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忠臣，還是奸臣？

這是看古代電視劇，我們最常問的問題。

你想當忠臣，還是奸臣？

先別忙回答。

我們要搞清楚，是忠臣好當，還是奸臣好當呢？

乍看上去，當忠臣蠻難的，要辛苦辦事，還要被皇上誤會，被奸臣陷害，還不能貪財，不能多找幾個紅顏知己，挺沒趣的。

奸臣就不同了。

奸臣左右逢源，錢多的是，還有紅顏藍顏好多知己。

實際上，忠臣難當也好當。

我們梳理一下在正統的歷史敘事、小說、話本中的忠臣，比如包公、岳飛、海瑞：

一個真正的忠臣，只要選擇做事就行了。他認為這件事是對的，然後一門心思做下去，就算有千難萬險，但他心無旁騖，這就不算難。

就拿我自己來說，喜歡幹自己專業的事，卻不喜歡搞協調。

為什麼？因為專業的事，是對一個具體的事；協調的事，是對一群人。

你以為左右逢源的人，就會所有人說你好嗎？

不是的。

越是左右逢源的人，越容易變成大奸臣。

如果得罪那個掌握話語權的人（不在於官職多大，比如史官），分分鐘變成大奸臣。

另一個是自我標榜的忠臣。

理念好，不見得效果好

比如，明朝東林的一些人。

對於敵人，動不動就搞一個十大罪狀，但都是道聽途說，甚至無中生有。

而自己呢？

好一點兒的，以道德文章自居；

下限低的，我是忠臣，你是奸臣，不問什麼原因。

一般來講，在明朝後期，分辨忠奸是這樣的標準：

我這一撥的，都是忠臣；你這一撥的，都是奸臣。

如果這樣，忠臣也忒好當了。

那麼，奸臣好當嗎？

我們可以看兩個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

一個叫秦檜，一個叫和珅。

秦檜：宋高宗的“白手套”

秦檜的生平，就不用跟大家多介紹了，甘當投降派，害死了力主抗金的岳飛。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這人活了八十多歲，做了17年的丞相，而且是獨相。

有人可能會說，這就是奸臣可恨的地方。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千年。

但是，你以為活著就好受，就舒服嗎？

開始的時候，秦檜是以“忠臣”的面目出現的：金國攻佔汴京，擄走徽欽二帝，想讓張邦昌當皇帝，別人都不敢說話，秦檜跳出來反對。

金國對有氣節的大臣很看重，沒有殺他，把他帶到了金國。

後來，秦檜歸宋，像他這樣在敵營呆過的文官，再開腦洞也開不到帶兵去打金國的地步。

要想混的好，當然得琢磨主子的想法。

於是，他的主導理念就成了“議和”。

為什麼呢？

因為宋高宗要議和。

這種事，不符合儒家的氣節，費力不討好，高宗哪能自己提出來呢，一定找個代言人，或者“白手套”。

這個人就是秦檜。

“投降”的好處，高宗得；但罵名，必須秦檜背。

後來，想這麼做的還有崇禎。

只是可惜，明朝無論從“不稱臣、不納貢”的祖訓，還是理學的極端化發展，再到廟堂環境，比宋朝有了很大不同，以至於連個“奸臣”都找不出來，全是“假忠臣”。

至於和珅，我們可以從他“創業故事”，瞭解他到底在想什麼、要幹什麼。

和珅對於自己的“職業設計”很奇葩。別人都好好讀書去考狀元，他卻要去給乾隆當轎伕。

這樣，他在轎伕裡面是最聰明的；在讀書人裡面，又是離乾隆最近的，獲得了“比較優勢”。

有一次，乾隆在給那些大臣訓話，引用了《論語》中一句話，沒想到說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

