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玄登基大典

對社會大眾來說，自秦始皇到溥儀400多位中國古代皇帝中，被後人稱為更始帝的劉玄，知名度較低，像懦弱、荒淫、昏庸這類貶義色彩極其強烈的人設標籤，史家們也毫不猶豫地貼在劉玄身上。但是，他真是這樣的人嗎？

一、懦弱？

更始帝劉玄，字聖公，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人。歷來史家譏嘲劉玄“懦弱”，主要是因為劉玄在謀議稱帝、登基典禮、長安宮見郎吏諸事中的種種“懦弱”表現。但細稽《東觀漢記》《後漢紀》《後漢書》三部史書就不難發現，所謂劉玄“懦弱”，極可能是後來史家憑空杜撰出來的。

劉玄

綠林軍酋帥們謀議擁立皇帝時，在立劉玄還是劉縯（字伯升）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和爭執。班固等撰《東觀漢記》記載：南陽豪傑欲立劉縯；新市、平林等綠林軍“將帥素習聖公”，所以想立劉玄。“習”，熟悉、習慣之義。劉玄投身綠林軍要比劉縯、劉秀兄弟早，綠林軍將帥與之相熟，甚至意氣相投，想擁立他為皇帝也很好理解。

劉縯

不過，東晉袁宏撰《後漢紀》時，卻不知何據增加了綠林將帥喜玄厭縯的原因：“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為國之略，皆憚伯升而狎聖公。”袁宏“巧妙”地用一“狎”字，將劉玄無威儀、任人欺的品性刻畫得惟妙惟肖。

袁宏措辭還算“收斂”，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范曄撰的《後漢書》，書中毫無忌諱地記載：“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

班固的記載措辭尚稱平允，並無褒貶之意，可謂記述事實，與劉玄的性格無關；袁宏變“習”為“狎”，已有隱射其性格懦弱之意；范曄更是“直言不諱”地記載劉玄“懦弱”，輕貶之意，力透紙背。

同樣，班固等記載劉玄登基時的場景說：“冠，南面而立。”袁宏卻增添了一些描寫劉玄不堪的詞彙：“聖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范曄則說：“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更始軍攻佔長安，劉玄入宮，面對宮中諸郎吏時，袁宏記載他“愧不能視”；范曄則記載他“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視”。

綜合前述，後人之所以認為劉玄“懦弱”，主要應“歸功”於袁宏、范曄。他們使用“懦弱”、“羞愧流汗”、“不能言”等詞彙，直接把劉玄刻畫成了一個爛泥扶不上牆的軟弱無能之輩。

但，劉玄真是這樣的人嗎？

從《後漢書·劉玄傳》、《續漢書》等記載劉玄報殺弟之仇、觀看王莽首級而神色自若諸事，可見其私勇、膽識非凡；諸將皆勸劉玄定都洛陽，聽從鄭興諫言後，劉玄即決意定都長安；與劉秀軍交戰屢敗，張卬等將帥上奏劉玄，建議搶掠長安，東歸南陽，以避鋒芒，“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張卬等密謀劫持劉玄，洩露後，劉玄設計誅殺與謀的申屠建等諸將。這些事足以表明：劉玄足具判斷時勢的主見、獨斷朝綱的魄力和生殺予奪諸將的領導力，其有勇有謀、剛毅果決的性格也表現無遺，絕非“懦弱”之輩，更非綠林諸將所立傀儡。

二、荒淫？

班固、范曄等史家多將劉玄熱衷擄掠、沉溺酒色、信用小人諸事，視為劉玄荒淫無道的鐵證，堂而皇之地載入史冊。然而，上述諸事真是劉玄“荒淫無道”的表現嗎？細稽史書相關記載不難看出，班固、范曄等人的判斷多屬無稽妄說。

劉玄定都長安後親自接見諸將，一一詢問其擄掠幾何。這頗令士大夫們瞠目結舌，在他們看來，劉玄仍不脫流賊習性。畢竟，天子富有四海，何需如此？此般作為，不是荒亂又是什麼？

若按照這個說法，那當時諸將帥恐怕多有荒亂之嫌。即便以“偉光正”形象出現的劉秀，也經常召集諸將“問所得財物”，他的部將吳漢、陳俊等屢縱兵劫掠。這與農民軍素來流動轉戰，無穩定後勤保障，軍中所需多靠擄掠，以及將士多為頑劣小民，擄掠成性等因素密切相關。由此可知，虜掠是戰時常態，非獨劉玄及其部下如此。為何班固等不指斥劉秀等荒亂呢？原因無他，劉秀功成帝業，劉玄敗寇身死。班固等依然難脫“成王敗寇”思想的束縛，美化劉秀，黑化劉玄。

