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是信奉基督教的，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的化身。並以巫術的力量成功招攬了有一大批信眾，也使得他反清起義在最初的一段時光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率領的太平軍最初是佔領了永安城的，但是遭到了清軍的重重圍攻，於是，洪秀全只得突圍永安城尋找新的根據地。

1852年4月，太平軍在清軍的圍攻下得以成功突圍，這可以視為一座里程碑。永安突圍後，太平軍對清軍進行了戰略進攻，並迅速佔領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1852 年 12 月 23 日 太平軍佔領漢陽；1853 年 1 月 12 日攻克武昌；2 月 9 日開始沿長江東下， 3月19日，太平軍攻克南京，對上海造成極大的威脅。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太平軍的勢如破竹，對清廷造成了極大地震動。而太平軍迅速對清廷所形成的動搖之勢，西方世界英法美等國從商人、傳教士到官方都是萬分高興的。當然，也為一直寄希望於通過種種途徑在中國獲取更多利益的西方列強所震動。太平軍起義之初，西方列強聽此訊息，還挺高興。特別是那些在華的傳教士和外國商人，對太平天國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太平軍畢竟是打著“上帝”的名義的，這讓西方傳教士感到，這是“上帝的手插入到中國來，這是無可懷疑的。”如果太平天國勝利了，中國人都信奉基督教，信奉上帝，這將形成一個基督教的世界，這將是“偉大的宗教運動”的勝利，將是一場“偉大的道德奇蹟”是“文明的曙光”，希望渴望看到這種曙光。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起義爆發後，就對太平天國表現出了一種濃厚的興趣。丁韙良在自己的回憶錄《花甲記憶》中說，太平天國起義，傳教士們在討論這一運動對於傳播基督教信仰可能帶來的機遇；因而，他們都在通過各種努力來調查南京的事實情況。“我也決心親眼看一下被太平軍佔領的南京……在一位中國基督教徒的陪伴下，我登上了一艘沿海岸航行的小船，途中遇上了暴風雨，我們被迫在一群島嶼之間躲避了一段時間。在上海我僱了一條平底帆船，並買了一條小划艇；前者將我們載到了鎮江下游的清軍水師艦隊處，後者使我能越過封鎖線，以進人太平軍控制的區域。這些準備工作都是以極其祕密的方式進行的，美國公使已下令禁止美國人跟叛軍聯絡。為了避開美國聯邦司法區執法官的警戒線，我頂風冒雨，從吳淞口登上了（去往南京）船。”[1]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廣州城全景

經過艱難的航行，丁韙良終於到達了南京。但是丁韙良希望拜訪太平天國的願望並沒有獲得成功。在清軍與太平軍對壘的險要形勢下，太平軍對一切可能進入控制區的人和行船都要進行嚴格地檢查。丁韙良所幸遇到了幾個曾經參加太平軍的當地百姓。這幾個人曾經參加過許多戰鬥。但是，他們是厭倦戰爭的人，所以悄悄地逃離了太平天國。盡然這是一種逃跑的行為，但他們還是對丁韙良描述了大多數戰士的信心和勇氣。由於他們相信太平軍領袖是“上帝”的兒子，肩負著神聖的使命。所以，他們即便是面對清軍的圍堵也絕不絕望。這樣的描述，使丁韙良對太平天國有了一種感性的認識，他在給曾經到中國與清廷進行商約談判，併成功簽訂《望廈條約》的現任司法部長顧盛的信中說，對因循守舊腐敗沒落的大清帝國政府，決不能“有過高期望”，而相反的“舊都（指南京）落入任何一群叛亂者手中，當然是全世界矚目關心的事。但當知道那些叛亂者竟是基督徒，他們不僅為中華帝國而戰鬥，而且對他們國內的偶像崇拜進行著十字式的鬥爭，人們的興奮就是無法遏止的了。”[2]

