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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15日,侵華佔駐山西省西北岱嶽的日軍警備隊長林木銳三郎,召集其所管轄的警備隊“興亞團”訓話說:“日本快亡了,你們看,我家六口人都完了日本快沒有人了,我往家裡匯的錢,都被歸了國庫。

完了,日本將亡了,這都是軍閥作的孽啊!”

當天夜晚,林木銳三郎將其行李及日用品全部焚燒,然後拔手槍自殺身死。

這一事件引起岱嶽地方敵偽軍的極度惶恐。

林木銳三郎是日本北海道函館縣人,自從被日本軍閥奴役派遣參加侵華戰爭後的幾年中,曾多次向家裡匯錢寄信,但從未接到家裡覆信。

1941年2月14日在岱嶽(賽姑坊),突然遇見他的弟婦,據其弟婦說:自從林木銳三郎出國後不久,他的弟弟也被徵當兵到中國打仗,1940年在中國河北省作戰時被打死。

林木銳郎匯寄家裡的錢,被日本政府以“聖戰期間暫歸國庫”為名,僅換回幾張“國債票”,說是把中國打下來才兌現錢,結果氣得他那貧病交加的母親大病致死。

從這以後,全家無法度日,林木銳三郎之妻和其弟婦均當女傭求生。

1941年春,其妻和弟婦均被日本政府以“救濟軍人家屬”名義,被強迫隨侵華日軍當“慰安婦”,其十歲小兒不得已做炭工。

其妻已被派遣在漢口供侵華日兵玩樂。

林木銳三郎聽到這些,即痛哭不止,第二天即自殺身死。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後,“日本勞動人民成為盲目的日本軍閥的奴役,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全領域遭受了官僚政府的統制,沒有民權保證的人民,完全是在軍獄的條件之下,被加上了數百億的軍費,人民生活遭遇了全盤的破壞,被推進了貧窮和飢餓的深淵。”

日本軍閥完全地毀滅了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財富,封塞了一切角落的抗議的呼聲,使無數人民大眾淪於戰爭的血海。

侵華戰爭開始後,由於日本國內經濟恐慌,食糧缺乏,反戰厭戰空氣異常濃厚。日本各城市商店雖被政府強迫照常營業,“而人民已無購買力,其他小器皿上之金屬物。

皆被政府搜去,食糧問題之嚴重,更為驚人。

東京及各大城市居民,均食二成大米八成高梁,雜以六成海帶,舉國均在饑饉狀態中”。

又因兵源徵發及戰死者過多,各商店完全僱用女店員,輕工業工廠十分之八用女工,重工業工廠十分之六用女工,車站及街頭人力車幾乎絕跡。

又政府規定:“戰死士兵門首均懸榮譽之家’四字,軍官另有標誌,過其門者均須行禮致敬。”結果各都市鄉村的“榮譽之家”比比皆是,行人每經一街,花去很長時間。

每次軍隊開出,必有萬千家屬仍”泣送”,因此軍閥多令軍隊跑步開出,但家屬仍遙送不捨。

這些情形說明,“反戰厭戰情緒,愈益高漲,雖在警憲森嚴之東京,亦時有反戰標語出現。”

日本侵華後經濟困難的情況,常在日本的許多報紙雜誌上反映出來。比如有些文章叫人忍受貧窮,有的報紙出現叫吃不飽的人去買營養品的滑稽廣告。

日本向來有一種叫“梯子酒”的,嗜飲的酒徒由這一家喝到那一家,稱之“梯子酒”。

由於缺糧,各飯店限制一定食米的供給,進飯店的要吃到幾家才得一飽,因之隨著出現一種梯子飯”的名稱,足見日本國內貧窮至極之情。

日本的“經濟政策可說是一種貧窮政策”,由於消費力的降低,人為的降低物價,減少工資,增重稅收,“使得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感到極度貧因”。

日本的侵華戰爭,既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害了日本人民。

被迫參加侵華戰爭的林木銳三郎的自殺,反映了日本人民對戰爭前途的絕望和對發動戰爭的軍閥的抗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