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作有關黑戈壁歷史文化調研開始，著名的黑喇嘛（假喇嘛）就成為關注中心。與其相關，一個人物時隱時現，最終成為解決黑戈壁之謎的鑰匙，那就是札哈沁蒙古部落的郡王銜貝勒（王子）——貢布·奧其爾。

可以說，世人知道二十世紀前期黑戈壁的傳奇，知道黑喇嘛，主要是因為丹麥探險家亨寧·哈士綸的《蒙古的人和神》一書。而哈士綸的記載，則得自黑喇嘛的“祕書”札哈沁貝勒的口述，其真實性無可置疑。這正是它珍貴無比的原因，也是它神祕難測之處。從此，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就成了黑喇嘛與黑戈壁傳奇的“撰稿人”。

1924年，固若金湯的要塞——黑戈壁碉堡山為越境追殺黑喇嘛的蒙古國特工攻陷。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碉堡山的黑喇嘛部下之中必有內奸。他是誰？曾引起廣泛猜測。因為碉堡山陷落時，只有一人逃出，那就是黑喇嘛的“祕書”札哈沁貝勒，札哈沁貝勒便成了有爭議的人物。札哈沁貝勒在從碉堡山出逃時，騎著號稱誰也馴服不了的黑喇嘛本人的坐騎“烏騅馬”，馬上還備著那個來歷久遠的著名的銀馬鞍。此後，他回到自己的部落，重新成為名副其實的西蒙古札哈沁部落的貝勒。

“札哈沁”的含義是“守邊人”，也就是說，札哈沁部落是為中華邊境安寧而存在的。札哈沁部落原來的聚落地在阿爾泰山東北，地名叫做“五雲集”（也譯為“維恩赤”、“烏恩奇”），含義為“忠誠”。辛亥革命之後，外蒙古獨立。其間一大關注點是，1917年，札哈沁部落向民國政府提出要求，要內遷到中國疆域。作為中國世代的守邊人，他們要求仍然生活在中國。這個情理之中的願望，使得沙皇俄國與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頗為尷尬，但無法否決一個部落的自主選擇。此後，札哈沁部落就內遷到新疆吉木薩爾縣的三臺鎮喇嘛昭村，成為吉木薩爾（孚遠）的居民，遊牧在吉木薩爾、阜康、烏魯木齊南山的廣袤區域，與哈薩克牧民交錯出現在哈密南山（巴里坤）到阿爾泰山廣大的草原牧場。

作為札哈沁部落的繼承人，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生於1896年，通俄文，可能有在俄羅斯遊學的經歷，他的夫人是俄羅斯族。1918年至1924年間，他離開部落，成為黑喇嘛的部下。我歷年蒐集的民間傳說披露，在黑戈壁的碉堡山，他多少有些另類：喜愛詩歌，在草原以學識廣博著稱。也許這就是他比別的下屬更容易與黑喇嘛溝通的原因。1924年年初，他回到部落，父親已經去世。黑喇嘛的親信貢布·奧其爾還原為札哈沁貝勒，三臺鎮的喇嘛昭寺院成為他的精神皈依之地。

2007年11月，我來到吉木薩爾縣三臺鎮的喇嘛昭村，探望了不能遺忘的“忠誠守邊人”札哈沁部落的後裔。在研究西部人文地理的過程中，我特別注重“現場感”，對於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重返現場能得到超越歷史文獻的感悟與啟示。在喇嘛昭村，蒙古族與哈薩克族攜手從遊牧走向定居，而定居地的選擇主要出於遊牧的需要，也就是說，迴歸故地的札哈沁部落需要一個與過去聯絡緊密的空間，需要一個隨時可以走向新生活的基點。

作為歷史人物，札哈沁貝勒受到關注。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在南山遊牧時與在烏魯木齊修整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領隊哈士綸相識。哈士綸可以被視為蒙古部落的編外追隨者。有了哈士綸，札哈沁貝勒也成為公眾關注的人物。在丹麥文第一版的《蒙古的人和神》之中，有札哈沁貝勒“書房”的照片，還有他的俄羅斯族夫人的玉照。特別是由札哈沁貝勒帶出碉堡山的著名的銀馬鞍，從此成為價值不菲的文物，幾十年來一直在歐美隱現。人們通過哈士綸的記述知道了札哈沁貝勒其人，但隨著《蒙古的人和神》風行歐亞，札哈沁貝勒又失去了身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曾反覆了解札哈沁貝勒與哈士綸告別之後的下落，所得到的資訊都是間接的。一些人說他生前居住在三臺鎮的喇嘛昭村，另一些人居然說他去世於1972年，而我就是在1972年成為烏魯木齊居民的。

我的長篇探險紀實散文《黑戈壁》出版後的一個遺憾是，碉堡山的逃脫者、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面目不清、下落不明，他在碉堡山陷落時的身份，以及此後的行蹤，為黑喇嘛—黑戈壁傳奇埋下了伏筆。

通過進一步的探索，札哈沁部落二十世紀前期的遷徙，札哈沁貝勒的一生，引起我的關注。一個偶然的機遇，竟使我有幸結識了札哈沁貝勒的兒子丹增巴扎爾。2007年11月，在新疆烏蘇，我與丹增巴扎爾作了訪談，並寫出《最後的貝勒》一文。丹增巴扎爾出生於1918年，出生後曾由喇嘛養育。

