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透過讀書覽史，偶然窺見了一個有趣的史實，這就是開州歷史上有兩個人，同一年參加鄉試考取了舉人、次年又參加殿試同時被錄取進士，而且，兩個進士又與中國近代史上風雲人物曾國藩都曾經有過重要的人生交集。

曾國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曾子七十世孫。晚清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散文“湘鄉派”發起人，他創立、統帥湘軍平定太平軍；亦與李鴻章等人一道，積極開展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拯救民族危機。

（一）

清代晚期，開州有兩個著名的人物，一個是李宗羲，另一個是沈西序。二人與曾國藩都有過重要的人生交集，這就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人赴四川省城成都參加鄉試（1905年科舉制被現代學校取代之前，由各地的秀才，統一到各省城參加考試，稱之為鄉試，一般在秋季八月舉行。明清兩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舉行的一次考試，考中的就叫舉人，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 叫亞元，考中舉人，就可以有做官的資格了。）

那一年，曾國藩在成都主持了四川鄉試。作為四川鄉試大主考官，他透過閱卷，賞識沈西序、李宗羲二人之才，尤其對沈西序讚譽有加，將沈西序列為第二名“亞元”，沈李二人皆大歡喜，都考中了舉人。

沈西序的鄉試作文《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和一首五言八韻應制詩被收入《四川闈墨》（科舉時代，鄉、會試選印的中式的優秀文章稱為“闈墨”，供後來準備應考的人閱讀鑽研，相當於今天的高考優秀作文選例）。

曾國藩是傳統文化最後一批代表之一。在儒家思想史上，先秦的孔孟、漢代的經學，及至宋明以來的義理之學，都要求一個人要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道德意識，學以致用，去關注社會現實，解決社會問題，實現國治民安，體現“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

曾國藩作為鄉試主考官，與沈李二人有師生之誼，二人也算是他的門生。曾國藩褒揚、勉勵沈、李兩位後生更上一層樓。在封建制度逐漸塌陷，西方資本主義對本土社會造成很大沖擊，社會面臨鉅變之際，以儒家傳統文化的“入世”精神 去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

在曾國藩的勉勵和感召下，二人備受鼓舞，於次年（1844年）赴京參加殿試（是科舉制最高級別的考試，皇帝在殿廷上，對會試錄取的貢士親自策問，以定甲第。錄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的稱號，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的稱號；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的稱號。 ）

結果，沈李二人不負期望，李宗羲中進士二甲第二十五名，沈西序中進士三甲第21名。二人皆進士中第，使開州名聲大振。要知道，當時清朝有2000多個縣，每年進士錄取名額一般在300人左右，可以想象，考中進士有多難？更何況一個縣能同時考中兩人，二人由此進入仕途。

此後，李宗羲分配到安徽以“知縣即用”，擔任安徽英山縣知縣，開啟仕途旅程。李宗羲由從政到告老還鄉，20多年時間裡由一介書生，以一個小縣的知縣，成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經歷了三個皇帝，又處在對外、對內戰火不熄的年代，並非輕而易舉的事。他在報國忠君、執政為民思想的指引下，所做的一些好事，遺澤後代，載諸史冊，至今叫人難以忘懷。

其間，李宗羲作為曾國藩下屬和幕僚還共事過，在曾國藩去職後，李宗羲接替其兩江總督兼兵部尚書之職，這又是二人的人生一次重要交集，也是最後一次。李宗羲任職後奉職守則，為國家、人民和鄉梓建功、立德和立業。

他在晚清內憂外患之際，加強防務，興修吳淞、江陰炮臺，以圖禦敵；

主張開發臺灣，設製造局，自練防海之師，為沿海各省聲援，認為可以絕東西各國窺伺，此中國防海之要略；

李宗羲在任兩淮鹽運使（從三品、相當於今天副省、部級）時，因運河失修，河運不暢，開鑿了一條新的航道，解決了運鹽上的困難，保護了兩淮鹽業；

太平軍撤離江寧（南京）後，李宗羲任布政使（相當於現在正省、部級），他創立“招墾法”，洪災後，施行半工半賑法，救濟受災民眾，使當地三十萬以上的民眾得以活命；

在家鄉病休之際，不畏強權，秉公持法，使東鄉（宣漢縣）冤案平反昭雪；

關懷故鄉，為鄉梓癢序培俊堂（開州中學校前身）捐資傾力。

沈西序中進士後，在貴州為官任職22年。其間歷任貴州普安縣知縣；正安州知州；仁懷直隸廳同知及畢節、貴築縣令；後擢貴陽知府，遷大定知府兼署貴西道，直到官至貴州按察使兼署理黔省軍需總局（按察使又叫“臬臺”，在清代為三品銜，相當於今天的副省、部級）。

沈西序曾任大定知府。全國四大名志之一的《大定府志》是由大名鼎鼎的林則徐先生作的序。林則徐研究全國地方誌，但他一生從未給其它地方誌撰寫過序言，只有《大定府志》是唯一例外，足見《大定府志》在林則徐心中的地位。

沈西序1866年離職回到家鄉開縣。

（二）

李宗羲與沈西序進可以為國家重臣名宦作社會棟樑，退可以回到家鄉為鄉紳、鄉賢興學為師。他們二人以社會責任為己任。，關心社會，回報社會，

李宗羲為官時為開州培俊堂捐2000兩銀子辦學，中舉人後曾經擔任過盛山書院院長；沈西序回開後在培俊堂為師，並擔任過山長（書院主持人），為培養人才，激勵開州士風，推進開州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起到激揚作用。後來發生的兩件事，或許與二人有一定的關聯。

一件事是1895年3月，在康、梁領導的戊戌變法“公車上書”活動中，全國有1200名舉人陸續在京簽字，要求變革，其中從開州培俊堂、盛山書院走出的開州舉人有6人參與其中。

在國家和社會遭遇危機的時刻挺身而出，是開州舉人的良知使然，這是一種價值觀念。這樣的舉人除了獻身專業工作以外，還深切地關懷著國家前途和社會公共利益之事，超越了個人利益。儘管路險且又長，但開州的舉人們仍然胸中有丘壑，眼底有山河。

另外一件事，培俊堂培養出神州大地上眾多人才，其中，走出了赫赫有名的共和國一代軍神劉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