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漢紅十字會因為物資分配問題被推上風口浪尖。“紅十字”是個純粹舶來的概念，100餘年前才傳入中國。

1938年，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在漢口進行“空襲救護”

1911年10月23日，沈敦和麵臨著一個重大抉擇。他手裡是一封剛收到的電報：“以兩軍死傷過多，請即親率紅十字會中西醫隊迅速前來戰地，普救同胞。”

電報來自戰火正熾的武漢漢陽長江上的一艘兵輪。13天前，在那裡打響了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槍聲。

沈敦和在上海是位名人。他先後出任過上海江南水師學堂的提調、吳淞自強軍營機處總辦淞滬鐵路的總辦、上海閘北巡警衛生處總辦等職。但此刻沈敦和更為人所知的身份，卻是7年前創立於上海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中方辦事總董。

沈敦和

正是“紅十字會”這幾字的頭銜，讓沈敦和無法平靜。前線兩軍對陣，每天都有人在死傷，早一天上前線救治，就早一天挽救許多生命。

但也是“紅十字會”這幾個字讓沈敦和不敢不謹慎行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已經停止運作4年了，現在的紅十字會歸“大清紅十字會”管，這“大清紅十字會”怎麼會批准這種行動？

沈敦和對“大清紅十字會”沒好感，一天之內就做出了決定：管它什麼“大清紅十字會”，撇開它，自己組織人馬上前線救人去！

日俄戰爭催生“上海萬國紅十字會”

1904年以前，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沒聽說過“紅十字會”這幾個字。瑞士人杜南於1863年創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時，中國正處在兩次鴉片戰爭後、太平天國與清王朝最後決戰的年頭。

到後來，列強開始瓜分中國，催生了中國的洋務運動。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彼時國際紅十字會運動已經跨越歐、美、亞等大洲，得到數十個國家的承認和參與。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日本的紅十字組織“赤十字社”來到中國戰地，他們不僅救日本人，也救中國人。

日本在1877年成立紅十字組織，到甲午戰爭時，已加入國際紅十字會7年。在戰場上對敵我雙方的受傷士兵都予施救，這是紅十字會的國際慣例，但在中國人看來，這簡直匪夷所思。

當時的清朝軍隊還有過傷害紅十字隊員的行為，受到西方人的訕笑，這一切對國人刺激甚大，一時成為媒體上的輿論熱點。

那一年的《申報》上有人指出，紅十字會是國家文明的標誌，而今天的世界各國，“除野蠻外，凡有教化之邦，無不踵興斯會，所未興者惟我中國及北韓耳”。中國是文明大國，本應最重仁義，怎能讓士兵在戰場悲慘呼號，讓別國嘲笑我們是野蠻之邦？

真正催生出中國第一個紅十字會的，是1904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那一年，日俄兩強為爭奪中國東北而開戰，軟弱無能的清政府根本無力阻止戰火在自己國土上燃燒，宣佈“中立”。而中國的老百姓深受其害。

在開戰前，日本曾經派船接走本國僑民及別國洋人，開戰後，清政府的官員也想派船去旅順接本國難民出來，卻被駐當地的俄國人拒絕。訊息傳來，各界震驚。沈敦和與一批上海的紳商們決定要做些什麼。

他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一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中國歷史上，歷來不乏由士紳出面主辦善會的傳統，但這個東三省普濟善會，卻加上了“紅十字”的稱號。

他們的目的是讓交戰的兩國軍隊，都能按紅十字的國際慣例，為他們的救援提供方便。但他們很快就意識到，這樣的組織實際上不倫不類，恐怕難以得到交戰雙方的認可。

沈敦和對他的朋友們說：“紅十字會之設始於瑞士，遍於環球。獨吾國向不入會。以不入會之國而欲設紅十字會，外人必不承認。不承認，則不允入戰地以救民。事亟矣！”

沈敦和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他找到這位在華傳教士中的領軍人物，請他幫忙，說動在華的英、法、德、美等國代表，共同成立一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這樣的紅十字會，日、俄還敢不認可？

這真是一個絕妙的點子。1904年3月10日，在沈敦和、李提摩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宣告成立。

由“萬國”走向“大清”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是一個與中國傳統慈善組織完全不同的組織。它的權力機構是董事會，由45名董事組成，從中再推出9名“辦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包括英租界總董、法租界總董、李提摩太等，華董2人，包括沈敦和。而清政府，這時因“局外中立”並不出面。

李提摩太在會上說：“設局之意，首在籌款。唯所籌之款，並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將來拯救難民，不分中外。”

華董們決定先期募捐銀5萬兩。他們向各省發“撥助捐款”的通電，又在《申報》上登出勸捐啟事。到了5月，他們已募到了20萬兩白銀，清廷也以光緒帝的名義頒發了內帑10萬兩。

當時日俄兩國雖允諾“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行動，但只允許他們在戰場之外救援，救援行動實際以接救難民脫離險境為主。中國政府方面則免收萬國紅十字會的電報、輪船和火車費用，滬漢之間的火車也予以半費。

