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在宋朝以前就有了，但到了後來，又有了新版本。兩版本的最大不同，就是以前的版本中有潘安“辭官孝母”的故事，但宋以後就刪去了，這是為什麼呢？
潘安，原名為潘岳，因字安仁，後就被俗稱為“潘安”了。有關潘安的成語掌故不少，如“河陽一縣花”、“棄官奉親”、“擲果盈車”、“潘江陸海”，等等，至於為什麼宋以後的“二十四孝”人物中將潘安去除，主要原因就在於他被殺、連累了七旬的母親。此外，在他身上，還揹負了不少指摘，如參與賈后構害太子的陰謀活動，“諂事賈謐”等。但根據嚴謹的史料推斷，這些負面說辭均很難立足，如同好端端一個人，硬是被別有用心的人潑了一盆髒水。因為從真實歷史看，正是由於不趨炎附勢，為人淡泊傲岸，“才名冠世”的潘安一生的仕途坎坷，並最後亡於小人之手。
先來看看潘安被誣參與賈后陷害太子的事。潘安，也即潘岳，生於公元247年，卒於公元300年，字安仁，滎陽大潘莊人，一生歷經魏、晉，是太康文學的代表人物。正史說他參與了晉惠帝妻子、皇后賈南風的構害太子事件，其證據只有一條，即《晉書•潘岳傳》中所稱，“構愍懷之文，嶽之辭也”。這句話雖沒有呈現他究竟寫了什麼栽贓陷害太子的文字，但僅此一句，便毋庸置疑地將潘岳拉進了皇后賈南風的同謀者行列，從而成為他投靠賈后一黨、謀害太子的主要依據。關於賈后陷害太子的過程，《資治通鑑》卷八十三晉紀五中是這樣記述的：“（元康九年）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太子為虨求王爵，不許，虨疾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後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強飲至盡，遂大醉。後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並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氏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後補成之，以呈帝”。
該段文字記錄了太子因為長子司馬虨求王爵、禱祀求福而被賈后利用、陷害的經過。但涉及潘岳，卻存在兩個疑問，一是“後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一節，潘岳作的文是不知情下的職務行為、還是之前就與賈后有預謀？二是太子所書“文曰‘陛下宜自了……當三牲祠北君”一段內容，是否真是潘岳所作書的內容？
暫留下疑問。關於此事經過，《晉書•愍懷太子傳》中也有較為詳細的敘述：“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後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並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後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遍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後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鬱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肜、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
從這段內容看，陷害太子，前後都是婢女陳舞、承福在發揮作用。潘岳所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表面上看一般的職務行為，內容上講，也不過是太子禱神之文。作為黃門侍郎，草擬文書是其分內之責，對皇后要求的寫作任務，他只需完成就是了，何況任務還是以太子“求福”的“素意”，來寫一篇禱神文稿呢？至於太子醉酒，“字半不成”，後來成文的東西，也是“後（賈南風）補成之”，顯然說明潘岳不僅事先不知，而且改字的過程也沒參與，謀害太子完全是牽強附會。
不過，即要探明真相，就要把所有疑問都解開。太子既然“醉迷不覺”，又怎能“遂依而寫之”？到底太子作書時身體真實的狀況怎樣？對此情形，似乎從被廢之後司馬遹給妻子寫的信中得以瞭解：
