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原名柳三變，字耆卿，又字景莊，後改名柳永，因排行第七，又稱柳七，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生於宋雍熙元年（984年）。父親柳宜，曾任南唐監察御史（掌監察百官、巡視郡縣、糾正刑獄、蕭整朝儀等事務），南唐滅亡後，柳宜供職北宋，先後任雷澤縣令、費縣縣令、濮州（今河南範縣濮城鎮）任城令（任城縣令）、全州（今桂林全州縣地域）通判（掌糧運、水利和訴訟等事項，對州府長官負有監察責任）等職，後官至工部侍郎（工部副長官）。
柳永少年時代在家鄉崇安生活，曾留下歌頌家鄉武夷山水的詩篇。青年時代，隨父親遊宦汴京（今開封），因精於音律，善為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聲傳一時”。當時，北宋的都城繁華極盛：元宵，皇帝與民同樂；清明，郊外踏青；端午，龍舟競渡；汴京風情，紙醉金迷。柳永凌雲辭賦，將帝都的“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闈（春天在京城的科舉考試）在即，柳永躊躇滿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此間，宋真宗有詔，“屬辭浮糜”皆受嚴厲遣責，柳永初試落第，憤慨之下作《鶴沖天·黃金榜上》，發洩對科舉的牢騷和不滿，但對登科出仕並未完全絕望。大中祥符八年，柳永第二次參加禮部考試，再度落第。同時，與相好的歌女蟲娘關係出現裂痕，柳永作《徵部樂·雅歡幽會》，抒發失意失戀的苦悶情緒。天禧二年（1018年），長兄柳三複中進士，柳永第三次落榜。天聖二年（1024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憤而離開京師，與情人（或為蟲娘）離別，作著名的《雨霖鈴·寒蟬悽切》，由水路南下，填詞為生，詞名日隆。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憊，柳永作《輪臺子·一枕清宵好夢》，追憶“卻返瑤京，重買千金笑”，感嘆“芳年壯歲，離多歡少”。天聖七年，柳永返回京師，汴京繁華依舊，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觸目傷懷，柳永又離開京都，前往西北。此後漫遊渭南、荊湖一帶。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親政，特開恩科，對歷屆科場沉淪之士的錄取放寬尺度。柳永聞訊，即由鄂州趕赴京師。是年春闈，與其兄柳三接同登進士榜，暮年及第，柳永喜悅不已。柳永中進士後出任睦州（今浙江建德）團練推官（團練使下掌推勾獄訟的官員）。到職後，他改變過去作風，勤於職守，很快得到知州呂蔚的舉薦，但因侍御史郭勸反對未得升遷。在睦州任內，他寫下一首《滿江紅》，生動形象地描述桐江的優美景色，深受當地民眾喜愛，每逢迎神歲祀，都要歌唱此詞。景祐四年，柳永調任餘杭縣令，他撫民清淨，深得百姓愛戴。
寶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曉峰鹽場監（鹽場長官）。任職期間，他接近鹽民，了解到鹽民終歲辛勞還是飢寒交迫，寫下《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營？婦無蠶織夫無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輸征。……周而復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驅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貧！”表達了對鹽民苦難的深切同情。
慶曆三年（1043年），柳永調任泗州（今安徽泗縣）判官（地方長官的僚屬，輔理政事）。時柳永已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績，按宋制理應磨勘（官員考績升遷）改官，但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選調”，是年秋，進獻新詞，因有“太液波翻”等語，不合聖意，改官無果而終。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副宰相），頒行慶曆新政，重訂官員磨勘之法，柳永投訴，才得入京任著作郎（掌修纂日曆，撰寫碑誌、祝文、祭文等）。皇祐元年（1049年），轉官太常愽士。次年，改任屯田員外郞（掌屯田、營田、職田、學田等諸事，從六品），後以此致仕（退休），定居潤州（今江蘇鎮江）。皇祐五年，柳永與世長辭。
