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秋，東北爆發了以哈爾濱為中心的烈性鼠疫，大批人員染疫身亡，引起社會恐慌，東北疫情成了世界輿論焦點。

一時間防疫變成擺在東北官府面前的頭等大事，而招募醫生(主要是"西醫"), 成了當務之急、重中之重，緊急之下薪酬極其優厚。

先說點題外話，介紹一下清末"西醫"在東北的情況。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上世紀初中國"西醫東漸"最風光的不是廣州和上海，而是東北，這是由地緣政治決定的。自1861年東北開埠，先是英法，後是俄國和日本，都在東北建立了勢力範圍, 西醫也隨之落戶發展起來。

1882年，蘇格蘭傳教醫士司督閣來到東北營口，第二年在奉天的小河沿開辦了一家西醫診所，這是東北西醫的起點。後發展成盛京施醫院（附設西醫學堂）和奉天醫科大學，為東北和中國培養了很多醫學人才。

司督閣

1903年，沙俄在哈爾濱建成的中東鐵路中央醫院，是同期中國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善、醫療條件最好的西醫院之一。

當時東北土洋混居，衛生防疫也成了列強幹涉中國內政的藉口，日俄就曾多次插手相鄰城鎮的管理，造成嚴重衝突。為了應對威脅，也為了便於對外交涉，東北各地方政府成立了衛生機構，聘請西醫來管理，開始了"官聘西醫"。

1863年，山海關海關醫官由英國醫生代儷擔任，這是"官聘西醫"之始；1899年，聘日本人內田鎮一任營口衛生局長。之後東北大城市陸續建立的衛生局，均聘西醫主持行政。

1904年，"奉天官立衛生醫院"成立，這是東北第一家官辦西醫院，盛京將軍增祺致函直隸總督袁世凱，請求支援幾位西醫。袁世凱指示北洋陸軍軍醫局辦理，選調了三位：湯富禮、王恩詔、姚啟元。湯富禮出任醫院提調醫官（業務院長），王恩詔和姚啟元充任醫官（主治醫師）。醫官的薪酬是每月250兩白銀（含50兩地方補貼），而同期奉天警察總辦的月薪才是200兩。

西醫高薪是一方面由於此時洋醫生比較多，需比照他們在外國的薪酬水平；另外西醫數量不足，各處爭相聘用薪酬高企。高薪和受社會尊重，使得清末學西醫深受學霸青睞，不僅是留學生的熱門選擇，也抬高了國內西醫學校的錄取門檻。

清末西醫有一套比照官員的職稱系統，比如醫科通判，就是正六品。衛生機構聘任西醫的薪酬普遍是同品級官員的2-3倍。相比之下中醫的待遇卻要差很多，大約是西醫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寫這段背景是為了說明，東北大疫期間醫生的高薪，不完全是招募"勇夫"的重賞，當時的西醫本就是一個高薪職業。

1910年11月9日， 哈爾濱發現第一例鼠疫患者，由俄國人主導的哈爾濱市政議事會決定高薪臨時聘請醫生防疫。臨時醫生的月薪是450盧布（310兩白銀--作者），是平時的1.5倍。

除此之外，還為每位醫生提供一份10000盧布（6896兩）的保險，一共招聘了6位醫生和11位醫學院學生，都是俄國人和法國人。

此後不久疫情加重，引起國際關注，清政府頒旨全力抗疫，准許東三省動用財政資金聘請醫生。

上任不久的東三省總督錫良立即四箭齊發。

錫良

第一上書朝廷請求支援。清廷責成直隸總督從北洋軍醫局和北洋軍醫學堂，派出5名醫官，3名醫士（剛畢業的實習醫生）和20名醫學生，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伍連德先生。隨著疫情的日益嚴重，又陸續抽調了直隸和山東、河南等地的醫生，趕往東北。

伍連德

第二任命司督閣為奉天省鼠疫防疫委員會總顧問，並負責協調國際醫療援助隊和國際援助物資。司督閣不顧年老體弱，親赴現場解剖確認了奉天第一例病源，帶領盛京施醫院所有醫生參加防疫工作。

第三致函給外務部，透過外交渠道、各國慈善組織以及教會，來招募醫生、籌集抗疫物資和善款。

第四和兩江總督張人駿、直隸總督陳燮龍、兩廣總督張鳴岐聯絡，請求在上海、天津和廣州幫助招募醫生。

東北最初以高於北洋醫官的薪酬標準招募臨時醫生：醫官300兩，醫士120兩，因疫而亡撫卹1500兩。

但疫盛之時，法國醫生梅尼和學生先後死亡，對履職醫生和招募工作都有影響，錫良決定加薪：

總醫官伍連德500兩，醫官300兩，醫士220兩，學生100兩。如因疫身亡，撫卹金醫官10000兩，醫生5000兩，學生3000兩。

這個標準在當年是非常高的了，醫官的薪酬堪比巡撫（省長），撫卹金更是等同陣亡或殉職的總督級大員。東北抗疫可以說不惜代價。

在實際操作中，外國醫生的薪酬還要高一些，透過日本駐奉天領事招聘來的20名日本醫生，月薪為450日洋（約340兩—作者） ，另付路費400日洋（300兩），如履職死亡，卹金為10倍月薪（3400兩）。