“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噁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雲：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雲：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啖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啟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箜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云：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雲：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雲：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複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
太子說自己入宮後，喝完三升酒，便“體中荒迷”，但一聽陳舞拿著封箱來說皇上讓他寫文書，卻又能“驚起”，顯然說明當時他雖然醉了，頭腦卻還是清醒的；且能立起，說明醉的程度也不深，所以才能像《資治通鑑》中所說“遂依而寫之”，這一點，從太子所書“急疾不容複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也能看出，他並不是醉得不成樣子才“字半不成”，而是旁邊有婢女催促，皇帝在等著要，倉促完成所致；並且，正是因為頭腦尚清醒，所以能清楚辨別所要寫的“文書”是什麼性質的文書，他也才會去寫。否則，內容涉及謀逆，打死他也不會做（宮婢、賈后並沒有威脅他）。由此，便從另一個方面證實，婢女拿給太子的、潘岳草擬的文稿，一定是禱神之文，而不是什麼謀逆文章，因此太子才沒理由不抄。至於後來太子“文曰”中謀逆的話，應是在太子寫完後，為“（賈南風）後補成之”。
那麼，賈南風為什麼要謀害太子呢。原來，太子與賈氏之間的睚眥之怨最早起於一樁婚事。起初，見賈后實力強大，太子也想透過和賈家聯姻來獲得安全感，於是求娶賈午的女兒，但賈后沒答應，給他聘了當朝名士王衍的小女兒。當時太子聽說王衍大女兒漂亮，想娶大的，可賈后堅持將王衍漂亮的大女兒嫁給了自己的侄子賈謐，結果令他“心不能平”。加上自身“性剛”，他與個性同樣驕奢、且年輕氣盛的賈謐就不免常發生爭棋，爭道等小爭執、小隔閡。而賈謐，一直也害怕將來太子登基後報復自己，尤其是在一次跟太子的爭執中，還受到太子叔叔成都王司馬穎的呵斥，就以太子桀驁不馴，勸賈后儘早剷除太子，即所謂“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這樣，太子與賈后的矛盾，才由生活中的芥蒂一步步的轉向了政治鬥爭。
性情剛猛的太子司馬遹是晉惠帝的長子，字熙祖，死後被諡為愍懷，故常稱作愍懷太子。小時候聰慧可愛，很討祖父晉武帝的喜愛。有一次夜間宮中起火，晉武帝登樓張望，年僅五歲的司馬遹把他拉到暗處，勸他：“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可見其的確不凡。然而，隨著慢慢長大，人就變了，不僅“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還在宮中開市場，“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面之屬，而收其利。”對這些荒誕不經的舉動，太子的身邊人曾多次規勸他，但他不聽；並對周圍善意勸說他的人，還懷恨在心。如有一次他就派人給勸他“修德進善，遠於讒謗”的太子舍人杜錫座位下放針，進行報復。可見在其成年之後，行為頗為怪誕。
事實上，無論是太子與皇后開始出現矛盾，還是隨後在宮中形成支援賈后的一派，和支援太子的一派，前後始終都沒有潘岳的身影。賈南風兇悍毒辣，在她一生中，既除掉了勢力強大的丞相楊駿，殺掉了權臣衛瓘、楚王司馬瑋，還把潛在的政治對手太子司馬遹也廢為了庶人。在賈后殺宰相楊駿時，擔任黃門侍郎的潘岳就因被認作是楊駿一黨差點兒被殺掉，幸虧被昔年幫助過的公孫弘所救，才免遭一死，由此來看，他顯然不是賈后的人。此外，潘岳任黃門侍郎之際，自己的親侄子潘滔（字，伯武）正在給太子做洗馬，史料記載，太子被廢后潘滔曾冒禁令去與其訣別看，而潘滔與潘岳叔侄倆感情至洽，因此，早有“孝悌”之名的潘岳不可能去投靠賈后謀害太子，來傷害家族感情。何況潘岳早年頗受楊駿賞識，這一點在疑心頗重的賈后而言，更缺乏找他來預謀構害太子、撰寫陷害的文字的可能性。因此，無論是推證實據還是考察背景，潘岳顯然都是被冤枉了，是被正史作者以春秋筆法，潑了一盆“跳進黃河裡也洗不清”的髒水。
