後，很快就恢復了農奴的生產習慣——沒有壓力就儘量偷懶。在建國初期和衛國戰爭期間，國傢俱有比農奴主更強大的約束力，農民們還能保持基本的勞動熱情。到了二戰以後，由於意識形態的衰弱，蘇聯已經不可能再對農民施加巨大壓力了。加之大量農民進入城市，蘇聯農業也就陷入了無法擺脫的頹勢。
中國的人民公社之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是個大問題。但中國畢竟很早就沒有農奴了。小農和自耕農的觀念意識，還比較多，遠遠沒有消失。而且，農民一直在尋求、摸索恢復小農自耕農狀態的方式。
事實上，從1960年代開始，很多地方就有包產到戶的嘗試——蘇聯農民就沒有這種意識。當包產到戶終於在政策上有了突破以後，中國農民恢復了小農和自耕農的狀態，中國農業也就迅速恢復起來。而農業的成功發展，為中國後來的改革深入奠定了基礎，讓中國避免了蘇聯農業那種難解的困局。
當然，小農和自耕農今後也還有一個向大農業發展的過程，但那是後話了。
再有就是國運的因素。
這個國運就是，蘇聯已經搞了七十年，老一輩的革命領導人都已去世。不但領導人，老百姓也都是出生在蘇聯時期，對市場經濟、商品經濟都很陌生，甚至毫無概念。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還不算長，老一輩領導人和老百姓都還在，民間對市場經濟不陌生。一旦政策放開，大家重拾手藝，並不難。
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是從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率先啟動的。這兩個三角洲的特點就是有悠久的商品經濟發展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清時期。兩個三角洲的人對市場交易、商品化生產不但不陌生，反而很熟悉。
果然，在中國東北等計劃經濟色彩強烈的地方，改革開放的步驟也慢一些。這些地方的人，對市場經濟比較陌生，他們更熟悉的是追趕戰略之下的大工業和計劃調配。
蘇聯，就相當於全國都是中國東北那種狀態，上上下下，對市場經濟都很陌生，一切都要從頭學起，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觀念和習慣。所以，蘇聯的轉軌就很慢很困難，加之前面所說的中央-地方關係失調等原因，當政治發生劇變，莫斯科不發號施令以後，全國就陷入癱瘓之中，各地既不知道怎麼辦，也不知道應該去找誰。大家幾乎是束手無策地看著國家解體、生產停滯，直至經濟大倒退。
04總結來說就是，中國的復興和成就證明，追趕戰略是後發國家行之有效的發展路線，但這種戰略必然給國家和民眾造成巨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對領導人治理國家的能力，對國家原有的歷史傳統和基礎，包括對國運，都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說，追趕戰略是一種險中求勝之法。只有底蘊深厚、精神力意志力深厚、政治智慧充足的國家和人民才有望取得成功。
由此也可以看出來，中國的偉大復興，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本國曆史傳統、馬列主義理論和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缺一不可。
蘇聯在歷史傳統和市場經濟體制上都有嚴重的缺陷，對馬列主義的運用，也有很大不足，所以，他們的追趕戰略，雖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終究還是失敗了。
我國則把這三種偉大的思想資源融為一體，造就出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壯觀的發展進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成功經驗，是全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
作者其他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