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宇巨集 編輯|段文

1910年12月，東北早已進入寒冬時節，鼠疫的肆虐更讓那裡增添幾分肅殺氣氛。24日這天，哈爾濱火車站的站臺上跳下一個瘦削的30歲男子，右手提著一架英國造的貝克牌袖珍型顯微鏡，他身旁跟隨著一位年輕的男性助手，手拎一個藤箱，箱子裡面裝滿了染色劑、載玻片、試管等物品。男子名叫伍連德，是中國政府派到東北治理鼠疫的總醫官。

鼠疫在東北逐漸蔓延，從中央到地方反應遲鈍，應對乏術。當時俄國在東北有巨大利益和勢力，俄方以中國的監督者和指導者自居，時不時越出他們管轄的鐵路地區，批評地方防疫事務。疫情蔓延後俄方開始驅逐華人，派軍警隔離鼠疫傳播中心哈爾濱傅家甸。比較精通洋務的清朝外務部官員們最早從外交角度意識到問題嚴重性，認為必須求助於精通現代醫學的中外專業人士。

外務部官員施肇基在鼠疫暴發之前奉調進京擔任右丞之職，他腦海裡閃現出一個名字——伍連德，遂向朝廷大力舉薦。誰也未曾想到伍醫生赴東北戰鼠疫開啟了一個歷史程序，此役成為中國現代防疫體系的發端，科學在這場防疫戰中彰顯了自己的威力。防疫過程牽涉的外交和政治問題，亦盡顯清末的社會百態。

伍連德是南洋華僑，字星聯，是祖籍廣東新寧的客家人，1879年出生於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今屬馬來西亞檳城）。1896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女王獎學金考試中伍連德名列第一，成為劍橋大學依曼紐學院第一個醫科學生，幾年後進入著名的聖瑪麗醫院實習，是該院首個華人實習生。

1902年伍連德獲得依曼紐學院的大額獎學金，可以資助他在歐洲任何生物化學研究機構工作。接下來的一年多，歐洲著名的生物研究所留下了伍連德學習的身影，他還幸運地得到名師指點。伍連德先進入利物浦的熱帶病研究所，師從熱帶病學家羅納德·羅斯教授；隨後又赴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研究所，師從卡爾·弗倫教授研究破傷風感染；最後進入享譽全球的巴黎巴斯德研究院，接受伊利亞·梅奇尼科夫的指導（梅奇尼科夫發現噬菌體獲得190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因發現乳酸菌擁有"乳酸菌之父"的稱號）。

伍連德肖像。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

伍連德的求學經歷可謂十分炫目，在那個年代不要說在華人中首屈一指，放眼西方世界也不多見。1903年9月，通過了劍橋大學醫學博士論文答辯的伍連德乘船返回馬來亞，進入吉隆坡醫學研究所，專攻南洋一帶流行的瘧疾和腳氣。伍連德不僅行醫，還倡導剪除辮子，改革婚俗，領導禁止鴉片運動，很快在當地樹立了名望。

清末之際像施肇基那樣具備國際視野，受過高等教育的官員鳳毛麟角。他是首個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並獲得碩士學位的中國人，歸國後在湖廣總督張之洞麾下任留美學生監督，隨五大臣出洋考察過憲政，主導編纂了《列國政要》和《歐美政治要義》。

施肇基1905年跟隨五大臣出洋考察，途經檳榔嶼時第一次與伍連德見面，兩位都屬當時華人世界鮮見的英傑，互相頗為賞識，伍連德的名聲也隨考察團傳回國內官場。1907年恰值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大力推行新政，希望建立現代軍事醫療體系，整個國家卻搜尋不到能擔此大任的人才，只能把目光投向海外，邀請伍連德回國工作，擔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職權相當於副校長。

施肇基周遊過列國，熟悉先進國家的制度和風俗，他深知如果清國不能將鼠疫撲滅，任由疫情蔓延下去，日俄兩個對東北虎視眈眈的鄰國必不善罷甘休，甚至可能引發危害主權的事件。京城裡的清廷權貴們思想保守，知識陳舊不堪，對發達國家的現代醫學發展狀況可說一竅不通，但他們對1900年"庚子拳變"造成八國聯軍入侵的慘禍記憶猶新。

