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民族：“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美國著名的學者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日本的被世界文化學界奉為經典的大作《菊與刀》中曾總結日本人有以下特點：一是日本人具有強烈的群體性，習慣於聽從強者的命令。二是日本人思想情緒化、黷武。三是日本社會不存在理性主義，缺乏真正能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四是日本人在外交和經濟政策缺乏戰略思考。

而日本在二戰後對待兩個美國人的不同態度，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註腳。這兩個美國人一個叫保羅·蒂貝茨，一個叫柯蒂斯·李梅。

保羅·蒂貝茨就是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的美軍飛行員。1945年8月6日2時25分，蒂貝茨身帶幾支雪茄和他最喜歡的菸斗，還帶了一個以防機組人員在意外情況下降落到敵佔區，被敵人俘獲而裝了十幾粒氰化物毒藥的盒子，駕駛以其母親“艾諾拉·蓋伊”名字命名的一架序號為44-86292的B-29轟炸機，從天寧島起飛前往日本廣島市；上午8時15分，一顆代號為“小男孩”的原子彈在廣島被投下，導致約14萬人死亡。

由此，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至今也是唯一一個遭受原子彈攻擊的國家，至今日本還在國際社會扮可憐，把自己裝扮成二戰的受害國家，每年8月6日在廣島大規模舉行原子彈爆炸紀念活動，持續為遇難者舉行追悼儀式，呼籲世界和平無核化。

而投下原子彈的蒂貝茨也因此數次被推上“風口浪尖”，生前一直被日本人要求道歉，但他每次都堅定表示，他無悔於當時的行動：“當我接到這項任務（原子彈轟炸），我就知道這事容易觸發人們的感情。”“我知道自己所扔下的那顆原子彈殺掉了很多人，但同時也拯救了很多人，所以我和我的同事只痛恨戰爭，卻從來不為1945年8月6日上午8時15分乾的那件事後悔。”

蒂貝茨在他臨終前兩年—2005年接受採訪時仍說：“我們這些人也有感情，但你得把這些情感置於一個大背景中。我知道那會造成很多人死亡，但為儘快結束殺戮，這（轟炸）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事。這個想法成為我的動力來源。”“該死的戰爭，戰爭讓很多人死掉，那簡直糟透了，但是戰爭毫無道德可言，我從來沒把（投放原子彈）和道德等同起來， （所以）我每晚都睡得很香。”1959年，蒂貝茨獲晉升為准將；1966年從美國空軍退役，2007年以92歲高壽逝世。

柯蒂斯·李梅就是以導演日本戰略轟炸、史稱“李梅火攻”的具體指揮者。他對暴力堅信不疑，將轟炸機重型轟炸機視為知己，很少說話，從來不笑(其面部神經曾因凍傷而壞死，所以無法做出笑容)，素以對飛行員要求嚴格著名，有“冷戰之鷹”稱號，是將作戰飛機變成殺人機器的天才。

1945年1月，柯蒂斯·李梅少將具體負責組織對日轟炸。之前飽受美軍轟炸的日本已叫苦連天，但李梅尤賺不夠，為加大打擊效果，李梅要求拆除轟炸機上所有的槍炮炮塔，執行轟炸任務時不帶槍炮彈藥 ，從而減輕 B-29 的重量，以便攜帶更多的燃燒彈。持續4個多月的轟炸，簡直把日本炸成人間地獄。大火遍及日本，到處是殘垣斷壁，把日本人炸的是七葷八素，幾乎使日本回到石器時代，共造成50多萬人死亡，800多萬人無家可歸，破壞力超過了後來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效果。日本政府有些人悲觀地預言，若再炸下去，“日本只會剩下兩種人——死人和瀕死的人。”因此，日本人對李梅恨的是咬牙切齒，日本人叫他“鬼畜李梅”（ 鬼畜ルメイ），意思是從地獄裡跑出來的惡鬼。

但李梅對此不以為然，他非常清醒地說：“如果美國輸掉了戰爭，我充分相信我會因為戰爭犯罪而受到審判，只要看看日本人是怎樣對待那些參加1942年杜立特空襲的身穿軍服的美國飛行員就知道了”。就是到了戰後，他仍然堅持說：“殺日本人並沒有使我感到不安。使我不安的是戰爭的結束。所以我不在乎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我們的行動中被殺。”戰後，李梅以四星上將軍街在美國空軍參謀長任上退役。

1964年，日本內閣給李梅授勳的理由是：作為日本航空自衛隊之父，李梅在戰後幫助建設了航空自衛隊並且幫助構築了一直到現在還在執行的日本國土防空系統。這枚勳章本應由日本天皇授予，但想到在李梅火攻中日本皇宮也被燒了一部分，戰後失去實權的日本天皇沒有忘記這一幕，就由一位大臣代替。而李梅也覺得這枚勳章沒有意義，此後他從來都沒有掛過這枚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