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逸周書》中有語云:“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勇廢,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這也直接說明了運用謀略的重要性,也更證明了只有經過對問題的縝密思考,制定得當的對策和方案,才能讓己方在應對時不至於一敗塗地,從而能最大化的獲取利益以及優勢。
由是如此,陰謀、陽謀這些手段也次第產生。而相較於陰謀的運用秘計、暗中策劃,陽謀顯然要更勝一籌。因為,陽謀的實施已然是已經確立了利益攸關方中一方的主導地位的,是幾無可破之法的。一如,歷史上有名的陽謀“二桃殺三士”、“圍魏救趙”、“推恩令”莫不是如此。
其中,漢武帝朝時實行的推恩令,更是被冠以千古陽謀之稱,被人贊為無解之謀略。這一陽謀的實施,在達到了限制和削弱諸侯國勢力的同時;又透過這種“推恩”的方式使得諸侯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既沒有了“反”的理由,又沒有了“反”的實力。不得不說這一陽謀確實高明,但是事實上這一陽謀卻並非無解,在當時就有一位諸侯王另闢蹊徑,想到了一個另類的應對之策。
這位諸侯王就是中山王劉勝。歷史上記載這位諸侯王劣跡斑斑,“為人樂酒好內”,也就是說這位諸侯王是一位喜好酒色之徒。
從這般記載而言,似乎這樣一位昏聵的諸侯王面對漢武帝劉徹的推恩令,定然不會想出什麼好的對策,然而事實上是他的計策卻讓自己以及他的後人受用無窮。而這個計策就是“有子百二十餘人”。憑藉120多個兒子的“產出”,劉勝不僅在當世享盡了錦衣玉食、榮華富貴,即便是後人也是延傳千載而不絕,三國時期蜀漢的建立者劉備、唐朝“詩豪”劉禹錫等皆是其後。
漢武帝的推恩令作為一位有著雄才大略的帝王,漢武帝劉徹之所以實行推恩令,是有著時代背景要求的。在漢高祖劉邦初建漢王朝之時,為了鞏固統治“不得已”而實行了郡縣制與分封制並行的折中策略。
這一措施,無疑為漢王朝的穩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同樣被分封在地方的諸侯王勢力也隨著經濟的恢復發展而逐漸強大,以致於威脅到了皇權。
面對這樣的境況,漢文帝繼位之後採取賈誼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建議;而在景帝繼位時,深感地方尾大不掉的他,採納了晁錯的削藩策略進行削藩。可是,這樣的舉動也因為觸及了地方諸侯的利益而導致了“七國之亂”,雖然在周亞夫的輔佐之下景帝很快便平定了叛亂,諸侯國勢力也大大受到削弱。
可即便是到了漢武帝初年,一如梁王等大的諸侯王勢力依舊強大。如何解決這個危機根本的問題,便自然而然的就成為了武帝立國的重中之重。
適時,名臣主父偃上書建議“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這樣的一項措施可以說是分化了原本因為利益捆綁之下的諸侯王集團,尤其是庶子、庶出的子嗣對於這樣一項“恩令”趨之若鶩。
如是之下,大的諸侯王被分而治之,“大國不過十餘城”,實力上的衰弱也讓漢武帝再無後顧之憂,可以著手處理匈奴之事。
當然,必須要說明的是,我們的寥寥數語顯然是難以全面概括的。這種觸及諸侯王勢力的法令,在實施之中也遭到了如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等人的陰謀反抗,只不過因為勢力上的差距被漢武帝輕易平定而已。
畢竟任何的一項觸及利益的法令的實施,決然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中山王劉勝中山王劉勝,是漢景帝之子,漢武帝劉徹的異母兄長。
在公元前154年,他被敕封為中山王,自此之後,無論是從《漢書》、《史記》還是《資治通鑑》中的劉勝就成為了一個喜好酒色的昏聵諸侯王。
在這些記載中,就連他的兄弟廣川王劉彭祖,都稱他"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一個只知道奢侈享樂,不知道輔佐天子、安撫百姓的藩王,又怎麼稱得上為藩臣呢?
當然,有必要提及的是別看廣川王劉彭祖在這裡“慷慨陳詞”,但事實上這位也並非我們普遍認知中的賢王。“巧言令色鮮矣仁”用來形容他恰當不過,在他的藩屬內他不僅肆意妄為,構陷國相;就連害死太子劉據的江充與他也是關係匪淺。這自是題外之語,此處不做贅述。
那麼劉勝真的就只是一個喜好酒色的庸碌之王嗎?中國有句古語叫“觀其言,察其行”,用在劉勝身上同樣適用。
從表面上看,似乎劉勝確實如此,可內裡的劉勝卻又絕非表面上如此簡單。在《資治通鑑》等史書在描述劉勝時,都提到了一則《聞樂對》的故事。
在這則故事之中的劉勝,他的話語口燦蓮花,盡顯其聰明狡黠。在建元三年(前138年),劉勝與代王劉登、長沙王劉發等人進京朝見漢武帝。
適逢漢武帝與諸王宴飲,可劉勝在聽到絲竹之樂後卻突然間嚎啕大哭。這樣的一場宴飲,身為諸侯王的劉勝卻突然哭泣起來,漢武帝自然要過問一番。
接下來“一級演員”劉勝開始發言: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築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煦漂山,聚虻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
在這百餘字之中,劉勝提及了高漸離、荊軻、雍門子、孟嘗君、周文王、孔子等等;同時又聲淚俱下、動情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咱們是親戚,群臣卻想著打擊排斥宗室,讓骨肉親情冰雪般的融化。這不正是我悲傷的原因所在嗎?
聽罷了這般言辭懇切的話語,任誰也不會相信這樣的劉勝只會是一個喜愛酒色之流吧。至於這樣做的原因,恰是他知道在雙方實力對比上有著明顯的優劣之後的才做出的正確選擇。
《資治通鑑》中記載漢武帝聽罷“上聽聞,亦哭言,曰‘然’於是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漢武帝也被“感動”了,增加了對諸侯王的禮遇,也廢止了官吏檢舉他們不法的文書。就目的而言,劉勝顯然是完美的達成了的。
而就在漢武帝推行推恩令後,作為明顯弱勢的一方,劉勝沒有如淮南王、衡山王那般“蚍蜉撼大樹”,而是順而從之,於是就有了““有子百二十餘人”這樣令人驚詫的做法,如是他以及他這一脈也最大化的獲得了利益。
當然,僅僅是用生子120個並不能夠完全打消漢武帝的防範之心,於是喜愛酒色也自然而然的就成為了他的另一項“好的技能”。
這一點上,從1968年中山靖王墓的發掘之中,發現海量的文物也可見一斑。長信宮燈、金縷玉衣都是出自其與夫人的墓之中。
小結在《詩·大雅·烝民》中有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可以說中山王劉勝完美的踐行了“明哲保身”的思想。他有的決然不只是表面的喜好酒色,而是從深層次的準確定位自己、竭盡所能地為自己謀取更多的利益。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讀史使人明智。此言非虛,而作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顯然是一本上上之選,這本書記載了16朝1362年的歷史,它“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更是被稱為帝王之書。
可以說讀懂了《資治通鑑》,就讀懂了中國文化浸潤之下的中國處世原則、處世智慧。對此曾國藩說:它能開拓心胸,增長智慧;梁啟超更是毫不諱言:這是天地一大文也。偉人對於這本書更是先後17次批註,還稱這是一部難得的好書,每每讀都能獲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