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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和陳獨秀有些像,只是父母雙亡,由祖父撫養成人,1913年留學日本,他向《甲寅》投稿,得識章士釗和陳獨秀,建立起終生友誼。

1914年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哪個是李大釗?

1914年李大釗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學科,學習了國家學原理、帝國憲法以及經濟、史學、法律等課程,接觸了日本社會民主黨創始人社會學家安部磯雄,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十月革命訊息傳來,李大釗敏感地看到了它的巨大影響,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講演,他說:

法蘭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紀末期之革命,是立於國家主義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會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法國革命與愛國主義相依,俄國革命與人道主義並存,法國革命處於國家主義發達時代,其愛國精神恆為戰爭之泉源,俄國革命處於人道主義、世界主義萌發的時代,其愛人的精神足為和平之曙光。

一戰勝利訊息傳來,舉國以為公理戰勝強權,北京大學放假三天,大家到天安門前搭臺講演,李大釗說:

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資本主義就是這祥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祥戰勝。

陳獨秀要發表《庶民的勝利》,李大釗言猶未盡,繼續寫了《 Bolshevism的勝利》:

(俄國革命者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製度打破……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的中央統治會議,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按即Congress指美國等國的議會),沒有巴力門(按即Parliament指英國等國的議會),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裡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先造歐洲聯邦民主國,做世界聯邦的基礎。這是Bolshevikii的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

李大釗由此開始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

朱志敏著《李大釗傳》。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釗和陳獨秀創辦《每週評論》,它有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文藝時評、隨感錄、新文藝、國內勞動狀況、通訊、評論之評論、讀者言論、新刊批評和選論等十二個專欄。陳獨秀在這個刊上發表文章時常署名“隻眼”,李大釗署名“常”“ 守常”“ 明明”“ 冥冥”等,胡適、高一涵(涵廬)、王光祈(若愚)等也常為《每週評論》撰稿。《每週評論》完全是個針砭時政的刊物,它與《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補充。

胡適的字還可以

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六卷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對該刊創辦三年以來所進行的宣傳作了總結,並從根本上反擊頑固派的進攻。陳獨秀說:“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e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下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古文家林紓對廢古文興白話批儒教憤憤不平,創作《荊生》《妖夢》攻擊新文化,《妖夢》小說裡的第一位人物元緒公是白話學堂的校長(影射蔡元培,元緒即烏龜,是罵人的話),田恆為教務長(影射陳獨秀),還有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適)。田、秦二位提倡白話,元緒贊同,最後來了一位妖怪把三人統統吞噬了。

編輯部由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3人組成

新舊鬥爭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場了。參議員張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締《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則將由新國會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彈劾蔡元培,矛頭對準陳獨秀。全國眾多報刊捲入爭論,北大學長、教授會、主任會原擬定這年暑期後實行文理科合併,不設學長,設一教務長統轄教務,現在迫不及待地提前於4月8日實施了,推舉馬寅初任教務長。為封建惡勢力最痛恨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下臺了。蔡元培解釋說,陳獨秀雖不當文科學長,但還是北大的人員,這是屬於北大內部機構的變動。

任建樹《陳獨秀傳》。

書林評說。陳獨秀同胡適建立聯絡,是透過老朋友汪孟鄒的幫助。汪與胡是同鄉,1915 年10月6日,汪孟鄒寫信並寄《青年雜誌》一冊給胡適,告訴他這個雜誌是皖人陳獨秀主編,並向他約稿。12月13日,汪再次寫信給胡適,重申陳獨秀約稿之懇切。1916 年2月3日,胡適寫信給比他大12歲的陳獨秀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胡適認為,國語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而白話則是一種活語言,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文學不當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國人為大能事。陳獨秀對胡適的意見,表示“甚佩、甚佩”,請他在課餘之暇,為《新青年》多譯那些短篇名著,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兩人遠隔重洋,一個在東半球,一個在西半球,文學改革的事業把他們聯結在一起。人與人的交往,是有很多機遇的,有的是別人給的機遇,有的是自己創造的機遇,而陳獨秀與胡適,既是自己創造的機會,也是朋友促成的。以後,雖然政見不同,但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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