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蒙元王朝，人們多把其與殘酷、嗜血聯絡起來，其實這只不過是刻板印象給我們蒙上的一層有色濾鏡，馬背上得天下的蒙古人民雖然有著崇武的一面，但也有著之前的中原統治階層不具備嶄新理念，“重商主義”就是其中之一，你可能並不瞭解，除宋代之外，由蒙古同胞統領的元朝同樣是民間資本力量得到飛躍發展的時代之一，而且屏除了傳統封建治理重農輕商的思想，在我國古代的資本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重農輕商

中華文明的興起一直依附的充足的自然資源，在這種天然的地理環境下，農業成為每個政權的產業支柱可謂順理成章，其也是各政治勢力藉以和周邊抗衡的國力基礎，而商業的產生使人們跳出了必須勞作才有所得的發展模式，且收益不菲，有嚴重打擊農業發展的可能性。而且縱觀歷史，商人們多思路跳脫，唯利是圖，對封建政權的穩定有著不小的威脅，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不少商人紛紛從政，而且大肆把持國政，極大地威脅了家天下的集權統治者，其中以呂不韋為代表。所以，自戰國末期以及秦代之後，重農輕商的思想大為提倡，影響後世。

元朝的重商主義

不同於長期佔據中原的原有統治階層，蒙古民眾常年生存在塞外，那裡的環境不比中原腹地，這時民眾間的物資交換就顯得格外重要，這就是即使商貿的繁榮存對世襲的統治階層有著巨大的威脅，但蒙古政權卻沒有重農輕商思維產生的原因。中原王朝羸弱之際，蒙古政權大肆入主中原，建立蒙元王朝，雖說其建制多參考於之前的政體，但在商貿方面卻摒棄了中原地區延續千年的重農輕商主義，而是把蒙古的重商主義帶到了這片地方，《元典章·戶部·戶計·籍冊》中就為我記載了蒙元時期商人地位的大幅提升，“斡脫戶，見奉聖旨、諸王令旨，隨路做買賣之人，欽依先帝聖旨，見住處與民一體當差”，可見這時商人們的地位的確不同往日。

元朝的商貿政策

為了以熟悉的模式加強政權實力，鞏固統治，元朝統治者制訂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促進商貿發展，這一時期個體商戶的利益受法律的充分保護，商業稅收比前朝大幅降低，甚至對週轉困難的商人進行財政幫扶，可見當權者對商業發展的重視程度。此外，元朝統治者還極力促進紙幣發展，立法統一發行紙幣並廢止銅錢等金屬貨幣，極大地方便了商人們的商貿交易，解放了難以估量的商業活力，據傳當時的元寶鈔甚至在一些域外國家也能流通，只可惜當時沒能建立科學的紙幣發行體系，導致元后期紙幣大量超發，人們紛紛擠兌貴金屬，我國古代紙幣的發展至此告一段落。

除了促進國內商業發展之外，元朝政府還積極鼓勵國際貿易。蒙元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就沿襲發展了市舶司作為統管海外貿易的機構，並與周邊國家簽訂條約，促成較為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來華後便在《馬克·波羅遊記》中記錄了當時元朝繁榮的國際貿易。而且據相關史料記載，當時的大元甚至與遠隔千山萬水的非洲各國都有貿易往來。元對外貿易的發展，也使中亞西亞各族頻頻訪華，漸漸地形成了獨特的色目人部族，他們經商有方，極大地提振了當時的經濟，也將自己民族的文化帶到中原，豐富了中華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元政府為了鼓勵商貿，組織人力物力疏通京杭大運河，增加改善運輸線路，並大力發展造船技術與航行技術，元制的船型後世影響重大，甚至有學者認為能夠跨越大洋的鄭和寶船就是在此基礎上改造的。此外朝廷還組織增設驛站，為商賈們的往來提供了不小的便利。都說要想富，先修路，可見當時的元統治者早有這個認識。

其實無論重商還是抑商，都不過是當時集權統治的政治工具罷了，到了現今，商業那無可比擬的發展動力才算被充分解放出來，但我們也要發現純資本理論的侷限性，比如這段時間倍受關注的消費貸事件，看來，國家對商業發展加以適當引導也是必要的，現今黨和政府就做得不錯，相信我國的商業發展畢竟跨入國際頂流行列！

參考文獻：《元典章·戶部·戶計·籍冊》、《馬克·波羅遊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