施肇基提醒自己的滿人上司外務部尚書、大學士那桐，需要從外交角度認識到鼠疫問題嚴重性，必須物色一個熟悉現代醫學又能力出眾的人前往疫區調研。施肇基認為伍連德不僅是劍橋醫學博士，在英法德研究過細菌學，還精通英德法三種語言，毫無疑問是最佳人選。

其實當時京城還有一位能人，即美國丹佛醫學院畢業的謝天寶博士，回國後獲賜醫科進士身份，擔任海軍部軍醫官。有人向朝廷舉薦謝天寶，但謝博士似乎不想遠離舒服的京城前往嚴寒的東北疫區。經施肇基大力舉薦，朝廷同意委託伍連德奔赴東北。因為伍連德的漢語遠不如英文流利，朝廷十分遷就這位醫學人才，同意他有事直接向施肇基彙報，必要時可用英文。

接受命令48小時內，伍連德從軍醫學堂挑選了尖子生林家瑞充當助手，12月21日離開北京，沿著中國的京奉鐵路、日轄的南滿鐵路、俄轄的東清鐵路朝著目的地馬不停蹄地進發。

伍連德抵達哈爾濱先歇一晚，第二天頭件事是拜會當地長官即哈爾濱於道臺。跟於道臺溝通之後伍連德大感失望，道臺大人掌握的有效資訊少得可憐且模糊不清。伍連德與助手登上俄式四輪馬車，決定親自前往傅家甸調查，那是一座哈爾濱旁邊有兩萬餘人的小鎮。

與哈爾濱氣派現代的俄羅斯城區形成鮮明對比，傅家甸街道上全是土路，連鵝卵石都沒鋪，兩旁木屋林立，屋頂蓋著木板或鐵皮。這裡受益於中俄貿易的繁盛，簡陋的店鋪裡商品琳琅滿目。外來客進入傅家甸就能立馬感受到那裡的惶恐氛圍，四處有人交頭接耳談論著在當地流行的高燒、咳血和死亡。街道與曠野中時不時就能看到無人收拾的屍體，偶爾能看到幾位俄羅斯方面派來的疫情觀察者。

伍連德與所遇到的官吏和衙役都很難溝通，不僅有語言上的障礙，還有知識差距造成的隔閡。那個年代大部分人是文盲，粗識文字都屬於佼佼者，無論士大夫還是平民，具備科學常識的人接近於無。

所幸伍連德在傅家甸總算碰到能夠溝通合作的兩位同行姚醫生和孫醫生，孫姚二人畢業於實施全英文教育的天津北洋醫學堂。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夫人因中風導致半身不遂，遍尋郎中施治無效，最終由倫敦傳教會醫生馬根濟治癒。李鴻章經馬根濟介紹，見識現代醫學的技術和裝置後深受震撼，決定委託馬根濟創辦一所現代醫學院。早在伍連德趕到之前，接到東三省總督錫良邀約，孫姚兩位醫生已經來到傅家甸。

伍連德與孫姚二人用摻雜著中英文的語言交流，總算了解到很多一手資訊，談到專業術語，為了表達準確都特意使用英語詞彙，現在他們融合成了一支新團隊。姚醫生告訴伍連德，經過他的觀察，這明顯是發生於肺部的瘟疫；由於人手匱乏不能逐一檢查每個病例，經過簡單培訓臨時招募了5位看護人員，無奈之下只能請警察來幫忙。孫姚組建的防疫機構未能有效運轉，每天都有江湖郎中自告奮勇聲稱能治鼠疫，不過沒有一例鼠疫感染者倖免於難，患病率和死亡率仍然不斷攀升。

孫姚小團隊所能做的就是有人來報告病情，就把病人搬到病房，所謂病房是臨時徵用的公共浴室，沒有任何隔離措施。在戶外發現屍體，就用廉價的棺材裝殮後運進公墓，由政府承擔喪葬開銷。若某個家庭有人染病而亡，家屬可以單獨安排喪葬。這些處置方式都不符合防疫規範。孫姚二人畢竟受過現代醫學訓練，要求所有接觸病患的人員都戴口罩，但是口罩是用布片簡單製成，勉強能包住口鼻，很多人根本沒把醫生的叮囑放在心上，往往只是把口罩掛在脖子上。