據統計，一年多裡，萬國紅十字會共接運131177名難民脫離險境。另一方面，紅十字會在牛莊（今營口）設立戰地醫院。

這裡集中著在此避難的東三省各國傳教士，醫院主要由西方醫生們負責，為難民們療傷並設立難民庇護所，整個行動中，共救治傷員26000人，出資遣難民返鄉者2萬人。

營口紅十字會舊址

戰事結束以後，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繼續賑濟戰區難民。3年下來，被救助的總人數達到46.7萬人，因傷重不治而亡的僅331人。無論是中方還是西方的紅十字會員們，此次行動全部是志願行動，不支薪水。

到1907年，日俄戰爭已結束兩年，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正式宣告終結。在萬國紅十字會完成使命後，應該考慮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自己永久的紅十字會了。這也是沈敦和們的願望。

但是，盛宣懷與沈敦和的想法並不相同。1910年2月，朝廷任命盛宣懷成為政府任命的中國紅十字會首任會長。盛宣懷希望把中國紅十字會改名為“大清紅十字會”。

“中國”變“大清”，兩字之差，卻是紅十字會由民辦變為官辦之意。盛宣懷在另一封信中說得更明白：不如把中國紅十字會納入清廷民政部門，由政府辦理。

將民辦改為官辦，可以讓盛宣懷這位官派會長在紅十字會中擁有實權，這恐怕是盛宣懷積極推動紅十字會改名“大清”的動力之一。

1910年1月，大清紅十字會的6條試辦章程推出，關於紅十字總會所在地，清朝軍諮處提出應設在北京而不是上海，其餘紅十字會設施均應配合軍方需要並隸屬軍方指揮，更提出總會在會長之上應設Quattroporte一職，由清廷親貴擔任。

而上海的紳商們則憂心忡忡。沈敦和向盛宣懷“力陳利害”，他說，如果紅十字會歸軍方籌辦，遇到有戰事時，只能隨本國軍隊後方行動，這與原紅十字會的中立宗旨相悖。況且，原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系募捐中外捐款所成，難以歸併。

然而“大清紅十字會”的關防已經在鑄造中。1910年5月16日，這枚大印送往上海，6月5日，“大清紅十字會”關防正式啟用。

民間慈善的輝煌演出

1911年10月24日，也就是沈敦和收到漢陽電報的第二天，“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在上海的租界工部局議事廳召開。這個“萬國董事會”仍依照“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組織形式，由推舉出的14人董事會領導，沈敦和與英國按察使蘇瑪利出任總董。

就在“萬國董事會”兩天後，盛宣懷因“保路運動”被清政府罷官。11月13日，清廷宣佈由呂海寰接任大清紅十字會會長。但沈敦和在上海已經另闢新徑幹得熱火朝天，根本不聽他這位官派會長的招呼。至此，中國紅十字會分成京、滬兩會的格局，已經形成。

“萬國董事會”做的第一件事，是派出以英國醫生柯師為首的戰地救護隊。與日俄戰爭時一樣，不分“革（命）軍”還是清軍，一概救治，但與日俄戰爭時不同的，是這次救護都是在戰場之內，救護隊員的危險係數大大增加，而清軍還有多次“誤擊”。

“萬國董事會”做的第二件事，是募集資金。募捐的廣告隨即在《申報》等新聞媒體上刊出。另一種集資的手段，是徵集紅十字會員。當時將紅十字會員分為三種：名譽會員、特別會員和正會員。交納會費200元，可以當特別會員，交25元，就是正會員。

“萬國董事會”做的第三件事，是埋葬死者。

在“萬國董事會”派出醫療救護隊前後，大清紅十字會的各地分會紛紛成立，加入行動。據統計，辛亥革命期間，各地設立分會65處，建立分會醫院30餘所。

此外，民間還有各種慈善組織自發加入救護行列，比如“戰地慈善會”“上海救恤分會”“學生救傷社”“中國赤十字社普濟善會”等等。

其中最搶眼的，是有“穗城奇女”之稱的張竹君率領的“中國赤十字會”。這位女俠平時頭戴禮帽，一身男式西裝，乘坐無頂小轎穿街過市，被稱為“女界的梁啟超”。

張竹君

在戰地，她在不絕於耳的哀號聲中，隨走隨包紮傷員，直至兩手盡腫，高燒病倒，幾次險些送命。甚至有人把她比做“南丁格爾（英國著名戰地護士）之再見（現）”。

然而，這是中國民間慈善組織戰地救護的最輝煌也是最後的演出。

徹底轉為“官辦”

1912年5月7日，第九屆國際紅十字大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3月，大會通告發到了北京，這時，清廷已倒臺，剛剛上任的民國總統袁世凱命令紅十字會自籌經費自己派人去，這就把紅十字會京、滬兩派的矛盾給挑開了。

京、滬兩會都各自派了自己的代表，出現在華盛頓的會場。為了“免傷本國體面”，代表們發表宣告說，中國的紅十字會總會及辦事員均在北京，凡有關會務函件都應該發給總會會長呂海寰。這一來，北京總會算是扳回一城。