當時，對太平天國充滿期待，充滿希望，在西方的傳教士中有相當大的一批人。與丁韙良最初沒能成功進入太平天國，而只是道聽途說的感性認識相比。美國傳教士戴作士則成功地進入了太平天國，他的調查了解，則更多的是理性的認識。1853年4月，美國公使馬沙利懷著急於了解太平天國真實情況的心情，前往太平天國。當時，戴作士作為隨員一起前往。但是，當美國 “色士奎哈那”號軍艦由吳淞口進入長江後不久遇到暗礁而被迫擱淺。馬沙利沮喪地返回了上海。馬沙利雖然返回了，可是戴作士卻一個人自作主張地繼續前往，他改乘一支帆船前往太平天國控制區。當帆船進入鎮江時，艄公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不願前往，戴作士只有登岸徒步西行，於6月初進入鎮江。在這裡，他受到了太平天國將領羅大綱的接待。也使得戴作士看到了鎮江太平天國守軍的真實情況。戴作士離開時，羅大綱委託他向英國駐上海領事轉交一封公函。公函的內容是說明太平天國希望與西方各國通商，闡述了太平天國的通商政策。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廣州英國商館

此時，羅大綱還不知道戴作士是美國人，他把戴作士當作了英國人，所以才讓其代為向英國領事轉交公函。因為此前的一個多月前，英國公使文鹹曾經前往南京，試圖了解太平天國的情況，所以才有羅大綱讓戴作士向英國領事轉達太平天國通商政策的請求。

戴作士鎮江之行，對太平天國總結了三點認識：其一，太平軍首領雖然號稱上帝的兒子，但對西方並不了解；其二，太平軍有較強的軍事力量和較高的軍事技術；其三，他們普遍地對自己的事業正義性和最後勝利充滿了信心。[3]

在西方傳教士中，英國傳教士起初對太平天國抱有希望，充滿樂觀心態的也大有人在。

英國威斯萊教派一位名叫覺士的傳教士認為，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將是傳教士業的光明，因而他說，“雖然我不知道未來的歲月如何，我歡撥出現的曙光”[4]。

珠江上的“荷蘭炮臺”

英國聖公會香港維多利亞主教斯密斯在太平天國起義的訊息傳播中外之時，對洪秀全和太平天國軍隊大加讚揚。他說，洪秀全“把全國組成一個‘天下太平’的帝國，只有作為真神上帝的僕人和救主耶穌基督的信徒的太平王自己來做全體人民的政治首領和宗教首領，才能滿足人民的被虔誠所激起的狂熱。”

斯密斯認為太平軍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他們“嚴守基督教的十誡，並且加以更嚴格的解釋。丟邪眼、唱邪歌，以及一般激起淫佚放縱的事物，都被禁止和剷除。飲酒、吸菸、賭博、說謊、咒罵，尤其吸食鴉片，都是以一種絲毫不苟的道德決心予以禁止的。”[5]

對太平軍寄予厚望的還有那些外國商人。俗話說，在商言商，太平軍起義時，他們還擔心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意，可是聽說起義軍是信奉上帝的，是上帝的“信徒”，就放棄了那種顧慮。他們認為，太平軍一旦勝利了，奪取了政權，他們在中國經商將會獲得更多的利益。畢竟彼此都是上帝的子民嘛，共同的信仰，還有什麼不好解決的。甚至有一家英國報紙樂觀地說：“迄今，基督教和貿易已經搞到一塊兒了。隨著基督教的傳播，文明將得到提高，與之相適應，對物質的需要也會增長”。這將是英國貿易的勝利。

宋徵殷油畫作品《太平天國起義》

那麼，西方傳教士和商人在太平天國運動的進行中，獲得勝利了嗎？他們期待的中國遍地都是基督教徒的願望實現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一來，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不思進取，很快便處於發展的劣勢，僅存在14年便宣告滅亡；二來，太平天國領導人並沒有實現西方各國所期待的，大家都是基督信徒，凡事好商量的那種境界。相反的，太平天國領導人不承認列強與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不承認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會”是西方基督的親兄弟。並說，西方基督不是真正的上帝子民，太平天國才是真正的上帝子民，這讓西方世界對太平天國的態度哭笑不得，也有過去的充滿希望和期待，漸漸地對太平天過產生了厭惡之情，並最終參與到了鎮壓太平天國的行動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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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美）丁韙良：《花甲記憶：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第8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茅家琦：《太平天國與列強》，第36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3]何大進：《晚清中美關係與社會變革》，第10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茅家琦：《太平天國通史》上冊，第606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5]茅家琦：《太平天國與列強》，第3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