哈爾濱防疫臨時消擊所。 牆壁上帶有"X"標誌的房間為伍連待的實驗室。

伍連德帶著新團隊拜訪傅家甸的長官章紹洙。在昏暗破敗的接待室裡，吸食鴉片的章大人無精打采，對疫情一問三不知。章大人召喚來警務長向醫生們報告疫情。警務長明顯了解的資訊多一些。他表示，為了撲滅瘟疫已經竭盡所能，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子了。聽完之後，伍連德他們失望地退出衙門。

我們今天稱東北那場傳染病為"鼠疫"屬於後見之明，其實當時的福斯只知道它是可怕的瘟疫，少數醫學界人士判斷可能是鼠疫，具體是什麼病，這個謎團要由伍連德來揭開。

人類從狩獵採集生活轉向農業生活之後，單位面積可養活更多人，帶來了人口第一次爆炸式增長，代價卻是各種傳染病肆虐數千年。農業生活方式催生大量村落和城鎮，越是人群大規模聚集的地方，傳染病暴發越頻繁，死亡率越高。大部分時間裡，人類搞不清楚傳染病的病理，各種傳染病被籠統命名為瘟疫。古代的中西方都曾試圖找到瘟疫暴發的原因，有把它歸結為"神靈譴責"，有認為是"瘴氣瀰漫"所致，治療方法千奇百怪但都徒勞無功。

如果連病理都不清楚，遑論找到正確的治療方法。戰勝傳染病還是得依靠科學的發展。

17世紀的荷蘭人列文虎克改進前人制作的顯微鏡，首次觀察到"微生物"，震動整個歐洲，人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存在如此一個微觀的生物世界。這個發現雖然沒有為當時的醫療進步提供具體幫助，但從此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知識視窗。直到法國的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至1895年）和德國的羅伯特•科赫（1843年至1910年）兩位偉大生物化學家出道，才逐漸搞清楚各種各樣的微生物（細菌、病毒、原蟲等）是傳染病的病原體。

伍連德在實驗室內工作時留影。

科赫發現了導致傳染病的炭疽桿菌、結核桿菌和霍亂弧菌，發明判斷病原體的"科氏法則"；巴斯德不僅發明了沿用至今的"巴氏消毒法"，還研發了狂犬病和炭疽病疫苗。他們培養的一眾學生隨後逐漸發現白喉、肺炎、淋病、腦炎、痳風、腺鼠疫、梅毒的病原體，疫苗和藥物因此才不斷問世。

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伍連德深知，要想撲滅這場瘟疫，需要先找出病原體，才能確定這是什麼疾病，怎麼防治。

12月27日一大早，接到當地政府通知，傅家甸有家客棧的日本女主人出現發燒和咳血癥狀之後於夜間病逝。伍連德與他的助手帶著一堆醫療器械，立刻直奔那家客棧。一具女屍躺在骯髒的榻榻米上，伍連德找來清水先將屍體處理乾淨，切除胸軟骨後、將注射器插入右心房，吸出血液放於兩個試管裡培養細菌，然後從屍體的肺部脾部等各臟器中挑取物質盛入試驗瓶。那個年代的國人無法接受亦不能理解屍體解剖，所以伍連德與助手必須祕密而低調，儘量快速完成所有步驟，再將死者的身體縫合，為其穿戴整齊裝入棺材。

誰也想不到，東北第一例肺鼠疫死者的屍體解剖就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伍連德從當地商會借來一間屋子佈置為試驗室，開始對獲取的標本用顯微鏡做塗片觀察。伍連德從提取的標本中觀察到大量鼠疫桿菌，這種病菌由巴斯德研究院的法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耶爾森1894年在香港發現，耶爾森還確證了它與鼠疫之間的關係，因此鼠疫桿菌又名為"耶爾森氏桿菌"。

伍連德經過反覆觀察和試驗，最終確定東北暴發的瘟疫是肺鼠疫，它的罪魁禍首正是鼠疫桿菌。被邀請來在顯微鏡下觀看的地方官們嘖嘖稱奇，但又難以置信這些肉眼看不見的"小怪物"居然是導致人們大量死亡的原因。