臺灣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二冊有這樣的記載：“丹增巴扎爾，生於民國六年（1917年）九月二十六日，母親是綽羅斯氏，父親貢布·奧其爾上奏民國政府蒙藏院，為三歲的兒子爭取一個頭銜，蒙藏院批示，封為頭等臺吉。”這個記載，張大軍沒有說明資料來源。我與丹增巴扎爾面談時，他明確說自己生於1918年，特別說了出生年是馬年，而1918年正是馬年，這應該沒有問題。這樣一來，丹增巴扎爾的出生年月，文獻與自述就相差一年，這也沒有問題，可能是為了爭取封爵，有意說大了一歲。丹增巴扎爾親自告訴我，他父親貢布·奧其爾死於1933年。此後，他即位成為札哈沁部落的新貝勒。這與我此前不久的調查一致。我在調查過程中獲悉，在吉木薩爾，護衛城池的軍人戰死了十幾個，主要是蒙古札哈沁部落的戰士。一直到解放之後，當地人還記得“忠誠守邊人”的貢獻。有人甚至說，沒有這些札哈沁部落的戰士，當地的民眾會生靈塗炭。守城戰役三十週年（1963年）的時候，當地的札哈沁蒙古部落與哈薩克族、漢族、回族居民一起舉行了民間的紀念儀式，祭奠十幾位烈士。貢布·奧其爾去世後，他的夫人綽羅斯氏致信烏蘇的蒙古帕勒塔郡王夫人央金瑪，得到允許，十六歲繼任札哈沁貝勒的丹增巴扎爾便遷居烏蘇。以上內容都得到了親歷者、最後的札哈沁貝勒丹增巴扎爾的證實，成為可信的歷史。

遺憾的是，見面不久，年屆九十的札哈沁貝勒丹增巴扎爾就去世了。

二十一世紀初，我在新疆昌吉作調研，通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地MISTRA志》吉木薩爾縣的“紀念地”節，讀到這樣一條記載：

護城殉難人士公墓

在吉木薩爾西大街之北側縣獸醫站內，佔地面積2畝，四周築圍牆。墓前有舊政府豎石碑一塊，高1.8米，寬80公分，厚15公分，寫刻1933年“9.26”護城殉難烈士16人之姓名及功績銘文，1972年因公用建築被毀。

這段簡明的文字，與我的調查銜接起來。丹增巴扎爾對我說，因為他的父親死於1933年吉木薩爾之役，所以民國政府批准他成為新的札哈沁貝勒。而幾十年前我聽說貢布·奧其爾死於1972年，那顯然與護城殉難烈士公墓被毀有關。特別是，這時我正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收集有關黑喇嘛的檔案檔案，但一無所獲。然而，經友人巴圖巴亞爾協助，在檔案館發現了由盛世才簽署的新疆省政府“訓令”（公告），還包括1933年戰死的西蒙古札哈沁部落烈士名單，第一名就是“札哈沁郡王銜貝勒貢布·奧其爾”。新疆省政府批准的烈士一共十五人（1939年第一批批准十三人，1942年第二批補充批准兩人），而且命令新疆財政廳，此後每個月向烈士遺屬（共二十八人）發放麵粉每人三十斤，共八百四十斤。這是珍貴的歷史記錄，有了它，我們的調研都落在了實處。

2011年春夏之交，我來到吉木薩爾縣，為北庭歷史文化協會做題為《北庭——中國西北的地理標誌》的講座。

4月1日上午早餐之後，利用講座之前的一點時間，我們前往當年吉木薩爾縣城的西大橋，特意尋找守城碑下落。有關建築已經在城建過程中被拆除乾淨，連西大橋也只剩一個地名。面對實地，我感到茫然。

在路邊，同行的吉木薩爾縣政協巨全忠副主席說，在他六七歲時，一天清晨隨他父親來到這裡，見到了一個奇蹟：有一群仙女，身穿上藍下黑的民族服裝在隨風起舞歌唱，但馬上就不見了。父親都沒有見到，只有他見到了仙女們。

我聽了這個隨口說出的往事，為之無比振奮。巨全忠副主席六七歲時正是1963年——貢布·奧其爾等英烈去世三十週年前後，這就與民間的傳說一致了。肯定是札哈沁部落的遺屬和其他民族的鄰居們在墓地祭奠亡靈，被錯當仙女。

接著巨全忠副主席還講了一件磨麵粉的事。他十歲時照例到米家電磨（磨坊）買糧，正趕上停電不磨面了，就只能住下。半夜起了大風，他醒來聽到有裝麵粉、分發麵粉的動靜，但卻見不到人。

當初民國新疆政府下令，每個月必須向二十八位烈士遺屬發放撫卹金（每人三十斤麵粉），直到文革前夕，當地民眾仍然自發地繼續向烈士遺屬發放麵粉，說明當地民眾從沒有忘記以札哈沁貝勒貢布·奧其爾為代表的、英勇捐軀的“忠誠守邊人”。

有人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記錄重大事件以免遺忘是歷史的功能。關於札哈沁這個相對不大為人所知的西蒙古部落，我的體會則是，他們的存在是通過不能遺忘的細節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