劉玄下跪交出傳國玉璽

劉玄貪戀酒色，委政後父趙萌事，班固等在《東觀漢記》中繪聲繪色地記載：“（劉玄）日在後庭與婦人耽飲。諸將軍言事，更始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與前文相似的是，班固筆下的“日在後庭”、“醉不能見”等非常態情景，到了袁宏、范曄筆下就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日夜飲宴”，諸將每見，劉玄“輒醉”的常態情景了。如果說劉玄好色酗酒就是荒淫，那麼，劉邦同樣好色好酒，又當何論？

趙萌

至於劉玄“所署官爵皆群小”，班固等煞費苦心地採集到一條民諺：“灶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不過，史書所載劉玄信用的“群小”，未必真是卑鄙無恥的小人，極有可能是自秉優越心態的“君子”（士大夫階層）對出身寒微的綠林軍將帥的鄙夷稱謂。這些多出身草根階層的“群小”因軍功得以進入官僚系統，如叫杜虞的屠者親斬王莽，這是戰爭中靠軍功封賞造成的客觀事實，並非劉玄喜用奸佞，濫賜爵命的證據。

諸將搶掠財物

三、昏庸？

我們再來說劉玄的“昏庸”。歷來人們多認為，劉玄殺劉縯、囚李淑等事，表明他妒賢嫉能、不辨賢愚、不明是非、拒納善諫，實是昏君。實際上，劉玄殺劉縯，是因為劉縯與劉玄競爭皇位失敗後，不是韜光養晦，隱忍待機，而是在極度失望情緒和強烈稱帝慾望支配下，處處伐功自高，任何一個擁有生殺予奪、唯我獨尊大權的皇帝都無法容忍這種行為。況且，劉縯所為，極可能對其他豪傑士大夫造成影響，進而導致其與新市、平林諸將帥構成的綠林軍集團分裂、對抗。若不及時阻止，極可能導致更始政權分崩離析的嚴重後果。劉玄殺劉縯，固然難脫維護私利的嫌疑，但也不宜單純地視為劉玄昏政、亂政的證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劉玄迫不得已的“止損”之舉。

劉玄殺劉縯前，實際上給過他一次機會。若劉縯識時退讓，事態或許不致惡化；若劉縯繼續抗命，就不可避免地被劉玄貼上謀奪大位的標籤，勢必要斷然清除。這也是歷史上雄才之主對付功臣的“常規操作”，而非劉玄昏庸的體現。

況且，劉玄殺劉縯後，並未斬草除根、濫殺無辜，加之劉秀也很“識時務”地做出一系列妥協順從的姿態，如“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不願與南陽集團徹底決裂的劉玄也見好就收，拜劉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一殺，一拉，既打擊了南陽集團，又安撫了綠林集團和願意歸順的南陽集團成員，暫時實現了兩大集團微妙的和諧與權力平衡，使各派系能暫時同心協力，攻滅王莽新朝。

劉秀

同樣，出於暫時平衡、消弭更始政權內部“君子”、“小人”兩大派系博弈的考慮，劉玄將博士李淑關押入獄，此人上奏勸諫劉玄不再信用“戎陣亭長凡庸之隸”充任的公、卿，而要“更延英俊”。歷來多將此視為劉玄拒納善諫的昏庸之舉。究其實，劉玄關押李淑，是對多出身寒微的綠林軍將帥的安撫；不殺或不給李淑定罪，又是劉玄對士大夫階層的威懾和拉攏。透過軟硬兼施，實現更始政權內部“君子”、“小人”兩大派系的暫時相安。

諸將帥

上述兩事，不僅不宜作為劉玄昏庸的例證，反而應視為除宗室身份外並無深厚根基的劉玄為消除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保持各派系之間微妙平衡，消弭各派系之間的權爭而採取的最宜舉措。

此外，從劉玄投身平林兵後被授任安集掾一職表明，他在軍中有一定的威望；他忠厚公正，善於撫納，具備處理繁雜事務的能力；進入長安後，劉玄招撫民眾，一改綠林將帥逼得關中臣民或逃或反的局面，收“三輔悉平”之效；他虛心納諫、選賢任能，軍事上兼有軍功，又有處理具體事務、統帥將士的幹才、將才、帥才，兼具才幹、方略，絕非無能之輩。

文史君說

不難發現，史書所載劉玄懦弱、荒亂、昏庸形象，皆不屬實。其根源，則在於受時代、權力、倫理價值觀念影響的史家，有意或無意地對史料進行篩選、添減，甚至是毫無依據的汙化、黑化劉玄。總體而論，劉玄本人雖非完人，但頗具才器，堪稱一時豪傑。以成王敗寇的觀念抹煞其才幹，蔑稱其品性，實不可取。

參考文獻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秦漢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張啟琛：《更始政權評析》，《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