這可是個嚴重問題。

乾隆一向標榜自己的學問，這要是說不出來，不但面子沒有了，治理也要出問題。

和珅第一個反應，是幫乾隆把話接下來

一轉念，這可不行，絕對不行。

你把下句話告訴乾隆，不但乾隆沒面子，你腦袋也掉了。

那就悄悄的告訴，不讓人聽到？

那也不行。因為別人不知道，乾隆自己知道啊，見到你還是彆扭。

和珅是怎麼做的呢？

他悄悄站到乾隆正後方，別人看不見他，用皇上才能聽到的聲音，說了下句話的前倆字。

這樣，乾隆就會覺得這是自己想起來的，也能說服自己，這就是自己的水平。

和珅琢磨人，琢磨的很深。

他不僅考慮乾隆的淺層需求，還考慮深層需求；不僅考慮場景需求，還考慮人性需求。

正因為他滿足了這個需求，所以得到了乾隆的青睞。

這樣能琢磨人的人，能從頭到腳讓被琢磨的人舒服。

我們從兩個“奸臣”的故事裡，能提煉出什麼呢？

當然不能只講琢磨人、琢磨事。

奸臣就不琢磨事嗎？

如果蔡京、魏忠賢賺不到錢，恐怕也得不到皇帝的專寵。

忠臣就不琢磨人嗎？

所以，我們看待歷史過往，應該跳出忠奸，用一個第三者的視角，看到裡面更有趣的東西。

或許，我們可以把忠臣、奸臣，提供的東西，看成一個產品。

忠臣，是致力於提供“公共產品”的。

提供公共產品的人，面對的是不特定的大多數，他們首先會做什麼？

一定就會義無反顧，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嗎？

當然會有人這樣選擇。

可是，從最正常的反映來看，他會首先做“價值判斷”。

就是我這麼做，是合乎道義，合乎儒家經典的，是可以在史書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是能贏得官聲的，是能造福百姓的。

沒錯，這就是忠臣的價值排序。

對於有的忠臣來說，辦實事排在前面；對於大多數忠臣來說，青史留名才是真正第一位。

所以，這就造就了不同的忠臣，有的忠臣為民請命，有的忠臣一身清白，有的忠臣抵抗異族……

當然，那些假的忠臣，最終也被歷史所盪滌，沒有留下太響亮的名字。

不過，我們在推崇忠臣時，一定要清楚一點，忠臣們所主張的，有時並不見得會有好的結果。

因為，致力於提供“公共產品”是一回事，這個“公共產品”真正發揮效用，是另外一回事。

奸臣呢，當然就是“私人產品”的提供者。

這樣，他就不用作儒家的價值判斷，甚至，會討厭這些價值判斷。

比如，明朝的那些大太監們。

按照儒家的價值判斷，他們是天生的“奸臣”。如果執著於這一點，會認知失調的。

所以，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解釋方式。

而在實際操作中，他們只需要考慮皇帝的感受，或者，假裝考慮皇帝的感受。

但是，這個“私人產品”並不一定純粹是“惡”的。

崇禎皇帝上臺之後，要用忠臣，抓姦臣，把魏忠賢殺了，突然發現“忠臣”們只會唱高調，根本賺不來錢。

沒有錢，玩啥也玩不轉。

確實，“奸臣”們提供的是“私人產品”，但古代朝廷就有很強的私人屬性，是家天下，皇帝窘迫了，天下就不好治理。

這真是一個糾結的問題啊。

那麼，我們還要區分忠奸呢？或者是，我們今天談論這個話題，有啥意義呢？

實際上，忠奸問題，本身就是個價值判斷。

這個價值判斷，來自儒家，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儒家。

做這個判斷，當然是為了治理。

因為儒家需要一個思維模型，來看看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強盛，什麼導致了衰敗。

以前的模型，是賢臣、小人。

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是前漢強盛的原因。

理學興起之後，就變成了忠臣、奸臣。

如果朝廷出了問題，發生了不可控制的事，那就是朝裡出了奸臣。

因為明清小說、話本的影響，以至於現在很多人看明清以前，也以忠奸來劃分善惡。

而看歷史，是可以有很多模型的。

同樣，我們看待今天的問題，同樣需要很多模型，而不是隻有一個。

比如，把所有的事情都區分成中國的、外國的，好的、壞的，道德的、不道德的。

恐怕就看不清事物的複雜性。

我們需要多元思維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