史載柳永的軼聞典故有“奉旨填詞”、“白衣卿相”等。奉旨填詞說的是，柳永作新樂府，為時人傳誦，仁宗洞曉音律，早年亦頗好其詞。但柳永好作豔詞，仁宗即位後留意儒雅，對此頗為不滿。臨進士放榜時，仁宗引用柳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遂刻意劃去柳永之名。此後柳永不得志，遂出入青樓歌館以自遣，自號“奉聖旨填詞柳三變”。白衣卿相說的是，柳永年輕時應試科舉，屢屢落第；即暮年及第，又轉官落魄，終官不過屯田員外郎。由於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便以畢生精力作詞，並在詞中以“白衣卿相”自詡。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但骨子裡還是忘不了功名。柳永是矛盾的，想做一個文人雅士，卻擺脫不掉對俗世生活和情愛的眷戀；而醉裡眠花宿柳的時候，卻又在時時掛念自己的功名。然而仕途上的不幸，反倒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了充分發揮。
據傳，柳永死時一貧如洗，無親人祭奠。歌伎們念他的才學和痴情，湊錢替其安葬。每年清明節，又相約赴其墳地祭掃，並相沿成習，世稱“吊柳七”或“吊柳會”。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詞家，存世詞作有《樂章集》等。作為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代表人物，柳永運用晚唐和五代民間曲子詞的形式，以“賦法入詞”，鋪敘展衍，大膽創新，創作了大量的長調慢詞。在創作過程中，他擺脫五代花間派刻鏤雕紅浮靡之風的影響，用自己親身感受寫下了多方面題材的作品，如《迎新春》雲：“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鰲山聳，喧天蕭鼓。漸天如水，素月當午。香徑裡，絕纓擲果無數。”生動描繪了帝都的繁華，鰲山燈節的熱鬧和市民狂歡的情景。《望海潮》描寫杭州的景色，即有“煙柳畫橋，風簾翠幕”的清麗，又有“雲樹繞溪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的壯觀。從唐到宋，一般文人士大夫因不甚熟通音律，詞的形式多為單調的小令或中調，柳永擴大詞的規模和領域，又“變舊聲作新聲”，遂使慢詞長調，“始行於士大夫間”，以致後來的大詞家無有不受其籠罩者。宋人王灼曾說：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禮、万俟詠等六人，“源流從柳氏來”。即使是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等人，也無不受惠於柳永，柳永是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大詞人。
柳永未入仕前，敢於蔑視傳統禮教，大膽和民間樂工、歌女等藝人接觸，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所思所想，為他們譜寫了大量彈唱的新詞。這些詞感情真摯、語言通俗，如在《雨霖鈴》中，用“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表達與佳人悵別情景，膾炙人口，千古傳誦。又如《鳳棲梧》詞雲：“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然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裡，無言誰會憑欄意？”把無限愁情蘊含在無言之中，使草色煙光染上感情色彩。由於柳詞“善於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自然”，因而深受民眾喜愛，時稱“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柳詞風行一時廣為傳唱，詞家對其評論最多的是其“俗”的特點：柳詞之俗，突出表現在其通俗易懂，大膽率直及濃厚的世俗情味。清人宋翔鳳說：“耆卿失意無聊，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但僅以“俗”字視柳詞，則未免偏狹。蘇軾曾說：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漸霜風悽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唐人高處，不過如此。蘇軾能從柳詞中發見其高華深雅之境界，不獨在推賞柳氏之一詞一語，更在振聾發聵，張揚一種登高望遠的逸懷浩氣。蘇軾之論，對啟發人們透過“俗事”、“俗情”，以發見柳詞之“雅”，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亦俗亦雅，雅俗相兼，平處明白家常，高處清勁渾雅，舉首放歌，這正是柳詞獨具的審美特徵。
（作者系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和地方誌編纂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