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歷史五千年，在北宋王安石變法之後的幾百年裡，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改革只有明朝張居正改革。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張居正改革（又稱萬曆中興）是在明神宗時期，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緩和社會矛盾，在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進行的一場變法革新運動。特別是“一條鞭法”的實施，極大地緩和了土地兼併的矛盾，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大大提高。

這兩場變法都使得國家在短期之內強盛起來，但是變法的核心措施在後期都被廢除。那王安石和張居正的改革為什麼都以失敗收場呢？

第一，這兩場改革都有嚴重的社會脫節性，缺乏廣泛的受眾基礎。簡單的來說就是這兩場改革的受益群體太少了，這兩場改革所服務的物件都是“國家”，除了改革派那群人，基本沒有什麼改革受益群體。例如張居正改革，原本交稅的只有農民和地主，現在改革之後，有功名的讀書人以及貴族們通通要交稅，這就使得原本的非利益既得階級還是處於艱苦的生活中，而原本的利益既得階級變成了非利益既得階級，幾乎社會的所有人都成為了為國家工作的機器人，這樣的改革結果是不能長久的。

誰都不願意無償為一個人服務，更何況這兩場改革還要求全社會所有人無償服務於“國家”。這兩場變法的改革者就好比告訴一個人，你要好好勞動，勞動之後的大部分財產要上交當時的中央政府，然後還告訴你這是為了國家的強大，希望你理解。這不是挺搞笑的嗎？所以維護改革成功的力量才會如此的薄弱，以至於王安石變法還沒成功就被宋神宗廢除了，張居正死後就被貴族們清算。

第二，這兩場改革都忽略了使得國家強大的順序。人是向利的動物，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人只有在自身的基本需求滿足的情況之下，才會考慮更高層次的需求。在當時那個人民群眾連飯都吃不飽，衣服都不夠穿的年代，人民群眾哪有什麼“國家”的概念。所以，要想富國，首先要富民，只有人民群眾都富起來，這樣國家才能真正且長久地富起來。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變法非商鞅變法莫屬，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商鞅變法真正地實現了人民群眾對富足生活的追求。人民群眾富足起來了，才會真正思考“國家”強不強大。其實在實現民眾富足的同時，國家自然也就強大起來了。

《事林廣記》：

“飽暖生淫慾，飢寒發善心。”

而反觀這兩場改革，都是透過剝削社會所有人的利益來維持所謂的國家強大、國家富足，這要不是到了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刻，估計當時並沒有多少人願意被這樣剝削下去的。在當時改革期間，國家確實是強大了，但是幾乎所有的社會群體，尤其是社會底層的人民反而是生活更加艱苦了。

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失敗，與其改革之初的理想性有很大的關係，兩場改革都忽略了國家富強的順序，企圖在幾十年間使得國家富強。結果使得他們的改革並沒有多少既得利益階級，失去了實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階級來維護改革成果，改革自然也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