南滿鐵路當局也派出一位日本醫生前來調查鼠疫，但那位醫生堅持自己在教科書上學到的知識，希望人們捉一隻老鼠給他做試驗。在世界最權威微生物研究機構的學習經歷令伍連德的判斷遠勝日本醫生，他一再向對方解釋："當前的傳染病純粹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家鼠沒有介入"。

伍連德抵達東北時已有近萬人因鼠疫喪生，形勢如此險峻，搞清楚病原體之後組建防疫體系是當務之急。伍連德向朝廷彙報了調查情況並提出數條防疫建議：

一、目前鼠疫幾乎都是在人群之間傳播，老鼠感染的可能性可以排除，當前撲滅鼠疫的努力應集中在居民和流動人群中。

二、西伯利亞邊境滿洲里和哈爾濱之間的鐵路必須實行交通管制，中方應該邀請俄國當局配合實施有關舉措。

三、開放的道路和冰凍的河流助長了鼠疫的傳播，因此應派人沿途巡查。

四、傅家甸應提供更多房舍作為醫院，當地應建立隔離營，收容與鼠疫患者有過接觸的人群，尤其是那些發生了鼠疫病例的家庭。

五、防疫醫療人手緊缺，應從南方招募更多醫生和助理。

六、當地應該為防疫提供足夠的經費。

七、京奉鐵路沿線的衛生狀況必須密切關注，一旦發現病例即立刻採取防疫措施，包括建立隔離營。

以當時的條件推動防疫工作對伍連德來說是個艱鉅的挑戰，他知道做好這件事既需要清廷官員支援，也需要各國駐東北機構配合。伍連德對日美英法俄駐東北的領事館和相關機構逐個拜訪，向他們說明情況之危急，希望得到幫助。不過只有在美國領事格林和俄國鐵路管理局督辦霍爾瓦特將軍那裡得到了禮遇。哈佛畢業的格林特別欣賞伍連德，與之相談甚歡；豪爽的霍爾瓦特盛讚中方終於派了一個訓練有素的人來處理疫情。

拜訪俄國醫院時伍連德有幸遇到俄籍猶太人醫生霍夫金博士。霍夫金的叔叔是歐洲傳染病學界泰斗級人物，曾在印度研究過腺鼠疫，研製出了預防鼠疫的"霍夫金疫苗"。

伍連德觀察到俄國在東北對抗鼠疫最有優勢，他們有整潔的醫院、先進的裝置、高大的建築、開闊的貨場以及大量列車，這些優勢中方一樣也不具備。尤其令伍連德感到沮喪的是，清朝地方官員多數態度漠然，對事態嚴重性認知不足；疫區的普羅福斯又相當麻木，幾乎都是一副聽天由命的姿態，讓前來幫助他們的人哭笑不得。

伍連德與助手在軍方的陪同下，挖開地面，測量旱獺打洞的深度。

伍連德的防疫建議遞交上去了，但是能否得到重視，能落實到什麼程度，他心裡沒底。正當他對中方落後的防疫條件憂心忡忡之際，發生了一樁轟動的事件。

北洋醫學堂的首席教授法國人梅尼兩年前曾在唐山一帶參與過防治鼠疫工作，聽聞東北疫情蔓延，梅尼也從外務部討到一份派遣令趕到奉天（今瀋陽）的東三省總督府，試圖從錫良那裡獲得東北防疫領導權。

伍連德（左二）與助手為抓到的旱獺測量體溫。

伍連德前去旅店拜訪梅尼，希望跟對方密切合作，在交流中梅尼情緒失控。伍連德闡述自己的看法稱，這次暴發的是單純的肺鼠疫，所以重點是隔離患者；一切醫務人員在工作時應戴上合格的口罩；同時對人群接種霍夫金疫苗和注射耶爾森血清。梅尼認為自己資歷深厚，頗有點瞧不起比自己小十幾歲的這位後輩，他稱自己在唐山調查時發現老鼠對疫情蔓延起到作用，這次東北暴發的可能是腺鼠疫。

梅尼強調自己的看法"肯定比一個新手更可靠"，伍連德試圖微笑著再辯解時，梅尼激動地吼起來："你這個中國佬，膽敢嘲笑我，頂撞你的前輩。"兩人差點動手打起來。梅尼和伍連德最後各懷一肚子氣作別，都向北京遞交了辭呈。北京發現梅伍二人無法共事，只得慰留伍連德，照準梅尼辭職。

