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在古代，讀書人的社會地位遠比現在高，他們躋身統治階級的下層，享受著各種封建特權。《新唐書·食貨志》記載，有幾類人能夠像皇親國戚、高官子女一樣免除賦稅與徭役，他們是“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其中讀書人佔了大多數。宋朝重用文官，“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治彬彬矣。”宋哲宗元祐年間，朝廷又增設廣文館，招納四方讀書人。於是各地的知識分子紛紛報考功名，長年寄宿於國學、郡學之中，享受朝廷給予的各種補貼，不用耕種勞作，也不必應募從軍，只要能透過考核或者考取功名，就不愁生計。

早在唐宋之時，就已經有人指出讀書人已經墮落成社會的寄生蟲了——李吉甫曾上奏朝廷說：“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認為學校裡的讀書人跟冗官一樣，逐漸成為了社會的負擔，他們坐待衣食，全無奉獻，任其發展下去，必將貽害無窮。到了明朝末期，讀書人過多的問題愈發顯著，成為矛盾激化、社會動盪的一大原因，明末啟蒙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與《生員論》中系統地分析了這個問題。

顧炎武著《生員論》

明朝的讀書人為什麼都墮落了？

在古代，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提高國民素質，而是為了培養統治者以及選拔人才。據《石匱書》記載，歷朝取士之法皆不同，漢人重策，晉人重詞賦，唐人以詩，宋人用策論。到了明朝之時，朱元璋選擇用制義來作為考試的題目，要求讀書人創作八股、模仿聖賢的口吻來寫作，其目的是嚴進嚴出，使讀書人受縛於經史，以便加以控制。教育也就逐漸偏離“培養統治者”的方向，而日漸突出“選拔人才”的要求。

從此以後，讀書人不關心時政大事，也不像唐宋諸儒那樣善於透過寫策論來分析社會問題，而是專門在文章格式、結構上做功夫；在八股文面前，讀書人的“滿腹才華，滿腹學問，滿腹書史，皆無所用之”，只因為“一字不協，滿幅俱差，片語不諧，全篇俱失”。所以，明朝的教育制度使讀書人都變成了不通實務的書呆子，到了危機來臨、無才可用之時，統治者退卻責任說是“書生誤國”了，然而難道誤國的書生不就是國家自己培養出來的嗎？故而，張岱在《石匱書》中批評說：

“高皇帝以之大誤舉子，而舉子效而尤之，亦用以大誤國家.....則高皇帝之誤人尤小，其所以自誤則甚大矣。”

朱重八“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對讀書人百般防範，欲使其“雪案螢窗，白首窮經”，結果反而導致子孫無才可用，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明末的人才凋零，可從三大師的遭際看出來。崇禎十五年，浙江的黃宗羲會試落地，湖南的王夫之在第四次參加鄉試之後才勉強透過；而作為清代學術開山鼻祖的顧炎武卻始終過不了鄉試這一關，他一考就是十幾年，最後只能在崇禎十六年時才透過“捐納”的方式，成為了一名國子監生，然而到了次年明朝就滅亡了。

明末三大師竟無一人透過科舉考試，這說明大明朝的選拔制度已經挑選不出真正的人才了，它所能培養和選拔的都只是一些擅長考試迂腐書生，而非真正的經世之儒——造成讀書人墮落的也正是一制度。

八股取士導致真正的人才名落孫山

讀書人逐漸變成了社會的寄生蟲

明朝的選拔方式以學校和科舉為主，其中官員大多都是透過科舉考試而登進的，學校則為國家儲備人才、教育學生，使其能夠透過科舉考試。故而《明史·選舉志》說：“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因為明朝在科舉考試上卡得很嚴，用制義來做題目，所以能夠透過考試取得官位的人很少，而那些沒有透過考試的，大多都會退回學校去，繼續做生員，準備三年後再考，每年各地方也都會歲貢學生進來讀書，導致生員的數量越積越多。

顧炎武在《生員論》中說國家設定生員的目的本是為了收攏天下才俊，將其作為儲備幹部，在學校中重點培養。然而到了明朝之時，生員數量愈發氾濫，多達五十萬人，這些人在學校中所學的不是實務，學監教的也都是“場屋之文”，只是為了幫助生員透過科舉考試，而非增長才幹，導致“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的現象。

對於生員們的心態，顧炎武也予以揭露，認為他們不像唐宋讀書人那樣熱愛功名、有政治抱負，而是為了躲避徭役、享受禮待、不受笞捶，故曰“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唐宋之人以白衣秀才為恥，而明朝的秀才卻享受著在學校裡混日子的生活。利瑪竇的《中國札記》說明朝的秀才身著長袍，腳穿長筒靴，代表著本城的高等公民；他們對地方官不必卑躬屈膝。在學校旁邊，官府還會蓋許多號房免費供生員們居住，年年都賜給他們布帛文綺、襲衣巾靴，每逢假節日，還另有賞節錢。如果有生員尚未婚假，官府會賜給他們錢作為聘禮，在結婚之後還置紅倉二十餘舍，供養其妻子兒女。

