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國古代儒家思想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官員以及皇帝都是非常注重“天人感應”，代計程車大夫大部分非常注重災異現象，他們將天災與政治緊密聯絡，往往認為君王在政治上有失，那麼老天就會降臨災禍以示告誡。擁戴“天人感應”理論計程車大夫們，可以此抨擊君王不作為；對於有不同政見的官僚階層也容易因災情出現黨爭，使派系爭鬥愈演愈烈，造成統治階級上層動盪。
重大災情上報至朝廷中時，往往會引發官員的激烈討論、上書、獻言獻策，或是為了平息民怨，配合皇帝一起“表演”：祭祀、罪己、詔求直言、廣降德音等，來試圖安撫百姓情緒。為了長治久安，兩宋皇帝對於地方上報的災情資訊是非常重視的，災異之說在兩宋時期頗為尊崇，“天人感應”之說由此成為了災害發生後臣子向皇帝上書最有力的武器。每當重大災害發生後，皇帝都非常的重視災害資訊的收集，希望廣開言路，因此皇帝下詔以求臣民直言成為了皇帝獲得地方災情的重要手段。
一、中央頒佈賑災公文中央在收到地方層層上報的災情，且君臣在朝堂中對災情進行討論，並提出有效的賑災措施後，將會由皇帝直接下詔或宰執代為做出對救災的決策，之後則會由上報時的傳遞路徑再層層反饋回地方政府。朝堂中君臣對救災資訊進行溝通、討論並作出具體救災指令後，所負責的中央各部門機構就都將指令文書經由進奏院負責分門別類、再按照地區透過遞鋪下派到地方。
轉運司職責的繁重，在上報以及下達災情和朝廷的救災詔書時就不免有些延誤，會對救災的時效性產生影響；再結合主要的財政稅收職能會被救災工作所影響，就使得轉運司在接收政府救災命令時顧慮過多，政令資訊向地方下達也深受影響。
兩宋時期政府為了向百姓公示朝廷詔令、有自己專有的媒介載體，其中最主要就是邸報。作為宋代官員，邸報在向基層社會提供及宣傳皇家重大動態、中央政府的實時政令、官員的任免情況、各種軍事戰報、域內域外重大事件、社會文化新聞以及釋出基礎公文來教化民眾、勸學勸農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播報作用。
二、政府對於災害謠言的應對與打擊害發生後，由於其突發性及破壞性，往往政府救災準備不足，災民出現恐慌情緒，從而助長了流言在民間的傳播，一部分深謀遠慮的官員早已瞭解到備災的重要性，在災害未發生之時或是未造成重大損失之時，就早早做好備災、抗災準備，使官府與百姓即使在災害來臨時也臨危不懼，合理有條地進行救災程式。地方官員在救災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救災官員的一言一行都影響著救災工作實施的效果。
災害發生時總有擾亂社會的行動，煽動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來操控輿論，製造混亂，獲取利益。政府積極找出散佈流言的始作俑者，將其嚴懲並公眾，起到威懾作用，是遏制流言的有效措施。他們利用宗教、巫蠱等控制百姓，迷惑災民，既給救災工作帶來麻煩，也使得災民的處境更加艱難，情緒更加不穩。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流民接踵而來，竇卞下令發常平粟以賑濟流民，後民間訛言洪水將至本地，民間輿論紛爭，民心躁動，竇卞遂下令告知百姓：“敢言者斬”。
結語由於災害的發生具有突發性，在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巨大社會危機時，兩宋政府積極進行各種賑災活動。為了使賑災救濟工作快速完成、儘可能減少百姓的損失，宋代制定了相對完整的一套賑災程式。宋自建國以來，各統治者都對資訊的獲取高度重視，兩宋建立了較為有效的資訊溝通渠道，有非常系統的官方公文呈報機構.同時宋代災情的傳播途徑更加多樣化，除了官方各種渠道收集災害資訊的同時，民間災害資訊的收集同樣需要引起重視.
參考文獻:
《續資治通鑑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