除了潘岳為賈后同謀、成為構害太子的兇手這樣的誣斷之外，正史指其“諂事賈謐”，實際上也是張冠李戴的亂扣帽子之舉。說潘岳諂事賈謐，證據有二，一是所謂的“望塵下拜”，二是加入“二十四友”。關於“望塵下拜”，《晉書•潘岳傳》說，潘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按正史作者的眼光來看，潘岳是一有聲望且年長的文人，沒道理向年輕得勢的賈謐下拜，故此，便認定他趨炎附勢。可這樣的舉動，按理在紀傳體史書中，應能從當事人各自傳中找到呼應的敘述，可是，潘岳的“望塵下拜”，不僅在賈謐的傳中沒有提到，在石崇傳中，也只說是“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根本沒有說潘岳與石崇一起朝賈謐“望塵下拜”。廣成君郭槐既是功臣賈充的妻子，又是皇后的母親，年長、地位高，雖奸狠好妒，名聲不好，但以當時的禮數看，降車路左，望塵下拜，也是可以理解的，晉書潘岳傳中把石崇對廣成君的下拜行為，移植在潘岳、石崇對賈謐身上，完全是正史作者缺乏考證、移花接木的失據之筆。
至於說潘岳加入了“二十四友”，則更應在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辯證的來看。作為西晉最為重要的一個文學團體，因為賈謐的關係，它向來遭人譏評。而譏評的理由，主要認為該團體的召集者是賈謐，是一個趨炎附勢的、由賈氏家族豢養的政治小團體所致。可事實上，這個團體既不是賈氏一門豢養的，更與賈謐本人沒有太多關係。金谷園位於河陽縣，是石崇的私家園林，由於石崇豪富，賈謐又喜歡延攬文士，因此就在金谷園慢慢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學精英。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賈謐能成為“二十四友”的召集人，是因為當時賈謐正在擔任侍中兼秘書監一職，而秘書監的職責之一就是從事文化管理，因此召集這些文學上有才華的人士，應看作是他的職務行為。同時從“二十四友”的人員組成來看，也多為公務人員，如潘岳是黃門侍郎，左思、摯虞、繆徵都是秘書監官員，和鬱是尚書令，郭彰為衛將軍，鄒捷任散騎侍郎，其餘十多人，也都有正式的官職，因此，他們的聚集更應看作是帶有半官方色彩的文化活動。此外這一組織雖因文學聚在一起，政治傾向卻不盡相同，如杜育、左思等人忠於朝廷，和鬱忠於齊王，陸機兄弟跟成都王走的很近，劉琨兄弟親近趙王等等，顯然不是一個搞陰謀詭計的政治團體，他們在金谷園中聚會，主要還是暢談文學，屬文學上的雅集，也正是如此，數十年之後的東晉，在王羲之召集蘭亭集會時，也才會因其追步金谷園宴的盛況而十分得意。
更進一步說，歷史上的賈謐實際上也是被正史作者潑過汙水的人。賈謐“好學，有才思”；“好學，喜延士大夫”。正是因為有才學，有人寫詩甚至把他的才華與漢初的賈誼相比。從賈謐後來擔任秘書監和掌國史看，他絕非不學無術的紈絝之輩，豪奢之徒，否則根本擔任不了這些對學問水平要求超高的職務。如在晉惠帝主持晉書限斷的討論時，有人建議晉從魏正始年間開始，有人建議把嘉平以下的朝臣都引入晉史，是賈謐認為要從泰始年算起，結果受到司徒王戎，司徒張華，以及王衍、樂廣等大臣的一致支援，最終定了下來。要知道，張華、樂廣等人，都是才德相匹的賢士。
那麼，既然賈謐在西晉時期既非奸臣（並未擔任宰相），也非弄臣，這樣一個好學只是作風有點張揚的年輕人，為什麼會遭到為什麼史家的如此冷眼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賈謐的出身。賈謐雖是功臣之後，卻是冒牌的。他本姓韓，字長淵，母親賈午，是晉功臣賈充的女兒，父親韓壽，是魏司徒韓暨的曾孫。韓謐姓賈只是因為賈充沒有子嗣，不得已才找他來延續後嗣。因此，在崇尚門閥、禮教和名分的西晉時期，這種出身自然就會虧上一大截兒；二是賈謐父母本身就是“偷香”私通結的婚，有傷風化，而他所仰仗的小姨媽、皇后賈南風，又政治手腕毒辣，作風淫蕩，總體上都名聲不好，因而他也會受到影響；三是賈謐在對待愍懷太子時，“無屈降心”，和太子爭道、爭棋，嚴重違背了封建社會皇帝對臣子的要求，觸犯了正統禮法上的尊卑觀念，是“大不敬”，所以史家站在正統立場上自然要貶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