生員不需要參加社會勞動，也不用為生計而發愁，他們的任務就是上課聽講，完成作業，透過測驗，遵守學規，僅此而已。進可以透過科舉考試而得到官位，退則繼續在學校中學習，只要能透過考核，不違反紀律，便可享受“老於科場”的樂趣。因此，顧炎武說明朝有十分之七的讀書人只是為了“保身家”才考進學校讀書，他們沒有遠大抱負、沒有政治理想，不關心國家的興衰，不在意社會的積弊；只要自己能夠安心讀書，衣食無憂，則歲月靜好、萬事大吉矣。

這樣，明朝的學校本是為了培養人才，結果卻被一堆寄生蟲所佔據。而那些有著政治抱負的人卻在激烈的競爭中名落孫山，出現讀書人雖多，人才卻很少的怪現象。

以讀書考試為生

生員制度加劇了明朝的政治腐敗

在明太祖洪武年間，國子監裡的生員主要是貴族子弟，所以這些人不需要透過科舉考試，也可被皇帝授予官爵，稱為“萌監”；此外，各地也會貢舉一兩個生員到國子監中讀書，稱為“貢監”；到了永樂之時，那些會試下第的舉人也被准許入國子監讀書，稱為“舉監”；景泰年間，因瓦剌為患，朝廷缺少軍糧，便下令各布政使、州、縣之生員，只要能出米八百石，便可入監讀書，這些靠出錢財而入學的被稱為“例監”。

之後每遇荒年，或者邊境有警，或者朝廷缺錢，或者需要大興土木，便都為“例監”開啟方便之門。對於這種腐敗現象，禮部尚書姚夔就說：“太學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陋”。明憲宗雖知其弊，然而不能改——朱元璋設科舉與學校本是為了控制讀書人，而到了後世，這種制度更加異化成了官府斂財的手段，加劇政治的腐敗。

對於這種腐敗現象，顧炎武直言不諱地說：“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那些富貴之家為了給子女謀得安身立命之所，便出資將其送入學校，目的不在於考取功名、報效國家，而是為了享受福利、悠閒度日。當局整天抱怨“書生誤國”，然而他們所選拔與培養的偏偏就是這樣的書生。

國家不要把讀書人養成了寄生蟲

對於讀書人淪為寄生蟲的社會現象，顧炎武提出的對策就是“廢天下之生員”，他認為“立功名”與“保身家”、“收俊乂”與“恤平人”是不能兼顧的；需要改革學校制度，將冗員全部革去，使其退學為民；只允許那些兼通五經、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的人留下來，這樣才能使“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

生員們整日遊手好閒、享受特權，他們出入公門、阻擾行政、仗勢欺人；地方官對他們也要禮敬三分，一有責讓，他們便告叫“殺士啦！”“坑儒啦！”導致政令不行、號令不一，其害不下於鄉宦與吏胥。因此，“廢天下之生員”，取消寄生蟲們的特權，可以使“官府之政清”。

生員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只守著幾部古書，寫著幾篇文字，除了考試之外一無是處，卻享受著超規格的待遇。在腐敗的學校制度下，“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生員加劇著社會分配的不公，導致貧民的負擔過重。因此，“廢天下之生員”，剝奪寄生蟲們的福利，可以使“百姓之困蘇”。

有明一代黨爭劇烈，學術領域也是各立門戶，互相攻擊謾罵，造成撕裂。其原因就在於生員之間的結黨抱團，那些同出一個考官的就稱為“房師”，同榜進士的稱為“同年”，各種拉關係，搞團團夥夥；他們不問是非，只講門戶，不僅蠹政害民而且立黨傾軋，最終導致人亡政息。因此，“廢天下之生員”，破壞寄生蟲們的關係網，可以使“門戶之習除”。

明朝取士之法過於單一死板，一定要天下讀書人先成為生員，再透過科舉考試才能做官，沒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到了末期才會出現無人可用、所用非人的局面。顧炎武在當時便已經察覺到八股取士的危害性了，他說國家設定科舉考試本是為了考核考生們是否明六經之旨，是否通當世之務；然而卻有一個制義卡在那裡，硬要求考生非得做出八股文章來，使他們棄經典而不讀，置世務而不顧，全去讀那幾篇時文、範文，成為一堆迂闊的書生。

讀書人應當講究“經世致用”，而不是泥於章句，不應為了考試而讀書。只要朝廷採用開科取士這種單一的做法，就必然會造成各種弊端，對於這個歷史教訓，顧炎武總結說：“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途，未有不弊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