華盛頓大會之後，兩會合並已經不能再拖。這時候，北京政府旗幟鮮明地表示支援京會的呂海寰。而呂海寰雖有官方的支援，但在募款、醫療、救濟等實際工作方面，缺乏能力和資源。

經過幾輪談判，最後雙方達成妥協：統一後的紅十字會總會在北京，由呂海寰當會長，沈敦和為副會長，常駐上海。

這一妥協在當年9月29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的紅十字會全國代表大會上得到了確認。沈敦和同時還出任紅十字會“常議會”的議長，這個常議會握有對總會資產的管理和監督權，實質上成為總會的決策機關。

10月30日，中國的紅十字會的“統一大會”正式在上海召開。呂海寰覺得雖有會長的正統之名，卻實際沒有對資產的控制權，他以事務太多為由沒有出席上海的這兩次大會；而沈敦和說，把會長讓出來，他此舉是“不被虛名，力求實際”。

不僅京滬雙方對此結果感到委屈，政府對這個結果也不滿意。1914年，民國政府自行宣佈《中國紅十字會條例》11條，強調政府對紅十字會實行監督、管理的權力。不過，由於當時政局動盪，也由於上海方面的軟磨硬泡，這些條例也一時無法貫徹。

到了1919年，不耐煩的政府終於覺得非要拿掉沈敦和了。4月29日，政府直接任命蔡廷幹為紅十字會副會長，沈敦和至此除了辭職，無路可走。失去紅十字會副會長職務一年之後，1920年7月9日，沈敦和因病逝世。

3個月之後，呂海寰也辭去了紅十字總會會長職務，政府任命汪大燮接任。此後，紅十字會一步步地在中國失去獨立地位。1933年，國民政府公佈管理條例，1934年，紅十字會根據政府法令徹底改組，常議會不復存在，變成為理事監事會。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紅十字會最主要的工作是輔助政府做戰地救護工作。抗戰勝利後，紅十字會歸國民政府行政院管理，全部人事也由行政院指派。

新中國的“紅十字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蔣夢麟帶領一部分人去了中國臺灣，各地組織紛紛解體。祕書長鬍蘭生等七人，於1950年組成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中央政府決定：鑑於紅十字會的特殊性質及歷史狀況，採取改組而不是接管的方式，將舊中國紅十字會改組為新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搬遷北京，現有總會職工除不願赴京者外，全部留用；總會所有資財要妥善保管，不得隨意處理；將北京東城區乾麵衚衕22號房屋（民國初期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舊址）騰讓出來，作為總會遷京後的會址。1950年8月2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紅十字會協商改組會議（實際為新中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紅十字會改組事宜。會議明確規定，中國紅十字會為“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的人民衛生救護團體”，定名為“中國紅十字會”。這次改組，為新中國紅十字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61年10月，中國紅十字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從1950改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10多年間，中國紅十字會按照自身的性質和任務開展工作，在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外交事務中發揮了特殊作用。在國際上，改組後的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於1950年9月5日電告紅十字會協會，並派代表參加第21屆理事會。1952年，中國政府外交部長宣佈承認1949年修訂的日內瓦四公約，8月，第18屆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大會承認中國紅十字會是中國唯一合法的全國性紅十字會。這是新中國在國際組織中恢復的第一個合法席位。在國內，改組後的中國紅十字會積極整頓、發展組織，協助衛生部發動民間力量開展醫療衛生工作，協助救濟總會開展救濟工作。到1966年，全國已有縣級紅十字組織400多個，會員人數也增加到50多萬，基層組織5000多個。各級組織積極開展紅十字活動，如組織醫療救護人員以醫療服務隊的形式開赴治淮工地、受災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為群眾治病、宣傳衛生防疫知識；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組織了七個志願服務大隊、666人蔘加戰場救護。在協助大批日僑回國探親，協助遣返戰俘等方面也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剛剛起步的中國紅十字會被極左思潮冠以“封資修”的帽子而受到批判，各級紅十字組織機構被撤消，總會大部分工作人員調離或被下放到幹校，國內工作被迫停頓達10年之久。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國務院以63號文批准中國紅十字會恢復國內工作，中國紅十字會各級組織相繼恢復，各項工作漸漸走向正常，開始走上發展壯大的道路。1979年2月，中國紅十字會第三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1985年5月，中國紅十字會第四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會議明確提出：中國紅十字會的工作重點在國內；中國紅十字會是全國性的人民衛生救護和社會福利團體，是政府的助手；首次提出要把中國紅十字會辦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紅十字會。在“四大”精神指引下，中國紅十字會的各級組織得到很大的發展，各項工作都取得很大進展。到1989年，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恢復和建會，基層組織達到8.7萬個，會員850萬。1990年2月，中國紅十字會第五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開始醞釀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1993年10月31日，在各方面努力下，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以國家主席令公佈施行。國家以法律的形式對紅十字會工作做了規範，從此，中國紅十字會走上依法建會的軌道。任何輝煌的歷史都是由一個個當下的努力組成的，大疫當前，萬眾矚目，希望武漢紅十字會，回顧歷史沿革，且行且珍惜。

作者 ||黃艾禾

圖文整合 ||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