梅尼得知北京態度後一氣之下跑到霍夫金的俄國醫院要求親自診斷病人。他穿上工作服但卻忘了戴口罩。梅尼連續診斷四個病人後回到住所，第三天開始發高燒和咳血，雖然被送到俄國醫院救治卻未見起色，三天後不治身亡。梅尼死於鼠疫的訊息傳出去真正引發了精英階層的震動。一個西方醫學教授，自稱鼠疫權威，居然數日內死於這種傳染病，清朝權貴和駐華外國使團頓失安全感，意識到事態萬分嚴峻。

禍兮福所倚，梅尼之死客觀上幫助了伍連德推進防疫工作。外國使團紛紛向清廷施加強大政治壓力，要求務必全力撲滅鼠疫。清朝中央政府向全國接連下達緊急告諭，徵召醫生，募集錢款支援東北防疫。陸軍軍醫學堂、北洋醫學堂、協和醫院都承諾將鼎力協助東北防疫，另有濟南、煙臺、保定、長春的很多傳教士醫生報名擔任志願者向疫區開拔。

經過中外媒體報道和民間口耳相傳，恐慌之下也逐漸喚醒了民眾的預防意識。伍連德藉機向福斯科普說，這種肺鼠疫主要通過患者咳嗽時噴出的唾沫傳播，所以戴口罩可以最大程度保護自己。他設計的標準醫用口罩，得以順利在民間推廣，突然間滿大街的民眾都戴上了口罩。受文化程度和資訊條件的限制，無法令每個人都知曉口罩的防衛作用和正確使用方法，有些老百姓乾脆把口罩掛於耳邊或套在脖子上，把它當作"護身符"使用。

伍連德初到東北，身份上頗為尷尬。最初他和梅尼都只是外務部派去協助防疫的醫官，要建立一套防疫體系則需要有人統籌指揮，說白了就是得有權有錢，協防醫官的身份不足以承擔此大任。隨著疫情蔓延和各國壓力的增大，朝廷認識到必須有個專業人才擔任總指揮。

防疫總指揮到底委任伍連德還是梅尼，朝廷方面一直未能決斷。從履歷看梅尼更為資深，他有北洋醫學堂任教和以前協助防疫的經歷，在北京和東北官場頗有人脈，東三省總督錫良比較中意梅尼。伍連德抵達東北後對地方防疫的不力頗有抱怨，不太受地方官僚們歡迎，在這些官僚眼中，這位操著夾生漢語，要求嚴苛，還經常越級向中央打報告的醫生，根本不懂官場規矩。

當地紳商老早組建了防疫會，因伍連德的防疫措施需要入戶消毒，封閉房屋，他們認為與習慣不符，頗有牴觸情緒，更願意請中醫採用薰藥和鍼灸方式防疫。一些老百姓害怕伍連德團隊的防疫措施，家裡死了人索性扔到野外了事。

首先伍連德獲得外務部堅定支援，他抵達後一週即12月31日，外務部發給錫良和吉黑兩省巡撫的電文稱："伍醫生明於醫理，一切應辦事宜自應授予全權"，第一次明確提出當地的防疫以伍連德為主，以官員為輔。

與此同時，協和醫學堂的英國教師吉陛，也屬外務部派遣前往東北協助防疫的，他因先受命去了天津採購藥品，抵達哈爾濱時間略遲。吉陛的防疫思路與伍連德大不相同，他主張立即調來五千軍隊將傅家甸圍住，使之與外界隔絕。英國駐哈領事斯萊多次帶著吉陛會見錫良和陳昭常，表態說中國沒有獨自防疫的能力，要求撤掉其他官員，任命吉陛為全權總指揮。

在哈爾濱郊外調研的伍連得團隊，圖中左三為伍連德。

一方面各國對防疫總指揮人選的干預，說明他們對清廷防疫水平和能力深深不信任，當然他們的不信任也不能說全無道理。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在華人員對中國留下的印象就是"人們不講衛生""缺乏醫學常識""沒有公共衛生體系"。另一方面，外國試圖爭取防疫主導權卻又激起清廷對"干涉主權"的警惕，更加堅定地要把指揮大權交予伍連德，接連向東北發去電文要求重視疫情可能引發的外交危機。