即使全力招募，抗疫一線的醫生也是奇缺，錫良給清廷的報告裡寫到，"現望醫如望歲（像農民盼望收成一樣盼望醫生）",現在讀起來依然感到心酸。

這次疫情兇猛如烈火，發病快、死亡率高，短短几十天，就死亡幾萬人。不僅是老百姓，一線醫生和防疫人員也極危險。和司督閣一起工作的英國醫生亞瑟.傑克遜, 在12月25日不幸感染殉職，他是劍橋大學醫學院畢業生，在中國小有名氣。他於聖誕節殉職，在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國家看來是很神聖的，中外大報都刊載了這則新聞，反響很大。

但更多冒死奮戰在一線的，還是以伍連德先生為代表的中國醫生和防疫人員。伍連德現在廣為人知了，這裡介紹其他幾位中國早期專家，希望他（她）們不會被遺忘：

營口防疫醫院院長郭鍾韶，畢業於日本熊本醫學院和東京傳染病研究所，相當於碩士學位，回國後被清廷授予醫科舉人。他是中國最早的傳染病專家之一，原在北洋醫學院任教習（教授），疫情之後被派往東北。

張守道、張進忠看名字像男士，其實她們是中國最早一批女西醫，她們都是東北人，畢業於營口的普濟教會醫學院，被安排在錦州工作。

楊富榮畢業於日本吉川醫學院，是最早考取日本軍醫證書的中國人。疫情發生後，由鳳凰廳（丹東地區）聘請在丹東負責防疫。

鄧松年畢業於北洋官醫學堂，民政部頭等醫官，負責黑龍江廟臺子地區防疫。

王玉麟畢業於奉天基督教公立醫學堂，擔任遼陽防疫醫官。

喬寶齡盛京施醫學堂的第一期畢業生，被派往哈爾濱協助伍連德先生。

而大批普通卻不可缺少的護衛隊員、警士、衛生隊員（負責掩埋焚燒遺體）大都沒有留下名字，他們染疫身亡的撫卹金也很低，多則2,3百兩，少則2,30兩。

"觀操守在利害時"，清末包括民國初年的西醫，屬於社會的精英階層。在那個年代，有能力、有意識讓子女接受西式教育的，都不是普通家庭；能在激烈競爭中考入西醫學校的，也不是普通孩子。

中國傳統文化中懸壺濟世、人命至重，自幼就融入他們的思想，在大學特別是教會醫學院，又普遍接受博愛樂施的教育，執業後優厚的薪酬和令人尊敬的社會地位，讓醫生體會到榮譽的同時也非常自律。

總的說這批人的道德標準、職業操守都是很高的，那時候沒有醫德醫風檢查，但極少有西醫的負面新聞。翻閱舊報紙，倒是能看到不少有關西醫堂義診、施藥；醫生自掏腰包給貧困病人買營養品；大醫師親自給病人導尿等新聞。

1910年大疫，政府對執業醫師沒有強制辦法，唯一能做的就是請求幫助和高薪招募。

儘管薪酬在一般人看來相當高了，但對於高收入的醫生來說，還達不到讓其甘冒生命危險的程度。這些人能夠不懼生死，來到一線防疫，更多是出於醫者仁心。

由兩廣總督幫忙在廣州招募的9位中國醫師和1位英國醫師，自願按照北洋醫官標準來東北，薪酬每月250兩，宿膳補貼50兩，共計300兩；因公病故恤銀1500兩。

外務部在北京專為東北抗疫，舉辦了旅華教會醫生招募會。聘用了6名熟悉漢語的教會醫生，月薪300兩，恤款10000兩。東三省總督錫良怕這些洋人到東北後飲食生活不習慣，主動提出增加宿膳補助50兩被婉拒。

新民府（遼寧新民當時是大城鎮）聘請日本醫師守川歆顯任防疫醫官，"該醫半盡義務，月送小洋100元(不到80兩，此為補助費--作者) "。

守川醫師後在履職中因疫殉職，幾天後其妻也相繼病故。

大疫之中也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

上海也是中國西醫的發源地之一，有幾所教會開辦的醫學院校，培養了不少人才。

上海聖約翰大學

所以錫良給兩江總督的電報中對在上海招募醫生寄予厚望，"貴省華生學西醫者甚眾，乞遣派十數員即日航海來奉。"，但上海道臺回覆，僅聘到醫生2名、司藥（藥劑師）1人。這兩名中國醫生曾負責過檢疫，極有經驗也深明大義，只要月薪260兩，東北政府把二人薪酬調到標準水平。

錫良不死心，再次電告請求，"務選派防疫素有經驗之員五六員"；兩江總督回覆，上海附近醫生"為自顧性命起見，願往者甚 少… 遍登廣告延聘，應者迄尚無人 "。

醫者仁心、悲憫眾生、自我犧牲，不能強求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精神高度。

古代醫學水平低，對疾病和瘟疫的恐懼和無奈，讓古人對醫者寄予莫大期盼，有些不免理想化。"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諄良不可信也。"。

培養一個醫生確實很難，他的工作關乎生命，他們可以也應該有高薪，但不能缺了仁心。醫生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的操守和道德相比其他職業更為重要，甚至要高於醫術。

合理的高薪是操守的基礎，但僅靠高薪買不來操守，還要靠道德修養、制度和監督，才能形成一個讓精神貴族不另類、受尊重，讓貪邪之人有所忌憚的職業環境和社會氛圍。

100年前那些放下優越生活，不懼生死，心繫眾生的中外醫生，不論用什麼標準，都稱得上醫者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