1911年1月8日，伍連德的同鄉和熟人吉林巡撫陳昭常奉命趕到哈爾濱，向錫良解釋說，伍醫生是海外華僑，中文不熟練才與地方官員有分歧。這時候地方大小官員對伍連德的態度漸轉為讚許，對伍連德獲得的"全權"也從表面上應付中央到比較積極配合。朝廷採納伍連德建議，由陳昭常宣佈廢除由紳商控制的防疫會，設立由官員和醫生主導的"哈爾濱防疫局"，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眾醫官皆受其統轄；防疫的行政工作由總辦和會辦配合總醫官來執行。

陳昭常離開哈爾濱返回吉林時，英國領事斯萊也率吉陛同往，他再次問陳是否可以委予吉陛防疫全權。陳昭常回到長春致電外務部和錫良，再次表達他堅決反對吉陛任總指揮之意，並重申希望中央和地方務必真正落實伍連德"全權總醫官"的"全權"，不得有半點應付。東北地方當局為了不傷害英國領事和吉陛的臉面，任命吉陛為防疫局顧問，職級高於普通醫官，但吉陛仍難嚥下這口氣，辭職返回北京。

防疫局在舊帝國體系上設立，不可能擺脫以前的官僚習氣。哈爾濱防疫局成立之初，與俄國方面約定好每週開次碰頭會商討防疫情況。第二次開會時，俄方人員全部提前到場，中方只有伍連德一人趕到。俄方電話催促後一個小時仍未有人赴會，會議只得宣佈結束。至於辦事人員虛報掩埋屍體數量冒領費用，掩埋工人將疫屍拖到街上重複拿報酬之類的弊端屢屢被報章披露。

因為東北防疫受世界關注，清廷堅持自主防疫路線，各國都睜著眼睛觀看，輿論不斷譁然。最終令錫良和陳昭常震怒，決定大力整頓人事，調整機構，處分一批辦事漫不經心的官吏，制訂章程和規則，明確官員和醫官的職權。

時至1月26日，統管東三省防疫工作的"吉林防疫總局"也在長春設立，由錫良和陳昭常負責總局全面工作。吉林防疫總局規模相當龐大，下設31個地方分局，其中哈爾濱防疫局和長春防疫局最為重要。防疫總局又在疫區廣設檢疫所，每個檢疫所配備有委員、醫官、醫員、消毒員、看護員、防疫隊。防疫總局從吉林民政司中脫離出來，但未沿用舊機構的設定方式，而是根據伍連德建議創立了符合科學管理規範的全新組織系統。

尤其錫良和陳昭常向各地官員嚴厲申明，防疫以總醫官為主，官員為輔，後者只有參議權無指揮權，總醫官做出決策，官員堅決執行，這是一種現代專業主義的行政方式。經過這翻整頓，東北防疫工作的景象大有改觀。到這會兒，伍連德全權總醫官的人手、許可權和經費全部配齊，總算實至名歸，可以順暢推行自己的防疫路線。

東三省防疫體系建立，伍連德獲得全權之後，在他領導下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從長春調動1000餘軍隊奔赴哈爾濱參與防疫（1月底到達哈爾濱的防疫人員共計2675人），駐守於人群流動的地點設立哨卡執行嚴格出入檢查。

2. 疫情檢查和呈報工作不再由警察來執行，而由受過醫學訓練的人員完成。建立一支600人的警察隊伍，受過防疫訓練後駐守重點地區處理民事問題。 3. 將傅家甸分成4個疫區，每區由一位高階醫官負責，統帥助理和雜役（包括消毒員、搜尋隊、搬運工、馬車伕），對區內房屋逐一檢查和消毒，發現患者即送到新的鼠疫醫院，同時將患者家屬或與之接觸者置於隔離營。各區居民要佩戴政府分發的"白、紅、黃、藍"四色臂章，他們的流動受到全程監控。

伍連德的防疫團隊不僅要跟漠然的官員和麻木人群做鬥爭，個別缺乏科學常識的西方人同樣給防疫工作造成障礙。傅家甸有個天主教堂，院落裡住著300多人，防疫局向教堂的法國神父交待了防疫規範，比如發現疑似病患需要上報，房間和人群要消毒與隔離。但神父聲稱自己享受"治外法權"，只要信仰虔誠無需懼怕鼠疫，壓根不執行命令，依然領導大家在房間舉行禮拜儀式，跟患者同吃同住，晚間則偷偷將病死者拖出去掩埋。防疫局決定強行介入卻為時已晚，這個教堂有240多人死去，神父最終也染病身亡，又因為防疫局介入，剩下的人才保住了性命。

參與防疫的人員並非每個人都接受了嚴格醫學訓練、懂得醫學常識並能時刻謹記防疫局頒發的操作規範，所以也有不少人染病死亡。死亡人數最多的防疫人員是當地的中醫、急救車司機和雜工，因為他們與病人接觸頻繁，其中不少人缺乏訓練。長春有個疫區，由於當地幾乎沒有現代醫生，鼠疫流行時中醫郎中生意特別興隆，但登記在案的31位執業中醫有17人死於鼠疫。

伍連德向陳昭常預測，如果嚴格落實防疫措施，也要四五週之後才能逐漸看到成果。所以哈爾濱地區防疫體系剛建立頭一個月，患病率和死亡率仍在上漲。由於每天都有成片患者死亡，怎麼處理疫屍是個大難題。光哈爾濱一帶還未安葬的疫屍排起來就長達一公里，疫屍暴露野外不僅惡臭熏天，而且增加了撲滅疫情的難度。當時哈爾濱正值隆冬，土地堅硬如石，招募掘墓工困難，挖掘時間和成本太高。

傳統處理疫屍的方式必然難以奏效，錫良和陳昭常最終批准伍連德提出的建議，在當時的人看來相當驚世駭俗——集體焚燒疫屍。1月31日那天，防疫局組織焚燒1000多具疫屍，防疫局員工不願在現場監視，伍連德率領醫官們清點屍體檢查焚場，確定焚化乾淨才離去，之前被土葬的疫屍也被挖出來統一焚化之後再掩埋。

此次東北鼠疫總共導致6萬餘人喪生，東北地區就死亡5萬餘人，傅家甸居民死去四分之一，如果不是伍連德以科學原則推動建立現代防疫體系，死亡數量將會更為巨大。時至2月中旬，伍連德領導的防疫工作開始出現效果，傅家甸病死人數一天比一天少，2月下旬以後，每天的死者只有幾人。3月9日那天，只有一個且是最後一個死亡病例。到3月29日，俄國人報告說，當地疫情已經被撲滅。東北其他地區防疫工作皆以傅家甸為範本加以推廣，進入四五月份，鼠疫在東北全境銷聲匿跡。

中國主導之下撲滅東北鼠疫令各國刮目相看，本國報紙對伍德大加頌揚自不必說，歐美報刊紛紛讚賞他是"救世英雄"，就連一向熱衷批評中方的俄國報紙也不吝溢美之詞。雖然伍連德此後對中國的醫學事業有更多貢獻，但他後半生從國際國內收穫的榮譽和獎項，主要緣於領導這次防疫戰爭。

清朝中央政府自然喜出望外，倡儀和籌辦了1911年4月3日的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參會代表來自英美法等11個國家，伍連德任大會主席。這是首次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性會議，漢語被列為會議官方語言。多年後梁啟超回顧此事感慨道："科學輸入垂50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2007年，諾貝爾基金會網站首次披露，伍連德在1935年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發現了早獺在其傳播中的作用"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提名。因為諾貝爾基金會對候選人有保密期，最短不少於50年，所以此事曾長期無人知曉。諾貝爾基金會公佈的資訊還有一個細節，儘管抗擊鼠疫時伍連德有英國殖民地居民身份，但在諾貝爾獎候選人表中，其"Country"（國家）一欄 是"CHINA"（中國）。由此，伍連德是華人世界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也是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

《鼠疫鬥爭：伍連德自述》上冊，伍連德著 程光勝等譯，湖南教育出版社

《清末東北三省鼠疫災難及防疫措施研究》 焦潤明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伍連德年譜新編》 馬學博 《黑龍江史志》2011年第4期

《伍連德1910—1911年在東北防疫中任職"全權總醫官"考》 管書合 《史學集刊》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